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余莉 教授
尊敬的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們繼續來學習《論語治要·為政》第二篇。我們看這一句，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這個是講魯國的國君魯哀公，來向孔子請教，說怎么樣做才能夠讓人民對國君信服，心服口服，擁戴國君？那么哀公為什么會有這樣一個問題呢？因為在當時的魯國，長期以來都是由三家執政。三家大夫就是孟孫氏、季孫氏、叔孫氏。三家大夫把持朝政，魯國的國君實際上是名存實亡。那么在這個時候，魯哀公很不得意，所以向孔子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孔子的回答講的是舉錯之道。這個舉錯之道，“舉直錯諸枉”有兩種解法。第一種，東漢包咸的注解，他說:“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也就是說，要舉薦正直之人，并且任用他；而舍置邪枉自私之人，人民都會受到利益，所以才會心悅誠服來擁戴國君。如果相反，舉用的都是邪曲不正之人，自私自利之人，而舍置了正直之人，人民就會受到其害，那么人民就不會服氣。這個是一般的講法。這個講法就是告訴我們，要舉用正直之人，而不能夠用這個自私自利的、邪曲不正的人。這個就是徹底把這個邪曲不正的人給廢置不用了。這是第一種講法。
另外一種講法呢，這個錯諸的“諸”字，是“之于”二字的合音字，就是諸，意思就是“之于”意思。比如我們說反求諸己，就是反之于自己的意思。那么，錯諸，就是“放置在”。在這一句話中“舉直錯諸枉”，就是把正直之人舉薦出來，放置在邪曲不正的人之上。那么這個意思就是說，仍然用邪曲不正的小人，但是要把他放在君子之下，由君子人來控制他，來引導他。那么這樣的話，他才不會對百姓造成大的傷害。那么在劉寶楠的《論語正義》中，他認為：“舉直者，而置之于枉者之上，民所以服。”他認為就把這個正直的人，放置在邪曲不正的、自私自利的人之上，那么這個時候，人民仍然還是心悅誠服的。如果相反，把邪曲不正的人舉薦出來，放在了正直的人之上，那么人民就不會服氣。那么這個意思就是說，仍然要用小人，就要把他放置在君子人之下。那么這樣的話，他受制于在上的君子，不能夠隨意地作惡，人民也不會受到他的傷害。這個時候，人民也是會心悅誠服的。在《論語講要》上，李炳南老居士，他認為這一種講法比較好，為什么呢？因為這一種講法，和孔老夫子所提出的“尊賢容眾”這個意義相合。我們知道要尊敬推崇賢德的人，但是對于小人也不能夠完全地舍棄，還應該去教導他、引導他。
在《論語·顏淵》上，有樊遲來問孔老夫子，什么是仁，什么是智？我們把這一章，這一段合起來參看，就更加明了，后一種意義更加地好。“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樊遲來請教孔老夫子什么是仁，孔老夫子回答了兩個字，就是愛人。愛什么人呢？當然是愛一切人。即使是小人，邪曲不正的人，也包括在其中。當然愛的方式是不一樣的。要引導他、教育他，也要放置在正人君子之下。“問智”，就是問什么是智呢？孔老夫子也回答了兩個字：“知人”。所以中國人有一句話說：“自知者明，知人者智。”“樊遲未達”，樊遲沒有明了孔老夫子的這個意思。孔老夫子就進一步解釋，他說：“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如果你能把正人君子、正直之人、公正之人舉薦出來，放置在小人之上，使這個小人受制于君子，那么這個時候，他就會受到君子的教導和影響，潛移默化地也逐漸變成了君子。這個就叫：“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所以這告訴我們小人也不能夠完全舍棄不用。那么只要把他放在君子人之下，受到君子人的教誨和引導，仍然可以教得好。
