Professor Liu Yuli
尊敬的諸位同學，諸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繼續學習《論語治要》。我們上次學到顏淵篇。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徒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劉寶楠《論語正義》引吳嘉賓說“克己復禮，崇德辨惑，皆古之言也”。那么從這里可以看到崇德辨惑也是古時的成語。崇當“高”字講，崇德就是崇高其德行；辨惑就是辨別疑惑。如果遇事迷惑顛倒，拿不定主意，那就要辨別得清清楚楚。子張問這兩條，孔子分別答復，先說崇德?！白釉唬褐髦倚磐搅x，崇德也?！?一要以忠信為主，忠就是忠誠，信就是信實，不弄虛作假，不欺騙人，不說瞎話，這就是忠信。如果口犯妄語，惡口，兩舌，綺語，這就是不忠信了，懂忠信才是有德。那么在鄭康成《學而篇》的注云，“主，親也”，這個主有兩種解法，前面是以忠信為主，那么鄭康成的注解是親的意思，意思是對于忠信之人應該親近，這個是講主忠信。另一條就是要徙義。這個“徙”是遷徙的意思，“義”當宜字講，和適宜的宜是相通的。合理者，合宜者為義；不合理者，不合宜者就是不義。如果你所辦的事情不合理，馬上改過來照合理的辦，這就是徙義；照合理的辦，這就是有德了。再說辨惑，孔老夫子說“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笃鹩谌诵闹i，難以解釋，所以孔子在這里舉了一個事例加以說明，比如喜愛一個人的時候，就是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即欲其生；后來對他厭惡的時候，對他恨得不得了，甚至希望他死。對于一個人，既欲其生，又欲其死，這是單憑愛惡而沒有一定的主意，這就是惑，就是迷惑顛倒，那么這說明一個人沒有辨明決斷的智慧。
那我們再看下一句，“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在通行本上有這個也，在治要本就是“聽訟吾猶人”?！氨匾彩篃o訟乎”，孔子聽訟和別人沒有什么差別，也就是聽取雙方所訟之辭，來判定誰是誰非，誰曲誰直。但是他和別人不同之處是什么呢？就是使人無訟?！氨匾病眱蓚€字很重要，就是一定要使人不再起爭訟、不去訴訟，就是叫有爭訟的人官司也不打了。那么在舜的時候皋陶訂五刑，《書經》上記載說“刑期無刑”，就是他制定刑罰的目的其實不是為了去懲罰人，而是希望人們有戒慎恐懼之心，而不再去觸犯刑罰。所以在堯舜的時候沒有犯人，獄中長草，囹圄空虛。到周文王的時候，我們以前講過他在做西伯的時候，有虞、芮兩國的國君因為田產來爭執，到了周家請他去評理。但是到了周文王統治的地方，看到無論是農人、行人還是士大夫無不是謙遜禮讓，看到這種情景，虞芮兩國的國君就慚愧地回去了，把所爭之田讓為閑田，這就是以德化人使其無訟的歷史證明。孔子為什么能使人們無訟呢？使人無訟就是以德化人。比如說為政篇所講“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能無訟的人就是國家在足食之后，最重要的是實行教化，進行道德教育。如果沒有倫理道德的教育，百姓犯法就給予處罰，這就叫“不教而殺”，孔老夫子把這稱為虐政。那聽到這里很多人就問了：西方人也沒有像我們這樣強調道德教育，他們僅僅就靠制度不就把自己的國家治理好了嗎？也沒有出現像我們國家所出現的貪污腐敗問題，食品安全問題，國有資產流失問題等等。所以我們只要把西方的制度搬過來，那么這些社會問題就能得以解決了。這個觀點在現在社會普遍流行，實際上這個觀點也有偏頗之處，偏頗之處就在于它忽視了西方的民主法治得以產生的歷史文化背景。從西方的歷史上看，西方的文化是一種宗教文化的傳統，比如說我們到國外去旅游，西方人帶我們去看最多的地方就是教堂，似乎除了教堂還是教堂，這就是他們的歷史遺跡。這說明宗教文化在西方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產生了很深的影響。所以他們的制度之所以得力，也是因為長期的宗教教育培養人內心的自律，如果沒有這種內心的自律，那么這個制度仍然不會起作用。但是我們在向西方學習的時候，我們僅僅看到了西方重視制度建設的一面，誤以為只要把西方的政治制度搬過來，那我們這些社會問題就得以解決了，但是實際上卻出現了異體移植的弊端。什么叫異體移植呢？就是這個制度在西方國家能夠實行的很好，很有效果，但是一搬到中國來就會出現水土不服，那么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于公民的道德素質沒有得到相應的提升，也就是我們沒有像西方歷史上的宗教教育。