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余莉 教授
尊敬的諸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繼續來學習《論語·治要》，我們看憲問篇，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有勇者不必有仁。竹添光鴻在《論語會箋》上說，有言，謂有善言也，有德者必有言，德是德行，言就是有益于人的言語，有德行的人他說話不會害人，也不會說錯話，為什么，因為他的存心就在利益大眾，只想對人有好處，所以必能夠說出有益之言。
有言者不必有德，但是有有益之言的人，或者是言不由衷，或者是能說不能行，所以不一定有德。在《論語》中都有很多篇章，都有關于言語的闡述，比如說“巧言令色，鮮矣仁”，一個人花言巧語，致力于言語的好聽，偽裝出和善的面目，這樣的人一味地去取悅別人，很少能有仁德之心，正是因為一個人巧言令色，很少有仁德之心，有言者不必有德，所以君子不以言舉人，君子在任用一個人的時候，不能夠因為一個人說的好聽，就對他委以重任。
特別在《論語》上還說，君子欲納于言，而敏于行，說一個君子在言語上，應該遲鈍、緩慢，但是在行為上要敏捷雷厲風行。比如說，在西方的總統選舉中在競選中，這個總統候選人的競職選演說中，都說了很多漂亮的承諾，但是后來事實證明都難以兌現，那么正是看到了這樣的弊端，古人特別強調，在選人用人的時候，既要聽其言，還要觀其行。
在《群書治要》上，有很多關于言語的論述，告訴我們為什么選人，要不僅僅看他的言，還要看他的德。比如說在《中論》上就這樣說，“夫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不倦，喋喋如也”。這句話說，能言善辯的人，利口者就是能言善辯的人，他的心智足以洞察到細小的環節，他的言辭也非常地巧妙，很注意修飾，伶牙俐齒，足以應對急切的追問，這個給，就是口齒伶俐的意思，難，這個難就是反駁的意思，他的反駁也足以讓世俗人斷定疑惑，但是他好說不倦，喋喋不休。這樣的后果是什么，夫類族辯物之士者寡，而愚暗不達之人者多，熟知其非乎。但是在世間，能夠按類推理分辨事物的人是很少的，而愚鈍的不通達的人是多數，那么誰知道他說的不正確呢，因為他說的頭頭是道，又有演講的口才，結果一般世俗之人就會非常相信他的話，但是實際上他所說的東西，很多都是有違大道的，“此其所以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這就是他之所以沒有什么用處，但是卻不被廢棄，很低賤卻不被遺棄的原因。
“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行僻而堅，言偽而辯者殺之，為其疑眾惑民，而攪亂至道也，”古圣先王都有這樣一個法律，對于能言善辯，曲解法令的人，能夠混亂禮法和名分，使其失去原意的人，行為邪僻卻堅持不改，言語虛偽而能言善辯的人，要處以死刑，比如說孔子當了大司寇，沒有幾天，就誅殺了行僻而堅，言偽而辯的少正卯，為什么，因為這個少正卯口才很好，但是所說的都不符合道，但是就因為他口才好，能言善辯吸引了很多人，甚至孔老夫子的很多弟子，也被他吸引而去，對于這樣蠱惑人心的人，只有把他殺掉，因為什么呢，因為這一般民眾，他很難辨別是非，他會使民眾產生疑惑，而且使至道混亂，使社會風氣變得不淳厚，讓人分不清是非善惡。
關于古人不任人以言，在《群書治要?漢書》上，也有這樣一個故事，說張釋之和漢文帝一起出行，結果文帝就登上了虎圈，就是飼養虎的地方，并且向上林苑的主管，來問關于禽獸簿的問題，但是他問了十幾個問題，這個上林尉，就是主管上林苑的這個副主管，他是左顧右盼一個都答不上來，但是在旁邊有一個官職很低的嗇夫，他就主動來替上林尉回答這些問題，他對皇上所問的有關禽獸簿上的問題都非常地熟悉，而且為了讓皇上看到他的才能，他是有問必答，滔滔不絕，喋喋不休，給人的感覺就是，他對禽獸簿的情況很熟悉，而且口才也很好。文帝看了果然很歡喜，于是就說，當官吏的人，不就應該是這樣的嗎？于是他就下詔，超級提拔這個嗇夫為上林令，上林令就是負責主管上林苑的最高官職，他的位置還在上林尉之上。
張釋之看到之后，就趕忙上來勸諫，他說您覺得絳侯周勃是什么人呢？這個周勃是西漢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也是西漢的功臣，因為被封在絳縣所以被稱為絳侯，漢文帝就說了，周勃當然是德高望重的長者了，那聽了之后，張釋之又問說，東陽候張相如是什么樣的人呢？張相如也是因為有戰功才被封為候，他是在西漢一百四十三位的功臣中列居一百一十八位，漢文帝就回答說，他當然也是長者。張釋之就說了，說您看這絳侯，東陽候都是德高望重的長者，但這兩個人在上書言事的時候，就好像說不出話來一樣，就是沒有什么口才，現在您超級提拔這個人當上林令，那不就是想讓大家都仿效這個嗇夫喋喋不休的口辯之才嗎？秦國因為任用了，那些只會舞文弄墨的刀筆之吏，這些人爭相以亟疾苛察相比試，結果是徒有官文的形式，但是卻沒有惻隱的實德，沒有同情之心，秦始皇聽不到自己的過失，所以才逐漸的衰敗，到了秦二世時，天下就土崩瓦解了，現在陛下，因為這個嗇夫能言善辯，就越級提拔他，我恐怕天下會隨風響應，爭相去求能言善辯的人，而不求有真才實德的人。而且下級跟從上級其迅速就像響之應聲，影之隨形一樣地迅速。所以皇帝的一舉一動，都不能夠不審慎，明察。