所以中國人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茍不教，性乃遷”。所以，君子和小人的區別何在呢？君子和小人的最大區別，其實就是，一個是受了圣賢教誨的人，而另一個沒有受到良好的圣賢教誨的熏陶，而受到社會不良環境的影響，久而久之，把自己的本性本善給蒙蔽了。所以孟子也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就是我們做學問，提高自己的修養、德行的方法和途徑，其實沒有什么奧妙的，只是把自己放逸的心，或者說是丟失了良心給它找回來罷了。正是因為“人之初，性本善”，所以人是可以教得好的。要有這種信心。之所以要“舉直錯諸枉”，這個意義很重大，就是因為“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君子人他的德行像風一樣，一般的小人——在下位的人，他的德行像草一樣，風向哪邊吹，草就向哪邊倒。確實，歷史的實踐經驗都證明，上行則下效。“大臣不廉，小臣必污；小臣不廉，風俗必敗”。所以舉直就是把那個正直的、公正的人舉薦出來做領導，這個是能夠使這個國家治理得好的一個重要的條件。
在我們現代社會，引導著國家社會走向的，不僅僅是從政的領導者，而且也包括了各種媒體的領導者。像現在特別是網絡、網際、電視、媒體非常地發達，如果我們的導演、制片人、記者、包括主持人，全都是正人君子，都是正直之人，那么他們播放的內容都是什么呢？都是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主要內容，那么大眾就會自然而然地受到好的影響，這個社會風氣就會正。相反，如果這些導演、制片人、主持人、記者都是唯利是圖，他做不做這個節目，都是以收視率的高低為標準，以能夠獲得多少的財富為標準，那很可能就把那些暴力、色情的內容都搬上了屏幕。那么這個時候，整個社會風氣也就變得烏煙瘴氣了。所以有人說，決定著現代社會道德風氣的，還有它的前途命運的，有兩種人，一種就是國家的領導者，另一種就是媒體的工作者。那么這個媒體的工作者，特別應該選用那些公正無私的人，這樣才能夠使社會走向正路。
那么直的標準是什么呢？什么樣的人才能稱上是正直之人呢？第一，就是孝廉之人。我們看在《論語》上，記載著這樣一句話：葉公來對孔子說，他說，在我們鄉里有一個直人，這個直人叫躬，他的父親偷了人家的羊。這個偷人家的羊并不是主動去偷，就是別人家的羊跑到他們家來了，他順便就獲取了、占有了，那么他作為兒子就去證明他（父親）盜了人家的羊。那么葉公認為，這個兒子是一個直人。但是孔老夫子聽了之后怎么說的呢？他說我們鄉里的直人與此不同。為什么不同呢？他說父親替兒子隱瞞，兒子替父親隱瞞，直就在這父子互為隱瞞之中了。所以，“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那么這件事就是告訴我們，證明父親攘羊，這個事情看起來是正直的事，但是他違背了人倫、天理。因為父子有親，這是一個人之常情，父子之倫也被稱為天倫。那么仁愛之心從哪里培養起來呢？仁愛之心就是從對父母的孝培養起來的。所以孔老夫子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那么，他去證明父親偷了人家的羊，這個事情雖然看起來是正直的，但是卻違背了天倫之理，所以其中有詐，實在是不可取。那么父子互相隱瞞，出于天然，出于父子的天倫，父子有親。那么事雖看起來是不正直的，但是它的理是非常直的。所以孔子說，直在其中矣。在古代的時候，認為父子天性，它是天然有親。順著這種天然之親去教導人，這個人才能夠教導好，這才是合情合理的。