在中國歷史上，道德教育是靠儒釋道三家來共同推行的。那么儒釋道三家講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倫理，道德，因果。所以因果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皆報”的這種觀念深入人心，所以它取代了宗教教育，使人們不敢去作惡。所以西方人也很多人在研究為什么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像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這樣的宗教教育，但是中國人卻很有倫理道德的底線，為人謙恭有禮。為什么呢？就是因為因果教育取代了宗教教育。因為如果上帝他是一個真正公正的人，那么在人臨終的時候，其實他也是根據這個人一生中所做的善惡之事判定他去天堂還是地獄。那么中國人直接講因果，就直接告訴他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那么這個更直接更徹底。所以在五四運動和十年文文革之后，我們對傳統文化的批判使倫理道德因果的教育斷層了，甚至被認為是迷信。結果這種觀念，這種教育缺失了，最后導致的是無法無天。什么是無法無天呢？既不相信世間的法律，因為世間的法律監督機制不健全，人們通過行賄受賄就可以逃過法網法律的處罰。那么無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又不相信天理。這個天理之一就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那么結果人就無惡不作了。所以，在西方有一個著名的美德倫理學家叫麥金泰爾，他寫了兩本書，非常地著名。一本書叫《追尋美德》，在這本書中他就說道：無論道德原則有多么具體和完美，如果人們不具備道德品格或美德，這些原則就不會起作用。他說，無論美德與法律之間在其他方面有著怎樣的密切聯系，對于法律的應用而言，它僅僅對那些擁有正義的美德的人才有可能發揮作用。也就是說公平正義的制度必須得有公平正義美德的人才能設計出來。如果這個人自私自利，想到是自己的利益和小部門小集體的利益，他不可能制定出公正公平的制度。即使公平正義的制度設計出來，在推行的過程中也必須得有正義美德的人才把它實施到位。
那么這一點其實早在《荀子》上也就有類似的說法。在《荀子》上是這樣說的，他說禮法制度不能孤立的存在，有了圣明的君主禮法制度才會存在；失去了圣明的君主，禮法制度也就隨之消亡，這就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道理。這個道、這個禮法制度雖然很好，能夠對你的人生、對社會的和諧有所幫助，但是你不去學習，對它也不信任，把它束之高閣，甚至還批判它是迷信、是封建、是落后，那么它對你的幸福人生、和諧社會的建設也起不了任何的作用。所以這個法是治理國家的憑依，而人也就是古人所說的圣賢君子，是法治的本源，也就是他們才是制定法律制度的人。所以有了賢人君子，法律即使簡略，也能夠使國家得到普遍的治理；如果沒有了圣賢君子，法律即使很完備，也會使國家混亂。所以圣明的君主迫切想得到的是治國的賢才君子，得到了這樣的人，自身就可以很安逸，而國家也能夠得到很好的治理，功績偉大而名聲美好；如果不能得到治國的人才，就會自身勞苦而國家混亂，功業敗壞而聲名狼藉。無論是對一個國家而言，還是對一個單位集體而言，最重要的是能夠得到德才兼備的有責任感的人才。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通過道德教育培養具有道德素質的人，特別是領導者才是社會治亂的根本。在《群書治要?傅子》上也有一句類似的話，這句話對于我們看清在反腐倡廉的過程中制度建設和人，也就是道德教育之間的關系非常有啟發、有幫助。因為反腐倡廉的過程中我們一直在問一個問題：到底是制度重要？還是人更重要？哪一者是根本？那么這一句是這樣說的：“明君必順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意思是說賢明的領導者必須推行好的制度才能達到社會安定。換一句話說好的制度重不重要？當然很重要。所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各方面的改革，特別是制度上的改革還是十分及時和必要。但是古人也同時看到并不是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夠實現大治，還必須有賢德的人去推行好的制度。