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們好：
今天，我們接著講“傳統文化與中國式管理”。
現在我們說到中國式管理，很多人都很好奇，什么是中國式管理？其實中國式管理，用儒家的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君仁臣忠”的管理。“君”就是領導者，“臣”就是被領導者，也就是說領導者仁愛、關心、體恤、教育下屬，下屬竭盡全力地完成領導者交給自己的工作任務，這就是中國式的管理。所以在中國式管理之中，領導與被領導者之間的關系是一體的關系，相互關愛、相互感恩、相互團結，共同成就一個事業，而不是像西方國家，他們是對立的關系。上次課我們提到，為什么中國在歷史上沒有提出“人權”這個概念？雖然沒有提出“人權”這個概念，但是并不意味著它不講人權，是因為它有更好的方法，已經把人權保護得很好了。所以沒有必要提出“人權”的概念。
比如我們讀《孟子》，《孟子》上有一句話大家都很熟悉：“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領導者把被領導者當成手足一樣加以關愛、加以體恤，你發現被領導者怎么回饋領導者？他對領導者會更加地關愛，把他當成自己的心肝寶貝一樣加以重視。相反，“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如果領導者把被領導者當牛做馬地來使喚，意思說我給你錢了，你給我出力就好了，呼來喚去的也不尊重他的人格。被領導者下了班，在超市里遇到他們的領導是怎么表現的？一低頭裝沒看見就過去了，把領導者視為國人，就是一般的陌生人，沒有更多的親密。更有甚者，“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領導者把被領導者視為泥土和小草一樣的低賤、不值錢，可以隨意地踐踏。這時候被領導者說起領導的時候就是這樣的態度，說：“我們那個領導者簡直就是個吸血鬼，甚至連吸血鬼都不如。”說起來像仇敵一樣加以痛恨。
從這里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好的領導者，他對屬下有仁愛之心，他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不僅僅領導屬下、管理屬下，還像父母對待兒女一樣去關心、體恤屬下。當然，僅做到這兩項還是不夠的，還要怎么樣？還要教導屬下，讓他知道做人的道理，讓他知道有感恩之心，他就會竭盡全力地完成領導交給自己的工作。所以“君仁臣忠”就是中國式管理的精髓。
松下幸之助之所以能夠成為“經營之神”，就是把這樣一個管理運用到他的企業之中。松下幸之助有一位廠長沒有來上班，結果恰恰不巧在這個時候企業著火了，燒了大片的廠房，給企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松下幸之助知道這件事之后，并沒有馬上去興師問罪、追究責任，而是馬上調查原因廠長為什么沒有來上班。結果他一調查，發現廠長的母親得了重病，而且住進了醫院，這位廠長是一個孝子，他就去照顧母親了，結果不得已沒有來上班。知道這個原因之后，松下幸之助是怎么做的？他馬上就去買了禮物，親自帶著禮物到醫院探望廠長的母親，并且安慰地說：“你的母親已經得了重病，而且都已經住進了醫院，但是這件事我卻沒有關心到，這件事我也有責任，你現在全心全力地把母親照顧好，這件事不用擔心。”他的母親康復了，這個廠長又回到了企業。松下幸之助是怎么做的？他也沒有像我們現在所說的要依法嚴懲。他知道這個廠長平時都是負責、盡職的，這次是有不得已的苦衷，還是因為對他恩德最大的母親得了重病，他去照顧母親也是天經地義的事。所以他只是給他調離了一個工作，但仍然委以重任。
諸位朋友，如果我們是這一位廠長，我們的領導者以這樣一個關愛的心、信任的心、希望的心來對待我們，請問我們應該以什么樣的心回饋領導者的信任呢？我想任何一個正常的人都是竭盡全力地完成領導交給自己的任務，讓領導放心，這就叫“君仁臣忠”。
松下幸之助之所以成為“經營之神”，他就是把儒家的管理哲學、管理理念運用到企業之中。在這件事中，第一做到了“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他首先承認自己的過失，說：“這件事我也有責任。”他不是去推卸責任；第二他懂得“求忠臣于孝子之門”。后面我們會講為什么要“求忠臣于孝子之門”，道理何在？第三他知道“得人心者得天下”，做到了君仁臣忠。在日本二戰以來，凡是稍有成就的企業家，都是把儒家的倫理道德運用到企業管理之中，成就了他們的儒家式的經營管理方式。具體而言，我們把中國式管理的特點概括為五個方面：治國之道，管理之道，致富之道，理財之道，還有道中之道。