所以，中國古人判斷任何一件事情的時候，不僅僅是要合法，而是要同時具備三個條件，那就是合情、合理、合法。這件事不僅僅要符合法律的規定，還要符合天理，符合人情，讓人接受起來，才好接受。而且這個法，它的背后的精神，也是人倫之道。也就是說你這個法律制裁或者是你設立，都應該以幫助人們達到父子有親為目的，不能夠引導人們去爭訟。像在我們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像兒女去揪斗父母，學生去批斗老師。這個時候，父子之間無親，不僅無親，還反目成仇。那么它的遺毒是什么呢？它的遺毒就是一直到今天，經過文革的人，對他們最親近的兒女，都不能夠完全信任，都是有所保留。為什么呢？因為在那一個時代，剛剛經歷過的，我們最親近的人、最可以信任的人，都可以把我們送上批斗臺。那么請問在這一個世界上，還有誰值得真正的信任呢？所以這個直呢，其中它是以孝為前提的。如果父子不相隱諱，就會傷教破義，長不孝之風，焉以為直哉。這個就是告訴我們，這個正直它也是以孝為前提。當然并不是說父親做這個事，兒子就可以去慫恿他、包庇他，而是說父親做這件事雖然錯了，兒子有可以勸諫的義務，但是去揭發他，指證他的那個人，不應該是兒子，因為這有損父子之親。這個就是告訴我們，孝是直的一個前提。
我們剛才講孝、廉，這個廉呢，就是指廉正——剛直不阿。這個也是直的一種表現。比如說在《后漢書》上，記載著祭遵的故事。這個祭遵曾經追隨漢光武帝，去出征黃河以北，而且被任為軍市令（老師所講為“市中令，查無此官位，是否口誤？），他執法嚴明，不畏權貴。當時漢光武帝的族中一個小兒犯了法，結果就被他嚴明執法，依法處死。這件事被漢光武帝知道之后，就非常地生氣，就要把這個祭遵收監。當時的主簿叫陳副，他就來勸諫了。他說，您一直想讓軍法嚴明，而現在祭遵執法不避權貴，就是使軍令嚴明，能夠使這個法律實行得好。那么這個光武帝也很難得，就聽了陳副的勸諫，不僅沒有治他的罪，把他赦免了，反而把他任為“刺奸將軍”。他經常這樣地告誡祭遵手下的將領，他說祭遵這個人執法嚴明，我們族中的小兒犯了法，他尚能夠依法處置，不加包庇，更不會包庇你們這些將軍，所以你們一定要小心。祭遵過世之后，漢光武帝非常地痛心，經常看到他的車馬還痛哭流涕。還經常說，上哪里再找到像祭遵這樣忠直之人呢？那么這個就是告訴我們，古代的這些皇帝他也非常難得，他懂得任用這種剛直不阿的人，才能夠使法律嚴明，才能夠有法必依、執法必嚴。
我們現在社會有很多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情況，什么原因呢？就是因為有權有勢的人犯了罪，他可以通過行賄受賄的手段，使這個人免于懲罰。那么這個時候，法律的尊嚴就受到了破壞。還有一種直叫忠直，也就是犯顏直諫的人，這樣的人被稱為直。在《群書治要·新序》上，說了這樣一句話，說“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說一個國家，這個位高權重的大臣，他重視自己的俸祿，所以不會極力的勸諫。這個君主身邊的近臣又畏罪，不敢犯顏直諫，那么下面的民情不能夠通達到國君那里，這是一個國家最大的禍患。在《呂氏春秋》上也說：“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直言也。”賢明的君主最貴重的，最看重的是什么呢？不是金銀財富、土地等等，最看重的是賢士，賢德的人才。那么為什么要看重這些賢德的人才呢？因為他們能夠犯顏直諫。他看到國家有問題了，這個團隊有問題了，他能夠及時地糾正，向領導者能夠通報。那么這樣的話，就能夠使下情上達。
我們看，在《孔子家語》上，記載著“史魚尸諫”的故事。史魚他是衛靈公的一個臣子，當時的蘧伯玉很賢德，但是衛靈公卻不任用他，而彌子瑕這個人很不賢德，無德無才，但是卻得到了重用。史魚這個人多次向國君勸諫，但是衛靈公都沒有聽。最后史魚死了，在他死之前，就對他的兒子說，他說：“我身為國家的大臣，在位的時候不能夠奉勸國君能夠進薦賢德之人，罷黜不賢德之人，這是我作為臣子沒有盡忠職守，那么我死后也不能夠用正常的禮儀去安葬了，把我的尸體放在窗戶之下就足夠了。”他的兒子很聽話，就依照他父親的指示，把這個尸體放在了窗戶之下。衛靈公來吊唁，結果看到這個現象，就很驚愕。就問，說：“為什么要把尸體放在窗戶之下呢？”史魚的兒子就把他父親說的這一番話向衛靈公說了。衛靈公聽了之后，驚慌失措，然后就說：“這是我的過失啊！”然后就命令這些人，按著正常的禮儀安葬了史魚，并且接受了他的勸諫，晉用了蘧伯玉，把他舉薦出來做官，而且很重用。罷退了彌子瑕，而且疏遠了他。孔老夫子聽到了這一件事，他怎么的說呢？他說：“古代的那些犯顏直諫的人，到死的時候，也就終止了。沒有像史魚這樣，死了之后，還以他的尸體來勸諫他的國君。他的忠直感動了他的君主”。那么這個就是我們看到，古代的這些忠直之人，他是不顧惜自己的利益，不顧惜自己的生命，那都要去勸諫君主的過失。那么這個是忠直的一種表現。