正如在今年11月26日，習近平同志在考察曲阜的孔府和孔子研究院后這樣強調：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必須加強全社會的思想道德建設，激發人們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養培育正確的道德判斷、道德責任，提高道德實踐能力，尤其是自覺踐行能力，引導人們向往和追求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和向善的力量。只要中華民族一代接著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們的民族就永遠充滿希望。從這一段講話中我們可以看到，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重視人的道德教育。
如果僅僅關注公平正義的制度設計而忽視了對人的道德教育，就會有三個問題是不能夠解決的。第一，是難以防患于未然。在《大戴禮記禮察篇》上有這樣一段話，“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那么這句話就是告訴我們一般人的智慧能夠看到已經產生的、已經出現的現象或者結果，但是不能夠看到將要發生的事情。而禮恰恰是能夠防患于未然，而法是等消極結果已經產生了才給以事后的補救、事后的制裁，所以法的作用容易被發現、容易被理解、容易被看見，但是禮所起到的作用卻不是一般人所能洞察的。那么關于禮和法的這種禮的防患于未然的效果，我們可以通過中醫的效果和西醫的效果來加以對比說明。我們都知道歷史上有著名的神醫叫扁鵲。他有兩個哥哥，也都是醫生。有一次魏文侯就把他們請來問，我聽說你們三個兄弟都是醫生，究竟哪一個人醫術最高明呢？扁鵲回答說：是我的大哥醫術最高明。為什么呢？因為他給人講養生之道，按照自然節律去飲食起居，所以這個人基本上可以不得病，但是他的名聲出不了這個人的家里。我的二哥醫術其次，他在病人有小小征兆的時候就可以發現給以對治，而這個人也不會得什么大病，但是他的名聲出不了病人所居住的這一條街。我醫術最差，但是我的名聲卻傳遍了整個的諸侯國。為什么呢？因為我是等這個病人已經病入膏肓了，不得不采取一些大的手段、大的動作。比如說鉗開他的血脈，給他進行針灸，再喝上一些有副作用的湯藥，結果三下五除二把他從死亡線上拽回來了。大家一看都佩服得不得了，說扁鵲可以妙手回春，起死復生。所以我的醫術最差，但是我的名聲卻傳遍了整個諸侯國。那么從這個故事中我們就明白了為什么現在西醫的影響超過了中醫，為什么西方管理方式管理理念影響超過了中國傳統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因為一般人的智慧只能看到已經發生的、已經產生的影響，而看不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這是禮的第一個作用。
第二就是我們如果忽視了道德教育而只是重視制度建設，就會導致“民免而無恥”?？桌戏蜃釉凇墩撜Z》上說“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我們設置了各種各樣的政令條款，人們只要觸犯了這些政令條款，就給他以刑罰的處罰。那么結果是什么呢？人們因為懼怕處罰免去做壞事，或者他仍然想方設法的做壞事免于法律的制裁，但是卻沒有羞恥心，甚至還認為這是自己聰明智慧的結果，沾沾自喜。那么在西方社會這些現象就很普遍，比如說反社會行為比比皆是。這個反社會行為在西方被稱為Antisocial behavior，也就是沒有觸犯法律的不道德行為。比如說青少年吸毒、酗酒、賣淫、鄰里糾紛，青少年倚強凌弱等等。而青少年犯罪的年齡越來越小，離婚率也不斷攀升，青少年犯罪率也是不斷攀升，這些問題也都是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問題。那在我們中國這幾年經常聽說這樣的現象，說這個孩子才十三四歲但是都已經有墮胎的行為了。這個孩子才十三四歲，就有這樣的行為，影響了自己的健康，影響了自己一生的幸福，那么這些現象是靠法律監督機制無能為力的。