漢文帝聽了之后，也受到了警醒，為什么呢？因為這些皇帝，其實從小也是熟讀圣賢經典，他也能夠知道，“巧言令色，鮮矣仁”，于是就稱他說的好，就廢棄了把這一個嗇夫提拔為上林令的詔書。
我們從這里看到，古人評判一個人才，并不主要看他的口才如何，說得多么漂亮，而主要看他，是不是有真才實德，做事能不能辦好，有沒有執行力。
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在剛剛擔任總書記之后，帶領著新任中央常委，中央政局的常委，去參觀復興之路之后，就提出空談誤國，實干興邦，這一句話可以說是，切中時弊，而且也有深刻的意義。
在《群書治要·傅子》也這樣說，“上好德則下修行，上好言則下飾辯”。如果在上位的人，君主喜歡德行，那么下級就會紛紛地去修養自己的品行，如果上面的人喜歡言談，下邊的人就會爭相修飾自己的言辭，向能言善辯方向發展。
像我們很多的地方競爭上崗，競爭上崗除了筆試之外，重要的是有口試。在口試的時候，不僅僅看一個人的知識面，理論基礎等等，還要看他的表達能力，特別是現在選拔老師的過程中，把表達能力演說能力口才，作為第一重要的因素。這樣的結果就是，這里所說的，大家都會向著能言善辯的方向去發展，而不重視自己德行的提升。
后面他接著說，“修行則仁義興焉，飾辯則大偽起焉”，人人都重視修養品行，天下的仁義之風就興盛起來，但是人人都學著能言善辯，虛偽的社會風氣就會興起，這是必然的征兆。“德者難成而難見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悅者也”，但是問題是什么？德行的成就，修養需要很長的時間，所以也很難成就，很難被發現，被人了解，但是言語卻是很容易被撰寫出來的，也很容易取悅于人。
“先王知言之易，而悅之者眾，故不尚焉”，古圣先賢都知道言語很容易，而且愛聽好話的人很多，所以并不崇尚言談。“不尊賢尚德，舉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悅取人，則天下之棄德飾辯，以要其上者不尠矣”，如果不崇尚賢能之人，重視道德，也就是引導人們向善，來教化百姓，卻只憑說話好聽，來選取人才，那么天下背棄道德，僅憑能言善辯，而要求他們的君主，給予其封賞的人就不會少了。
因為“德難為而言易飾也”，正是因為德行、修養很難成功也很難成就，但是把口才鍛煉的很好，卻是一件相對容易的事，所以古人強調不能因為一個人的言語能力很好，說的很好聽就對他委以重任。
《傅子》上還說，“聞言未審，而以定善惡，則是非有錯，而飾辯巧言之流起矣”，如果領導者聽了他人的言論，并沒有去審慎地去考察，沒有調查研究，就妄下結論，以此來確定是非善惡，就很容易導致錯誤的判斷，由此還會導致，喜歡說不實言論的風氣，越來越盛行。
比如說某某人到領導面前，來說一個同事的壞話，這個領導聽了之后，就信以為真，也沒有去調查研究，他所說的是不是事實，就對這一個人，產生了懷疑，或者是產生了誤解。如果這個領導者，總是這樣的話，那么下邊喜歡到他面前說別人壞話的人，說那些不實言論的人，就越來越多了。
因此他得出結論說，“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聽言必審其本，觀事必校其實，觀行必考其跡”，這句話就是告訴我們，觀察一個人，聽人的言語，不如觀察這個人所做的事，觀察人所做的事，不如觀察這個人的行為，而且聽一個人的言論，還一定要清楚他講話的原因，也就是他這樣講話根本目的，用心何在，觀察一個人所做的事情，要核查他是不是符合事實，真實可靠，觀察一個人的行為，也要觀察他這樣行為的原因。在選拔和任用人才的時候，把這三者都綜合起來參照考慮，才會避免，僅僅憑一個人的言語就委以重任這樣的弊端。
在《群書治要?周書》上也說，“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如果我們憑一個人的言語取人，人就會想方設法地致事于言語的好聽，如果我們以一個人的德行、行為來取人，人們就會竭盡全力地，提高自己的德行，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飾言無庸”就是裝飾自己的言語沒有用，會很平庸，竭盡提高自己的行為、德行，才會有所成就，這一句話，其實也是非常有針對性的，像我們在選人用人的過程中，要避免僅聽一個人的言語，特別是演講能力、演說能力，就判斷他，能不能勝任這個工作，這樣這個經常出現差誤。