我們再看《漢書》中，也有一個直諫君主的故事，這個故事講的就是周昌。這個周昌呢，他是沛縣的人，和漢高祖是同鄉。當時他任御史大夫，為人堅韌而有毅力，敢于直言。就是像蕭何、曹參等等這樣的人，都在這方面比不上他。有一次，周昌在漢高祖休息的時候，來進宮稟報事情。結果這個時候皇帝正在摟抱著戚夫人，周昌看了之后，轉身就跑，漢高祖就追上去，把他抓住，騎在周昌的脖子上問：“我是什么樣的君主呀？”周昌就昂著頭說：“陛下是像桀紂一樣的君主。”高祖就笑了，但是從此以后更加地畏懼周昌。到了高帝，想要廢掉太子的時候，這些群臣都來勸諫，但是漢高祖都有沒聽從。這個周昌在朝堂上爭辯得最厲害。漢高祖就問他，不能夠廢掉太子的原因。這個周昌本來有口吃的毛病，又在盛怒之下，他怎么說呢？他說：“我嘴上說不出來，可是我心里知道這不行。陛下要廢掉太子，臣肯定肯定是不能聽從命令的。”所以這個故事稱為“周昌期期敢直言”。他的這個表現讓高祖欣然而笑，這個太子的地位也得以穩固了。你看古代的大臣，他能夠怎么樣啊？他能夠把實情告訴給皇帝，而且皇帝做錯事的時候，他不惜自己的生命，還要勸阻皇帝做錯的事。這個就是忠直之人。
還有一種直就是正直，怎么樣才能做到正呢？只有學道才能夠做到正。所以在《呂氏春秋》上就說，古代的這些君主，都希望有忠臣，當父親的都希望有孝子，作為臣子的都希望能夠得到高官厚祿，但是往往人們得不到他們所希望的。也就是說，國君得不到忠臣，父親得不到孝子，而臣子也得不到高官厚祿，甚至可能在半途而廢、鋃鐺入獄。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為不知禮義。不知禮義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為沒有人教他們。沒有人教他們，所以才導致了不知禮義。所以中國古人對于那些講道之人，特別地尊崇，尊師才能夠重道。所以對這些講道德的人，就特別地重視。
在《尸子》上，給我們做了這樣一個比喻。它說如果你們家的房屋著火了，有人幫你把火給撲滅，你會怎么樣呢？你一定會對他們感恩戴德。但是那個上了年紀的人、有經驗的人很早就提醒你了，要把這個煙囪做得彎曲一點，把這個柴火從灶旁給移開，把這個墻的縫隙給涂好，如果你這樣做了，你終生都沒有失火之患。但是你聽起來就像耳旁風一樣，覺得這個人真嘮叨、真煩，沒有把他當成一回事。同樣的道理，如果一個人入了監獄，被關進監獄了，有人能夠想方設法地，使他免于牢獄之災。比如說我們現在一個人被關進了監獄了，如果有人能托關系、走后門，想方設法地把他從監獄里救出來，那么他們家三族的人，都會對他感恩戴德。為什么呢？因為他出來之后，能夠孝敬父母，能夠照顧妻子，還能夠教育兒女。所以他們全家的人，都會對能夠解除他牢獄之災的人，感恩戴德。但是問題是什么呢？問題就在于，有人教導你仁義慈悌的道理，讓你做人要有仁愛精神，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能夠去貪不義之財。仁義慈悌，要怎么樣慈愛眾人，要友愛兄弟等等。你按照這一個教誨去做，終生都沒有被關進監獄的這種憂患，但是我們卻不知道感恩戴德。我們聽一堂傳統文化的課吧，還是給別人面子來的。是因為不好拂人家的面子，人家邀請我了。但是如果你聽了這樣的道理，你潛移默化地按著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標準去做，終生不會被關進監獄。但是我們知道不知道，對這樣的人感恩戴德呢？我們不知道。所以問題就出在這里。因為我們整個社會，對于那些講道德、行道德的人不尊重。我們反而尊重的是什么人呢？我們現在尊重的是有錢的人。有錢的人最受尊重。那大家會怎么樣呢？爭相地去賺取財富。所以你看現在的大學生，都以能夠找到一個薪水很高的工作為榮。