那么第三個問題，如果我們只是專注于制度的建設而忽視了人的道德教育，就會導致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現象。有一次我們去開國際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有一個西方的學者，她還是一位女士，就站起身來用非常諷刺的口吻說：你們中國人千萬不要盲目的向西方人學習。為什么呢？因為我們的西方國家并不是像你們想象那樣理想。恰恰相反，還出現了你們幾千年前老子所描述的情形。什么情形呢？那就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也就是我們的法律條款一天天更具體、更細致、更嚴密，滲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說我們食品安全有問題了就有食品安全法，各種各樣的現象出現了，就有相應的法規來懲罰來防范，但是違法亂紀的人，鉆法律空子的人并沒有因此而減少。這是什么原因呢？因為在現代以來，很多人宣稱上帝死了，很多人認為宗教是迷信，不再信仰上帝了，特別是年輕一代越來越排斥宗教信仰。但是他們的政治制度仍然是以公平正義為核心來進行制度安排的，所以也出現了這樣的現象。所以法律監督機制很嚴厲很嚴密，人一犯罪確實可以把他關進監獄。但是如果缺少了道德教育，人們在監獄里學到的是更加狡詐的作案方式，一旦被放回到社會仍然會危害人群，所以并沒有根本上解決問題。而我們在現在社會還出現了人們不以進監獄為恥，反以為榮的現象。據說人們到監獄之后都在交流什么問題呢？他們就這樣問：你第幾次進監獄了？這人很不好意思，他說我是第一次。結果對方一聽就說了：你才是第一次呀，我已經是第三次了。說起來很驕傲很得意，還以進監獄多沾沾自喜，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那么現在的警察還執法犯法，幫助犯人來做一些事情來以此受賄得好處。所以監獄已人滿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為由的現象也比比皆是。政府不得不拿著大量納稅者的錢去建設監獄，因為舊的監獄已經住滿了。所以有人說如果我們不好好地把學校辦好，把教育辦好，我們就要拿著大量的錢去建設監獄。那么這些問題確實是觸目驚心，所以我們從這里深刻的體會到到底什么是本什么是末。
《群書治要?袁子正書》上也說，“不能止民惡心，而欲以刀鋸禁其外，雖日刑人于市，不能制也”。也就是說你不能制止人們作惡的心，只是以刀具刑罰制止人的行為，就是每天都在執行懲罰，也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屢屢發生。在麥金泰爾的另一部重要的著作《誰之正義-何種合理性》中，他也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如果忽視了個體美德的培養，所謂的正義制度、正義規則是誰之正義呢？缺少主體性。所以他說倫理學的任務不應該是制定正義的制度和規則，而應該是 回復到亞里士多德的美德倫理，把對人的美德培養恢復到核心的地位。由此可見社會和諧與否，國家能否治理好，反腐倡廉能不能有效果，從根本上取決于人心的善良和行為的正當，這就是古人所說的“人心正則國治，人心邪則國亂”，也就是我們總書記所說的“國無德不立”。要有德，必須進行道德教育?，F在我們很重視對領導干部的選拔和任用，但是好的領導不是一下子就能產生的，必須有一個長期教育和熏陶的過程才能使人成為有道德的人。所以必須靠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的配合，才能培養出好的有德行的領導干部。在《群書治要?淮南子》上也這樣說道：“不知禮義不可以刑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鬃羽B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這段話就是說靠法律和制度建設，可以把不孝的人判處死刑。古代的人說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如果一個人打罵父母，打罵祖父母，按照法律應該是被斬首的。雖然法律能把不孝的人判處死刑，但是培養不出像孔子曾子那樣高尚的德行。像曾子對父母很孝敬，所以他出外，家里來了人，他的母親靈機一動，怎么能讓曾子知道呢？她就把自己的手指頭咬破了，結果曾子心里就感到一陣疼痛，母子連心，他知道母親有事了，趕緊往家跑。結果回到家一看，沒有什么事，只是因為家里來了朋友，母親希望他知道，快點回來。所以你看曾子孝心，他有這樣至誠的孝心所以能夠感到他母親身體的變化。那我們現在的人為什么感受不到了呢？聽起來這樣的故事像天方夜譚了呢？因為我的心沒有和父母在一起，沒有心里處處掛念著父母，所以即使我們的父母手指頭都咬破了，他可能還是無動于衷。什么原因呢？心思不在父母身上了。在哪上面了呢？