“仁者必有勇”，這個“仁”源于德，“德”源于道，有道德的仁人做道德之事，他的一舉一動，都是為大家，必然有勇氣。為什么呢？因為真心心存仁道的人，他看到別人有困難，就會勇敢地去救，他沒有看到自己，可能會有危險，他只見到所救的人，在受苦。
自古以來的忠臣孝子，比如說《正氣歌》中的文天祥，不愿意投降，愿意犧牲，為什么呢？就是由“仁”字而來，這就是孔子所說的，殺身成仁，“無勇不能成事”也成不了仁者，所以仁者必有勇。
那么在當前社會志士仁人，最應該承擔的事是什么，最應當去救的又是什么，我們聽國歌，有一句話非常的有感觸，說“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為什么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因為我們的中華文化，正面臨著斷層的危險，自五四運動和十年文革之后，傳統文化沒有人講了，而且被批判的體無完膚，讓人們對傳統文化的誤解，也達到了頂端，結果很多人喪失了，對自己文化的自信心。所以在生活中，看不到力行傳統文化的樣子了，五倫八德沒有人講了，倫理關系就紊亂了，那么文化的承傳，可以說是后繼乏人。這個時候志士仁人，最應該承擔的就是，勇于承擔弘揚中華文化的責任，正如孔老夫子弟子所說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人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這個任務，非常的重大，為什么呢？因為它關系的文化的承傳，關系到民族的榮辱、禍福。
所以就應該像習近平總書記，所號召的，13億人每一份子，都應該成為傳播中華美德、中華文化的主體.我們也經常聽說湯恩比先生，他研究了各個國家的文明歷史，最后總結了一句話，說能夠真正解決二十一世紀社會問題的，只有中國的孔孟儒學和大乘佛法，他是從文化學的角度，研究了各個國家的文化發展史，得出這樣的結論不是偶然的。
儒家文化、大乘佛法都在中國，中國人如果不用于承擔，這個使命、這個職責的話。那就等于見死不救，既沒有勇又沒有仁。到目前我們最應該承擔的，就是要弘揚中華文化，使中華文化代代相傳，而且能夠使世界歸向和平，能夠化解沖突，“有勇者不必有仁”，有勇的人雖然勇于去做事，但是如果不與道德相合，那不算是仁，即使奮不顧身，也只是無意義的匹夫之勇，所以勇者不一定有仁。自古以來勇將很多，但是打敗仗就投降，為什么呢？因為沒有仁，作支撐，而文天祥能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什么原因呢，就是因為他有仁，這個才是大勇。我們看儒家的書，學孔子的仁，看他是不是積極地去擔當，就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勇者。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不仁，就是指違仁而言，做一切事，學任何事，都必得有一個逐漸成熟的過程，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由生處轉熟。君子學仁也應當求其成熟，正如《孟子·告子》上所說的，”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仁未成熟，不免違仁”，孔子說，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弟子規》上也說，勿自暴、勿自棄、圣與賢、可訓致。
每一個人都有成圣成賢的品質、潛能，但是如果自己不奮發努力，不朝著成圣成賢的方向去爭取，那也永遠不能夠成圣成賢，所以人，發心行仁，沒有力不足的，都辦得到，但是有不成熟的，比如說，我們看這個橘子必須紅了才成熟，但是這個熟是一個結果，其中必有原因。什么原因，要經過長時間的澆水、施肥，綿綿不斷，最后才有熟的結果。
一天行仁，可以說是一天有仁，但很難成熟，像孔子贊嘆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其余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在孔子的弟子之中，只有顏回，他的心三個月不違仁，但是其余的弟子，只不過是日月至焉而已矣，最多是一日或者一個月，偶爾來一回而已。從這里我們看到，學仁是很不容易學成功的。仁道難成，所以“君子而有不仁者有矣夫”，君子就是修學的人，不仁就是修學，沒有成熟的人，君子學仁尚未成熟，這是有的。
我們看到，在生活中有人學習《弟子規》，或者立志做某一件事情，在初始幾天可能是兢兢業業，過了幾天就松懈下來了。所以古人說，有志者立志長，無志者常立志。有志氣的人，他的立志很長遠，每一天按著《弟子規》來做，每一天都按著《弟子規》，要求自己，無志者常立志，沒有志向的人，過了一段時間就發現，自己的志向達不到，可能就懈怠了，但是過了一段時間，又很后悔，也很懺悔，又來重新立志，所以無志者常立志。