古代的人讀書志在圣賢。讀書是為了什么呢？是為了成圣成賢而讀書。現在的人讀書是為了什么呢？讀書志在賺錢。都以看一個人能夠賺錢多少，作為評價他的社會地位、他的人生成功與否的標志。這會促使什么呢？促使人們爭先恐后地去為了賺錢，甚至不擇手段，還甚至會出現笑貧不笑娼的現象。所以這個社會為什么道德淪喪？為什么五倫關系都紊亂？原因就是因為我們不重視這些正直之人來教導百姓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理，所以它的風氣敗壞是有原因的。而我們對金錢的崇拜，滲透到各個角落。比如說我們去坐飛機的時候，經常聽到在機場有這樣的招呼，說：“請頭等艙和公務艙的人，先行登機。”你看為什么他有優先權呀？因為他有錢。所以有錢的人有優先權，受到尊重，那么就促使整個社會的人，都去干嘛了呢？都去爭相地去賺錢。而孟子說：“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從上面的領導者，到底下的老百姓，都是爭相地謀取利益，這個國家就危險了。為什么危險了呢？出現了食品安全問題，出現了腐敗問題，屢禁不止。出現了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出現了醫德、師德的問題。
古代的時候，這個醫生、還有老師，是最受尊敬的。這兩種人可能沒有多少錢，甚至是窮秀才，但是受到社會大眾的最為尊重。為什么呢？因為古代的人是重德不重財。因為這個醫生和老師，為社會的付出是無私無求的。比如說這個老師，他看這個學生家境很貧寒，但是他刻苦好學，那寧愿自己掏學費，幫他出生活費，都勸他來讀書。最后他讀書成名了，當然是為國家能夠做貢獻了，他也念念記著老師的恩德。所以這個老師，是最受社會大眾的尊重。醫生也是。他聽到門外有人敲門，他也不問這個人家庭貧富貴賤，能不能支付其醫藥費，他背起藥箱，就去給人治病，把人的病先治好再說。結果這個家很窮，拿不起醫藥費，他把這個藥都免費地送給人家了。所以這兩種人，最受社會大眾的尊重。
我們現在這個社會，重視金錢，結果導致的是什么呢？就是為了金錢而不擇手段。所以能夠教導人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理的人，這樣的人應該受到國家的尊重。如果國家能夠把這樣的人聘為國師，而且請他們在電視臺、網絡上，面向大眾來宣講傳統文化。這個國家的最高領導者，帶著各級干部，都來學習、都來聽。那么這個時候，上行而下效，整個社會才能夠興起道德教化之風。所以我們看到歷代的開明皇帝，都把儒釋道三家的大德聘為國師，對他非常地禮敬。那么這些人給他們講什么道理呀？講的全都是圣賢教誨，如何做君子。那么這樣的風氣一開，這個社會，三五年的時間就能夠恢復正常。所以并不是說道德教育不得力，而是因為我們沒有真正地重視。我們看在歷史上，朝廷的更替，朝代的更迭，也只不過是三五年的時間就恢復正常了。他從亂到治也就需要三五年的時間。而在我們現代社會，媒體、網絡、現代的傳播工具都非常地發達。比如說我們用電視、用網絡把那個不好的內容都摒棄，讓大家都接受倫理道德的教育，學習傳統文化，那可能一年兩年的時間，這個社會就歸于大治。那么這個是講的要用正直之人。那么這幾個標準就是告訴我們，領導者在選人的時候要怎么樣去選人，任用哪些人。
下一個問題就是，誰能夠真正的舉賢呢？我們說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誰能夠擔當起舉直的責任呢？現在我們社會都流行民主選舉，那么中國古人為什么不那么提倡民主選舉呢？我們看在《論語》上孔老夫子說了這樣一句話，說“鄉原，德之賊也。”什么是鄉原呢？就是一鄉的人都稱他是善人的人，那一鄉的人都稱他是善人的人，為什么孔老夫子還認為他是賊害道德的人呢？孟子對這一句話做了這樣的回答。他說：鄉原這種人，最能夠掩蔽他的罪惡，以致令人沒有辦法舉出事實來誹謗他，也找不到缺點來譏刺他。然而他實在是同流合污，因為他善于掩蔽，表現的就像忠信廉潔之人，所以才贏得大眾的稱贊。其實他并不是一個忠信廉潔的人，也不能夠學圣賢之道。這個人，是無德而偽裝有德。所以孔子唯恐這種人亂德惑眾，所以指明這個人是道德的賊害者。