首先我們看第一，治國之道。也就是說怎么樣把國家治理好，讓國家安定和諧呢？其實就是四個字：“富之”、“教之”。在《論語》上記載，孔老夫子到魏國去考察，他的弟子冉有給他駕車子，孔老夫子就說：“這地方人口已經很稠密了。”冉有就問：“人口已經很稠密了，還應該做什么？”孔老夫子回答了兩個字，“富之”，要使人們富裕起來。冉有又問，說：“已經使人們富裕了，還應該做什么？”孔老夫子又回答了兩個字，“教之”，就是說要給他們倫理道德的教育，讓他們知道自己在倫理關系中的責任和本分。換句話說“庶之、富之、教之”這幾個字做好了，社會安定、和諧，國家也得到治理。
如果說“毛澤東思想”使中國變成一個有獨立主權的人口大國，它所承擔的任務主要是“庶之”的任務，鄧小平理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它主要完成的是“富之”的任務，使中國變成一個富國。我們現在要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個強國強在何處？當然這些方面都要均衡發展，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強在文化。在歷史上的中國，它之所以能夠有萬國來朝的局面，不僅僅是中國經濟的發展、科技的繁榮、物質的豐富，還是因為外國人到中國來一看，被我們文質彬彬的氣質，禮儀之邦的文化所吸引。文化能夠產生影響，這才是強國的重要原因。要使社會主義富國變成一個社會主義強國，就必須要完成“教之”的工作。我們說，我們現在進入了新時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要要解決的就是“教之”的問題。
我們再看，儒家其實并沒有反對人們去追求物質，要變成一個富裕的國家，或者過上富裕的生活。比如說孔子，他就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誰不喜歡富貴呀？每個人都喜歡，他也承認這是人之常情。他引導人們不要以不好的方式去追求富貴。所以說：“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如果用不道義的方式獲得富貴，我寧愿處于貧賤的地位。
《孟子》也說“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我們現在所規定的田產制度，讓人上不足以孝敬父母、侍奉父母、贍養父母；下不足以蓄養妻子和兒女。年頭好的時候終身奔波勞苦，年頭不好的時候免不了餓死、凍死。在這種情況下，人死里逃生還來不及，誰有功夫給你講道德、明禮義呢？
儒家它的思想非常的現實，并沒有讓我們餓著肚子去講道德、明禮義，認為一定的物質生活、經濟基礎是社會和諧的保證。當然儒家反對不道義地獲得富貴的方式，孔子他特別強調，“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如果通過不道義的方式獲得富貴的地位，這對我而言就像天邊的浮云一樣。什么意思？“和我毫不相關，我是絕對不會這樣做的。”而且也是告訴我們浮云聚散無常，也是提醒我們不義而獲得的富貴不能夠常保，就像浮云一樣聚散無常。
《孟子》說：“上下交爭利而國危矣”，如果人們為了達到富裕，爭取利益而不擇手段，從上到下的人都交相地爭奪利益的話，這個國家就危險了。為什么危險了？比如說有食品安全問題，有貪污腐敗問題，還有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這些都是因為上下交爭利，見利忘義所導致的。國家是不是就危險了？你看我們連吃的東西都不安全，沒有保證了。現在又有很多轉基因的食品，讓人防不勝防，對人的身體潛移默化地造成危害。
湯恩比先生，他在《展望二十一世紀——湯恩比和池田大作先生對話錄》中這樣說道：“人類的生存沒有比今天更危險的時代了，這種對人類生存的威脅是人類自己招致的。如果人把自己的技術濫用于利己主義、邪門歪道和罪惡目的，就有致命的危險。正因如此，它才遠比地震、火山爆發、暴風、洪水、干旱、病毒、細菌，還有鯊魚和猛虎更加危險。”但是我們很多人并沒有意識到這種危險，為什么？比如說在地震自然災害來臨的時候，我們全國都是嚴陣以待，如臨大敵，當然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與此相比，由道德的缺失所造成的這種危害并沒有引起像自然災害那樣的關注。中國古人認為其實這些遠比地震、火山爆發、暴風、洪水、干旱、病毒、細菌，還有鯊魚和猛虎更加危險。
第二，中國的管理之道也是用四個字來概括：禮主刑輔。