在財色名利上面了。這顆心就不真誠、不覺悟、不敏銳了。所以古人把這個忙字寫得很有味道，是一個豎心旁加一個亡字，告訴我們什么叫忙呢？就是我們的心已經不覺悟、不敏銳了，觀察不到周圍人的需要了，甚至連父母的感受需要都感覺不到了。在母親節的時候，有一些記者去采訪了很多成功人士，企業家領導干部等等。就問：你認為最好的孝敬父母的方式是什么？如果這些人就開始夸夸其談，那我要讓我的父母過上好的生活，住上大房子，住上豪華轎車……結果這些記者又去采訪了這些兒子的母親，說你您認為您兒子最好的孝敬您的方式是什么呢？結果這些母親都無一例外地這樣說：唉，我也不希望住什么大房子、坐什么豪華轎車，我只希望我的兒子有時間多回家看看，陪我聊聊天，嘮嘮家常就夠了。所以你看我們因為自己的私利而奔忙，為了名利而朝九晚五的去工作，對于父母的感受已經體察不到了。當然如果一個人兢兢業業地去工作，是為人民服務、為國盡忠，這是他父母所期望的，這是更高層次的孝，這是大孝。但是這個人有時間和朋友去應酬，但是卻沒時間去看望父母，這就是為了自己的自私自利而奔忙了，這不是為國家盡忠。法律可以把不孝的人給殺掉，但是培養不出曾子孔子那樣高尚的德行；法律也可以把偷盜的人給以懲罰的處分，但是培養不出像伯夷那樣廉潔的節操。伯夷是商朝人，后來周朝滅了商朝，他不愿意吃周朝的糧食，最后餓死在山里，他這樣廉潔的節操也不是靠刑罰懲罰可以得出來的。再比如孔老夫子培養的弟子有三千多人，其中有賢達的七十二人，每一個人都能夠做到在家孝順父母，出門尊敬長輩，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社會大眾的表率。這是靠什么呢？這是靠教育所成就的。前幾年在安徽省廬江縣湯池鎮，舉辦了廬江文化教育中心，用傳統文化來教育村民。結果短短的時間就使民風大為改善，影響了很多來參觀學習的人。凡是到廬江學習過的人，都能夠為那里面的老師身體力行的傳統美德的作風而深深地感動。這里邊的每一個老師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在感染著、教育著來學習的人。為什么他們能夠做到這一點呢？不是靠法律機制、監督機制、懲罰機制，而是靠教育所成就的。什么教育呢？就是圣賢教育，是我們千百年來的中華文化、倫理道德因果的教育。所以他們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成為社會大眾的表率?，F在他們回到了自己的家鄉，在各個地方興辦傳統文化的公益論壇，帶動著一方學習傳統文化，所以每到一個地方就做出好的示范和榜樣。這是告訴我們教育確實能夠培養出圣賢君子。
在《群書治要?鹽鐵論》中也說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這就是給我們講到了法律的局限性，它能夠給人以懲罰的處分，但是培養不出一個人廉潔的節操；能夠殺人，培養不出一個人仁慈博愛的品質。在《群書治要?史記》上也有這樣的記載：漢朝興起之后，去掉了棱角而力求婉轉。什么叫棱角？就是秦朝的嚴刑峻法。我們從歷史上也知道，秦朝雖然得了天下，但是因為它是靠著嚴刑峻法來治國，積累的是民怨，結果二世而亡。力求婉轉是興起了倫理道德的教育，免去了繁文縟節而提倡質樸，法網寬疏得可以漏掉能吞噬船只的大魚，這就是說當時的法網很疏忽，很粗疏，甚至有很多漏洞。即便如此，但是因為他們興起了倫理道德教育，結果是吏治蒸蒸日上，誰也不敢為非作歹，百姓和美安樂。所以得出結論說治理國家重要的是道德的引導，而不在于刑罰的嚴酷。在《論語》上孔老夫子也強調，“不教而殺謂之虐”，也就是說在位者如果沒有教導人們孝悌忠義禮義廉恥的道理，人們因為缺少倫理道德因果的教育、不知道做人的本分和責任，而走上了違法犯罪的道路就被處以死刑，這種政治就屬于虐政。所以在《群書治要?漢書》上也說，用禮義治國者積累的就是禮義；用刑罰治理國家的人，積累的就是刑罰。刑罰用得多了，人民就會怨恨背叛，禮義用的多了人民就會和睦親愛。各個朝代的君主都想讓人們的德行美好，這個愿望是相同的，但是他們用來使人們的德行方法和手段不同。有的是用道德教化來引導，有的是用法令來驅使。用道德教化引導的，德教和諧時，人民的精神狀態就表現出歡樂；而用法令來驅使的，法令嚴酷而民風就呈現出哀怨。這一段話就是告訴我們，如果一味地用嚴刑峻法來懲治貪官污吏，忽視了道德教育，結果可能是人心的背離和民風的哀怨。中國中文化傳統和西方的文化傳統不同之處就在于它不是一種宗教文化，而是一種重視倫理道德、因果教育的圣賢文化，它通過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宗教教育等等的形式，培養德才兼備的人作為官吏的候補，并且從官吏的選拔、考核、監察、獎勵、培訓和管理制度上都落實了“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的主張，也就是誰能為國家推薦德才兼備的人才，這樣的人就會受到最高的獎賞；如果人嫉賢妒能，他手下有人才被埋沒了，受到國家最高的懲罰。