從這里我們就明白了，為什么不能夠通過民主選舉的方式來選拔賢德的人。為什么呢？因為一般的百姓，第一就是理智不夠，他可能分不清誰是真正賢德的人。很多人說怎么可能呢？你也太不相信人民群眾了吧？我們看在《春秋左氏傳》上，記載著一個子產的故事。我們都知道子產,任鄭國的宰相，把這個鄭國治理得非常好。但是剛開始子皮把國政交付子產的時候，他也遇到了挑戰。子產他以禮法來治國，使國都和邊邑的車馬、服裝各有區別，上下尊卑各有制度，田地也劃有疆界，而且還修建了田間的溝渠。使五家相保編為一伍，卿大夫之中有那些忠貞簡樸的，就給予適當的獎賞，驕縱奢侈的就依法予以懲辦。結果子產執政一年，眾人都唱到，怎么唱的呢？說“把我的衣帽儲藏起來。”為什么把他的衣帽儲藏起來呢？因為這個富人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過分的奢侈會受到制裁，所以怎么樣呢？不得不把自己那些好的、奢華的服飾都藏起來了。“還丈量我的耕地，征收田稅，誰去殺了子產，我愿意幫忙。”你看子產在鄭國執政一年之后，很多人都非常的痛恨他。如果你要用民主選舉的方法，這個子產肯定是落選的。但是到了第三年的時候，眾人這個想法改變了，他們怎么唱的呢？他們說，“我有子弟，子產來教誨。我有田地，子產使之增產”。就是子產能夠讓這個田地增值，子產如果死了，誰能夠繼承他的事業呢？這個時候大家都擔心子產過世，因為他這么好的教誨，沒有人再推行了，那么他們的利益也受到了影響。
這個能夠識別真正賢明的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般的百姓，可能沒有這一個智慧。所以孔老夫子在《論語》上也說，“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就是很多人都厭惡他說他不好，你也要認真地去考察，他真的像大眾所說的那么不好嗎？就像鄭板橋為什么寫“難得糊涂”呢？很多人不理解，說這是消極的人生觀。其實恰恰相反，這反映了他不愿意和那些人同流合污的一種高潔的志向。因為大家都是貪污受賄的，以權謀私的，而他自己一個人非常的清正，這些人就會排擠他。那么他一個孤掌難鳴怎么辦呢？所以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難得糊涂。所以很多人厭惡他可能是因為他很清正，而且不愿意和人同流合污。所以很多人都排擠他。“眾好之，必察焉”。就是很多人都說他好，稱嘆他，你也要去認真地考察，他真的像大眾所說的那么好嗎？可能這些人都是他的同黨，他當了官都給他們利益，結黨營私，所以你要去考察。
在《群書治要·晏子》上，就有這樣一個故事，說的也是這個道理。晏子開始奉命到阿城去當地方官，結果治理了三年，毀謗的聲音就傳到了齊景公的耳朵里，齊景公聽了很不滿意，就把晏子召回來，要罷免他。晏子他很有智慧，他沒有去辯別，因為知道辯別也沒有用，他怎么說的呢？他說，“君主啊，我知道自己錯了，請再給我三年的時間，讓我重新去治理阿邑，我一定會讓贊譽的聲音，都傳到您的耳朵里”。于是他又回去治理阿邑。果然，三年之后，贊譽的聲音全傳到了齊景公的耳朵里。這個時候齊景公就很開心了，要給晏子以封賞，但是晏子卻推辭不受。他說：“三年之前，我剛剛治理阿城的時候，我是怎么做的呢？我注意修理小路，注意家家戶戶的防衛，結果使那些邪曲不正的人，都不得其便。”