為什么采取這樣一種管理方式？因為“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禮者禁于將然之前。”“法”，它只是在消極結果已經產生了，給予事后的懲罰和補救，它沒有辦法防患于未然。但是禮儀道德的教化卻可以防患于未然。關于禮的這種防患于未然的效果，我們可以通過中醫和西醫的對比來加以說明。
我們知道扁鵲有兩個哥哥都是名醫。有一次魏文侯把他叫來了，他說：“我聽說你們家三個兄弟都是醫生，究竟誰的醫術最高明？”扁鵲很誠實，他說：“我的大哥醫術最高明。為什么？因為他給人講養生之道，按照自然節律去飲食起居，人基本上可以不得病。”比如說我們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個季節，一天也有春、夏、秋、冬四個季節。一天的日春是從幾點鐘開始？一天的日春是從三點鐘開始。三點鐘立春了。春天主什么？主生發。意思說三點鐘春天已經來了，你就可以起來活動了。你看古代的人三點鐘已經起床了。五點鐘是一天的驚蟄，驚蟄就是小動物冬眠要恢復活動的時候，這時候你起身打打太極拳，練練八段錦，這都是特別有助于養生的。中國古代的這些養生方式非常的柔和，叫內壯法。它強壯的是你內在的五臟六腑，而不是外在的骨骼肌肉。六點鐘是一天的春分，也就是春天的一半要過去了，你再遲再遲不能超過六點鐘起床，否則的話春天的一半都過去了，你還沒有起來趕上春天的生發。春天生得不好，夏天就不會長得很茂盛。夏天就是九點鐘到下午的三點鐘，很多人這個時候就昏昏欲睡，什么原因？就是因為春生生得不充分。下午的三點鐘到晚上的九點鐘，這是一天的秋季，秋天主什么呢？秋天是主收，有收獲也有收藏的意思，這時候就不能做激烈的運動，所以很多人愿意把運動放在下午三點鐘以后，這不是十分科學。晚上的九點鐘到早晨的三點鐘，這是一天的日冬，特別是十一點到一點是一天的子時，也就是一天的寒冬，這時候應該處于熟睡的狀態。可是我們現在很多人十一點鐘，夜生活才剛剛開始，這時候不休息還很精神，就等于我們穿著很單薄的衣服出現在寒冬臘月，久而久之是很容易得病的。你看現在有很多人英年早逝，什么原因？和他不規律的作息時間是有很密切的關系。扁鵲的大哥就給人講養生之道，所謂“藥補不如食補，食補不如天補。”什么叫天補？就是按照自然節律去飲食起居，所以人聽了他的建議之后基本上不會得病，而且壽命還很長。
他的二哥醫術第二高明，為什么？他是在病人有小小的征兆就給以對治，這個人也不會得大病。
扁鵲他說：“我的醫術是最差的，但是我的名聲傳得最遠，什么原因？因為這個人已經病入膏肓，我要給他做手術，鉗開他的血脈，給他吃一些有副作用的湯藥，再給他進行針灸，三下五除二把他從死亡線上拽回來了，大家一看佩服得不得了，說扁鵲這人可以妙手回春，可以起死復生，所以我的醫術最差，但是我的名聲卻傳遍了整個諸侯國。”
從這里我們體會到了，為什么現在西醫的影響超過了中醫，為什么西方管理方式的影響超過了中國的管理方式？就是因為它的效果非常好、非常地迅速，但是實際上是治標不治本，而且還留有后遺癥，推遲了癥狀的發生，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中國古人他知道這個道理，所以治國是用禮儀道德的教化為主，以刑罰為輔。西方文化它是一種宗教文化的傳統。在歷史上，它這政治制度是以公平正義為核心進行制度安排的。仁慈、博愛、誠實、守信的道德教育，是由教會來教導的。所以它的治理靠的仍然是兩手抓，一手抓公平正義的制度建設，一手抓仁慈博愛的道德教育。只不過道德教育的主體是教會而已。但是我們在向西方學習的時候，僅僅看到了西方重視公平、正義的制度建設的一面，而忽視了他們的宗教文化的傳統，誤以為只要把西方的制度搬過來，我們社會問題就迎刃而解了。結果怎么樣？結果出現了異體移植的弊端，什么意思？就是這個制度在西方國家能夠運用得很好。但是一搬到中國就變味、就走樣。比如說我們把西方的民主選舉引過來來選舉村支書，但是因為公民的道德素質和理性能力并沒有達到一定的水平，結果出現了大量的賄拉選票、營私舞弊的現象，誰給我的禮物投我歡心，我就去選誰，誰是和我親戚，我就去投誰的票。甚至有的地方，是因為他懼怕誰，他就去選誰。這樣就不能夠保證公平正義真正地實現。
在現代以來有很多西方人說，“上帝死了，宗教是迷信”，所以很多人也不再相信宗教了，結果導致了什么？它的政治制度仍然是以公平、正義為核心進行制度安排的，但是由于缺少了宗教教育，他們的社會也有兩個問題是不可解決的。第一就是雖然它維護了公平正義，但是卻不能引導人們團結互助、仁慈、博愛的道德情感，所以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也可能同時是一個人情冷漠、精神空虛、道德頹廢的社會，由此導致了法律所管轄之外的反社會行為比比皆是。反社會行為被稱為Antisocial Behavior，什么意思？就是他沒有觸犯法律，但是不道德的行為。比如說青少年吸毒、酗酒、賣淫、鄰里糾紛等等。因為青少年的年齡很低，還沒有達到法律制裁的標準，但是這些問題已經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像在九九年的時候，我到英國去留學，經常聽他們的議會在討論一個問題，什么問題？就是如何應對越來越嚴重的青少年以強凌弱現象，但是也沒有討論出一個結果，沒有提出好的方案。這就是因為忽視了道德教育所導致的。