這樣的制度一實施就保證了人們愿意把德才兼備的人推薦出來作官吏，有德有才的人居于領導的地位，這樣這個社會想不和諧都很難。那么這種政治制度在設計的時候既關注了公平正義，同時也注重了仁慈博愛的道德情感的培養。那么也就說中國傳統政治制度不是民主政治，他的理想政治制度是高于民主制度的圣賢政治。在這種政治制度中，所有的制度建設和改革都是圍繞著如何把人培養成為一個好人，如何把好人選拔在領導位置上來設計的。這樣的政治制度的結果是什么呢？在《六韜》上這樣表述，圣賢政治的結果是這樣的：政令寬和公平，官吏不苛刻，節制賦稅減輕人民負擔，領導者個人生活簡樸不奢華，不以個人利益而損害國家法律，賞賜不會加于無功之人，刑罰不會施加給無罪之人，危害人民的人有罪，對國家薦舉賢才的人、有利益人民的人會受到獎賞，后宮不亂政，不聽婦人之言，上面的領導者不會做見不得人的事，下面沒有陰謀加害之人，不供應宮室額外開支，不過多游玩而影響民眾安樂，不追求珍玩佚樂，做官者沒有腐敗蛀蟲之類的人隱藏，國家沒有流離饑餓的人民。這就是圣賢政治所達到的狀態，是能夠達到高于不敢欺，和不能欺的不忍欺的理想狀態。子賤治理單父就達到了不忍欺，人們即使在沒有人監管的情況下，也能夠做到就像嚴刑峻法就在身邊監督一樣，因為他起到了君親師的作用，既領導管理百姓，又愛民如子，視民如傷，更重要的是他還給人們以倫理道德的教育，把孔老夫子仁愛忠恕的理念都運用到管理之中了，最后老百姓不忍心欺騙他們的長官。所以中國古人的觀念是一種宇宙一體的觀念，就是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人與自然都是一體的，而不是對立的觀念。在對立的觀念之下，所涉及的制度是如何管人、懲罰人、壓制人、監督人，但是在一體的觀念之下制度的設計都是為了幫助人，關愛人，提升人。人不僅僅是一個理性的動物，還是感性的動物，感化才能真正的解決矛盾，化解沖突。
廢棄圣賢政治不用的結果，在《群書治要?六韜》上也有所說明。這段話很有味道：“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為賢智，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于無罪，邪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故其國不免于危亡”。這段話的意思是：如果我們把世俗社會大眾所稱道的人當作是賢德的有智慧的人，把世俗社會大眾所詆毀的人當作是不賢德的人，那么結果是什么呢？那就會使黨羽多的人被提拔，不結黨的人被排擠，這樣奸邪勢力就會結黨營私，而把真正賢德的人給埋沒了。忠臣無罪卻被置于死地，邪臣用虛名取得爵位，所以社會更加混亂，國家也就難免陷于危亡的局勢了。這段話其實也是給我們說了民主選舉所可能導致的弊端。因為如果社會大眾道德素質、理性能力沒有達到一定的水平，就像我們村干部的基層選舉中，誰送給我的禮多我就去選誰，誰送給我的禮物投我所好，我就去投誰的票，那么最終選出的結果很可能是不好的結果，所以在某些地方，黑社會的老大也都被選為村支書了。所以這一段話也就提醒我們如果社會大眾的道德素質、理性能力沒有達到一定的水平，采取民主政治的后果可能更加不堪設想。所以說無論是圣賢政治還是民主政治，都是以一定的公民道德素質和理性能力為基礎才能達到理想的效果。如果忽視了人的道德素質的提高，而僅僅關注民主制度的推行，甚至想把西方的民主制搬到中國，那就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由于人的良心泯滅而導致的種種社會問題。
這一段闡述的就是給我們講孔老夫子講“必也使無訟乎”，為什么使人無訟呢？重要的是要興起倫理道德的教育，如果僅僅關注法律監督機制的嚴苛而忽視了道德教育，是有很多社會問題難以解決的。所以在《禮記?學記》上說“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建立一個國家、領導一國的百姓，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教育是最重要的。所以古人治理的國家把道德教育看得很重要。而今日我們看到在網絡上電視上經常爆出了很多的新聞倫理關系紊亂，矛盾沖突不斷，人心惶惶無依，整個社會無論是貧富貴賤都是在汲汲地妄求，什么原因呢？根本原因就是因為西方忽視了宗教教育，而東方忽視了圣賢教育所導致的，這才是社會問題所產生的根本。所以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必須高度重視弘揚中華文化，充分發揮中華文化的軟實力。