比如說他想去別人家偷東西，但是因為他提倡了家家戶戶的防衛，這個邪曲不正的人就不得其便。“所以這個邪惡之人就厭惡我。我還提倡節儉，興起了孝悌的教育，教導人要孝敬父母，尊重兄長，還要懲罰那些偷懶的茍且之人，結果懶惰的人就不高興、就厭惡我。在判斷訴訟的時候，對于那些有權有勢的人，也不偏向，結果這些權貴就厭惡我。對于身邊的人，他們有什么要求，合理的就給予，不合理的就不給予。結果，身邊的人也就不高興了，也厭惡我。那么那些權貴之人來考察，我就是按照禮儀的規定給以接待，也不給以他們過分的招待，結果這些權貴之人就厭惡我。所以有三種邪惡之人毀謗于外，有兩種諂曲之人毀謗于內，所以不到三年的時間，這個毀謗之聲，就傳到您的耳朵里了，被您聽到了。而當我重新回去治理阿邑的時候，我改變了以前的做法，不再修整小路，也不加強家家戶戶的防衛了，邪惡的人就高興了。我也不提倡節儉了，對那個懶惰的人也不給予懲罰，也不再教導他們孝敬父母，友愛兄弟了，那么茍且偷懶的人也就高興了。我斷案的時候偏向那些有權、有勢、有財富的人，結果這些豪強權貴也就高興了。對于我周邊的人，只要他們有什么要求，也不管他合理不合理，我就滿足他們，結果我身邊的人也就高興了。那些權貴來訪的時候，也不管他是不是符合法度，我就超越禮儀地好好地招待他們，結果這個權貴之人也就高興了。結果不出三年，贊譽之聲就傳到您的耳朵里了。其實三年之前我所做的事情是應該給予獎賞的，而三年之后我所做的事情是應該給予懲罰的，但是您卻要給我獎賞，這個獎賞我不應該接受，所以我也不敢接受。”齊景公聽到這里，若有所思，那么他也明白了，晏子的一番苦心，最后他終于還是任用了晏子。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么呢？告訴我們賢德之人，他要去做事的時候，一般的百姓可能不理解。特別是當百姓的理智、還有道德沒有提升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他反而還對他誹謗攻擊。所以怎么樣呢？這個賢德之人也很難施展。所以我們如果，通過民主的方式來選舉，那很多的人，他就看到眼前的小利，他看不到全局，那誰投其所好，他就會選誰。誰給他的錢多，誰給他的賄賂投他的心意，他就去選誰。那就會出現大量的徇私舞弊的現象。所以我們把這個民主選舉，引入到村干部的選舉之中，據說有一些地方，還出現了黑社會的老大， 都被選為村支書了這樣的情形。所以我們中國（古）人，他是有這些歷史的經驗，他是不會盲從的。他知道應該誰來舉薦賢德之人，只有賢德的人，才能夠舉薦賢德之人。所以不提倡民主，那也是有原因的。
再下一個問題。我們都知道，“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這一個道理不難理解。因為什么呢？因為上行下效。那么為什么在現實生活中，舉直卻這么難呢？為什么舉薦正直的人，正直的人不被用呢？難在何處？這個難在何處呢，第一，就是舉薦的人，就是任用人才的人，他沒有知人之明。沒有知人之明，他可能就被那些看似善良的人、看似有德的人、看似忠正的人給蒙蔽了。因為很多人怎么樣，很多人說的很好，但是怎么樣呢？做起來都和他說的不一致。所以孔老夫子告訴我們，“巧言令色，鮮矣仁”。而且怎么樣呢？聽其言，還要觀其行，不能只看他怎么說。其實很多人特別能干事，但是卻不怎么能夠說，表白，也不怎么有口才。實際上在一個團隊中，最能干事的往往是這些人。那么第一就是說領導者缺乏知人之明。
第二就是領導者自己不是一個賢德之人。為什么呢？因為他的私心很重，貪欲很重。小人就會利用他的貪欲，滿足他的私心，結果怎么樣呢？這些人就受寵了。在《韓非子》上就告訴我們，任用君子之人，遠離小人，就會使這個事業興盛發達。如果我們任用的是小人，遠離了君子之人，這個事業就會衰敗。那么我們怎么判定身邊的人是君子是小人呢？《韓子》上說了這樣一句話，他說：“這個奸佞的小人有一個最大的特點，什么特點呢？他都是順著領導者的心思去說、去做，來取得領導者的寵信——寵愛和信任。領導者認為什么是好的，他一定跟著贊嘆；領導者認為什么是不好的，他一定跟著去毀謗。”當然這個說明這個領導者他說的不一定是真正地好，但是這個小人為了投領導所好，他一定跟著去諂媚巴結、阿諛奉承。那么這樣的話，這個事業就很難興盛發達了。所以，之所以不能夠任賢，不能夠舉直，就是因為領導者自己有私心，而小人利用了他的私欲，來滿足他的私心，所以怎么樣呢？所以不能夠把真正正直的人舉薦出來。