另一個問題就是監獄以人滿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為憂。因為人確實可以通過嚴峻的法律把犯法的人關進監獄，但是監獄的人越來越多了，國家不得不拿著大量納稅者的錢去建新的監獄，而且人不以進監獄為恥，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像很多人進了監獄都在互相討論，說：“你這是第幾次進監獄了”？這個人很不好意思，他說：“我是第一次。”結果沒想到對方怎么樣？他一拍胸脯說：“你才第一次啊？我已經是第三次了，我已經是三進宮了”。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而政府以警察短缺為憂，也就是政府那些警察連大的刑事案件都應接不暇，對于小的鄰里糾紛根本無人過問。
看到這些情況，讓我們想起有一次我們也是去參加一個國際會議，有一個外國的學者還是一位女士，她站起身來用非常諷刺的口吻說，她說：“你們中國人千萬千萬不要盲目地向我們西方國家學習，為什么？因為我們現在西方國家出現了你們幾千年前孔子所描寫的情形，老子所描寫的情形。”什么情形？很難得，她引用了老子的一句話，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就是我們的法令條款越來越具體、越來越細致、越來越嚴密，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社會因此安定和諧了嗎？恰恰相反，違法亂紀的人、鉆法律空子的人卻越來越多。
在美國有一位著名的美德倫理學家叫麥金太爾，他寫了兩本書，一本書是《追尋美德》，另一本書叫《誰之正義？何種合理性？》。這兩本書在西方倫理學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為什么？因為他說近現代以來，西方的倫理學都關注于正義的規則和制度的設計，而忽視了個體美德的培養。所以你說的這個正義是“誰的正義”？缺少主體，所以他問：“誰之正義？”又因為現代西方國家出現了各種各樣的關于正義和理性的理論，比如說功利主義的、社會結論的、倫理利己主義的、還有羅爾斯的正義論，各式各樣的。他們以不同的標準提出了關于正義和理性的不同的論述。他說，“我在具體地遇到一件問題的時候，我到底應該按著誰的標準去判斷這件事是合理的還是正義的呢？”所以他又問，“何種合理性”？這就是告訴我們，倫理學不僅僅應該關注于正義的規則和制度的設計，而應該回到個體美德的培養。他說倫理學應該回到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的美德倫理，把美德培養、道德教育作為倫理學的核心。
實際上在《論語》中，孔老夫子也是早看到這點，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我們設計了各種各樣的政令條款，只要你觸犯了就給你刑罰的處罰。這就是我們現在大多數的企業所采取的管理方式，結果是什么？“民免而無恥”，人民因為懼怕處罰免于去做壞事，但是他沒有羞恥心，甚至他仍然想方設法地去做壞事免于法律的制裁，還以此沾沾自喜，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那怎么辦？孔老夫子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我們要用道德來引導人們，要用禮儀來教化人們。人們有了羞恥心，還有人心的歸附，他自自然然地愿意歸。 “格”，來的意思，指人心的歸附，這就是中國式管理的特點。
我們看在蘇州固锝這個企業之中，幾年之前學習了傳統文化，現在他們的企業不是一個和諧企業，是一個什么企業？是一個幸福企業，確實是把彼此看成是家人。比如說他們以前的管理也是“道致以政，齊之以刑”，有人遲到也要上下班打卡，遲到了之后要罰款。但是他們學了傳統文化之后覺得，你看我們是家人，一個人要回家還需要打卡嗎？就把上下班打卡的制度給廢除了，結果怎么樣？因為他們學習傳統文化，對企業的主人翁意識提起來了。他們不僅沒有遲到，反而來得更早了。不到上班的時候，人家已經來工作了。這就是學和不學的區別。
我們今天時間到了。我們下次課再接著講中國式管理的第三個方面——致富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