具體怎么做呢？具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第一，可以在全國挑選一些真正通達中華傳統倫理道德、而且品行兼優的老師，在電視臺，網絡、廣播等各類媒體上宣講中華倫理道德的精神。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就是五倫八德，教導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所以任何一個人只要是做一個好人，都必須把五倫關系處理好，這五倫關系處理好了，社會上很多亂象就不存在了，人倫關系就理順了。八德有兩種說法，一種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這是朱子朱熹所概括的；另一種是孫中山先生所概括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我們把這兩種八德的說法歸納一下，重復的去掉，得出十二個字，那就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我們用這些倫理道德來教育人們，首先是領導者和教育者要受教育。人們有了這些倫理道德觀念，知道了是非善惡美丑標準，就會羞于作惡，止于作惡，同時配以因果教育，使“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道理深入人心，讓人不敢作惡。
第二，要真正落實“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人才選拔標準，無論是黨員入黨，還是領導干部的選拔，首要的條件就是孝廉。因為一個人孝才有知恩報恩，飲水思源的意識，會以恩義情義道義的處事原則來處事，不會忘恩負義、見利忘義。所以古人說“求忠臣于孝子之門”，廉就是廉潔不貪，這樣才能把德才兼備的領導者選拔出來，脫穎而出。
第三，國民教育和黨校課程應當以五倫八德的道德教育作為主修課或必修課，也就是起到長善救失的作用。古人說，教是使人的善良不斷增長，得失得以挽救，所以學校教育必須承擔起長善救失的責任。隨著受教育的時間越長，德行越提高，善良越增長，過失越少，這樣才不至于出現大學生的道德素質不如小學生的現狀。還要以《國學治要》、《群書治要》作為治學、治國的必讀課本?！秶鴮W治要》作為治學的課本很好，《群書治要》奠定了貞觀之治的理論基礎，這本書所總結的治國理念具有普遍的意義，在古代適用，在今天也依然適用，這是恒常不變的規律?！吧闲卸滦В眹翌I導人要率先參加并且身體力行中華傳統倫理道德教育，為社會大眾做出榜樣示范。在這方面我們看到習總書記做得特別好，像今天新聞還說習總書記在元旦前夕專門去養老院關愛老人，尊老敬老是我們的傳統美德，總書記他就能夠身體力行，為全國形成尊老敬老的傳統做了一個表率。所以上行下效的力量是很強的，國家領導人必須首先學習傳統倫理道德，身體力行傳統美德。
第四，辦試驗點、辦特區是我國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重要經驗。在弘揚中華傳統美德方面，也可以選擇一個小鎮、社區、學校、企業等等作為落實傳統道德倫理道德教育的試驗區，將他的試驗成果向全國乃至全球普遍宣揚。像我們剛才所說的安徽省廬江縣的湯池鎮，他們辦班教學就取得了成功的效果，他們的教學經驗還引起了國際矚目，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各國大使都曾紛紛想來參觀學習。此外海南省監獄管理局、吉林市松花江中學、北京匯通匯利技術開發有限公司等等，還有河北高碑店的新華新鍋爐制造有限公司，都在加強中華傳統倫理道德教育方面積累了寶貴經驗。這些來自學校、企業乃至監獄的成功案例讓我們更加堅信，唯有恢復中華傳統倫理道德教育，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問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那我今天就講到這里，不足之處，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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