在蕅益大師的《論語點睛》中，最后說了這樣一句話，他說：“惟格物誠意之仁人，方能舉直錯枉。可見民之服與不服，全由己之公私。不可求之于民也。”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只有那個真正做到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仁人，他才能夠做到“舉直錯諸枉”。也就是說，民眾服與不服，在于自己有沒有公心，是自己公正無私，還是充滿了私欲，不可以求之于民，不可以一味地去讓人民服從你，要求人民服從你。這個服一定是心服，而不是口服。“勢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無言”。你怎么讓人心服口服呢？那就是領導者一定能夠公正無私，不要舉薦那些和自己關系親密的人，不能舉薦那些給我送禮的人，滿足我的私欲的人。不能夠因為這個私心而放棄了公義。所以《群書治要》上說“仁者在位，而仁人來；義者在朝，而義士至。”這個仁者，有仁愛心的人，在領導的位置上，他自然會感召有仁愛心的人，從遠方慕名而來。義者在朝，這個講道義的人都在朝中為官，那么自然會感召義士都從遠方而來，也來和你一同把這個事情辦好。這個就是告訴我們，“舉直錯諸枉”這個道理很簡單，但是難，難在何處？就是領導者自己有私心，不能夠克服。
在《孔子家語》上也記載著，魯哀公向孔子來請教，說：“大禮是什么樣的呢？為什么你一談起禮就這么樣地尊崇呢？”孔子說：“他說人之所以能夠正常生活，這個禮是最重要的，如果沒有禮，就無法按照一個合適的標準，來祭祀天地鬼神；如果沒有禮，就無法區別君臣、上下、長幼的位置，如果沒有禮，就沒有辦法來辨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遠近、親疏的交往。因此古代治理國政的人，對禮特別地尊重，而且把他們自己所能夠做到的來引導百姓。那么他們是怎么做的呢？你看他們是怎么做的。他們所住的房屋很簡陋，他們的服飾非常地簡樸，車子上沒有特別的雕飾，所使用的器具也不是精刻細雕的。飲食不講究美味，心里沒有特別的貪求，和天下的百姓共享利益，古代圣明的君王是這樣來行禮的。”哀公聽了之后，也問了一個很好的問題，他說：“那么為什么現在的君主不能夠這樣去做了呢？為什么不能夠推行禮了呢？既然禮這么好，一用禮，這個國家就得到治理，但是為什么現在的國君，卻不能夠這樣去做了呢？”孔老夫子回答的也很有味道。他說：“現在的君子追求利益，現在的國君追求利益，貪得無厭，荒淫奢侈無度，懶惰怠慢，游手好閑，一味地搜刮百姓的錢財，來滿足自己的貪心，使百姓抱怨朝政，違背眾人的意愿，去征討正直清明的國家。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擇手段。不是依據正常的法度，而是任意地使用暴虐嚴酷的刑罰，來誅殺百姓。從前的君主治理和役用百姓，都是按照前述的方法去做。而今天的君主官吏役用治理百姓，都是按照后一種方法去做。這就是今天的君主不能夠修明禮教的原因了。”
這一個論述，也就是告訴我們，這個國家的禮教不能推行，不能夠真正地把正直之人舉薦出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為領導者、為官的人不能夠率先垂范，克服自己的私心和私欲。所以難就難在這個習氣難以克服。已經習慣于驕奢淫逸的生活了，你讓他過簡樸的生活，很多人看不到它的意義，也就會去抱怨。就像我們現在國家提倡，反對奢侈，厲行節約。但是這個號召提出來了，很多領導干部，還想方設法地去蒙蔽領導，把那個消費的場所從高級的酒店挪到了鄉村，挪到了私人會所。所以你看，自己的私欲克服不了，這是不能夠“舉直錯諸枉”真正的原因。所以，還是要“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自己的身修才能夠家齊，家齊才能夠國治，國治才能夠天下平，這個順序是不能夠顛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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