所以學道要能夠循序漸進，要能夠堅持，才能夠體會到法喜，如果學道，沒有體會到法喜，就很容易退轉，一旦一個人體會到，學道的樂趣，古人所說的禪樂為食，世味哪有法味濃，這個才不容易被世間的，五欲六塵所誘惑。因為這個世間的五欲六塵，和法喜相比，那是不可以相提并論的，那為什么一般的人喜歡，比如說兩個人卿卿我我，喜歡看電視，喜歡參加熱熱鬧鬧的同學聚會，這都是世味，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品嘗到更高的法味，他覺得這個很有味道，但是學道的人，他體會到法味之后，再看世間的這些事，就覺得太沒意思了。
“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至于小人，就是未嘗學仁，便談不上仁。在《周易》的《系辭傳》上說，“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小人認為這個善事太小，不懈于去做，沒有什么益處，認為這個惡是小事，也沒有什么，無傷大雅，也不愿意去除，最后結果是什么，這個惡，積小成大，積少成多，越積越多，最后不可掩蓋了，這個罪，也是越來越重，最后也不可解脫，不可解救了。所以說“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因為小人，他沒有去學仁，便談不上仁了。
“仁雖難成，但是要肯學，誰都能夠成就，不學，便無能成之理”，那么這一句話就是告訴我們，不能淪為小人，甚至淪為禽獸，必須學為君子，甚至成圣成賢。
人生的意義是什么，人生的意義就是，不斷提升自己的靈性，人不能像禽獸一樣，每一天吃了睡，睡了吃，不問生從哪里來，死到哪里去，人生的價值是什么，這樣就是，使自己的靈性，越來越墮落了。
“子問公叔文子于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后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后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后取，人不厭其取也”。
公叔文子，根據《論語集解》孔安國的注解，說他是衛國大夫公孫拔，文，是他的謚號，《禮記·檀弓》鄭康成的注解說，文子是衛獻公之孫，就是說公叔文子，是衛獻公的孫子，公明賈，也是衛國人，姓公明，名賈，也有人說這個“公明”古代的時候讀為“公羊”，“賈”讀為“高”，公明賈，也就是公羊高。
孔子聽說，公叔文子，不言，不笑，不取，就問公明賈，這話是否可信，不言，就是不隨便說話，現在的人到處演說，這個是向西方人學的，因為西方人總統選舉，都要有晉職演說。
言多必失，《易經》上說，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很多事都是壞在說話上。再者，不笑，脅肩諂笑，巧言令色，鮮矣仁，很輕薄，我們應該學《論語》上所說的，“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遠遠地望著他，看著他，非常的有威儀，但是你接近了他了，他也很溫和，這個溫和不是笑，不能見面就笑。
看京戲不能白看，這個京劇里你看，不只圣人不亂笑，演戲的正派角色也不亂笑，三花臉才笑。比如說包拯的笑，比黃河清，所以權貴都忌憚他，不敢與他做政治交易，不敢和他權錢交易。而現在的人隨便笑，嬉皮笑臉，這個都是跟外國人所學的。
在中國的古禮上說，長者見幼者可以笑，但是幼者見長者笑，便是不恭敬，不肅敬。“聽其言也厲”，說起話來，有規矩絕不隨便，“不取”就是不能隨便取人家的東西，這個《論語》上也有，“臨財勿茍得”，要做到這一點也不容易，而且還不能夠 做不到和，“禮之用和為貴，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孔子主張，要把事情做好，必須學禮，“博學于文，約之以禮”，禮，關系著一切大事，所以孔子見老子，不問道，只問禮。
也就是說，我們雖然取東西取和不取，也不能夠違背禮。比如說別人給你送禮來了，應如何對待處理，人家表示尊重，如果一味地拒絕，對方也很難接受，也很不好意思，那怎么辦。我們要知道，人家送禮的用意是什么，是不是違背原則的，是不是有賄賂的，如果是這樣的話，當然不能夠取。
像魯國的宰相，公儀休拒魚，拒賄，這樣的情況下，就不可以去獲取。但是如果別人是為了表示尊敬，表示感恩，或者是表示慰問，沒有其他的企圖，而所送的，也只是一些土特產而已，這個時候，你可以接受，但是可以，加倍的還給別人禮物，禮尚往來，這個禮，也是用來表達人情的方式，如果不送禮，不走動的話，人情也會越來越淡薄，這個禮要有和，就是“和為貴”，但是“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也不能夠，做到恰到好處。
孔子與公叔文子，不是很熟悉，他聽說公叔文子不言，不笑，不取，不大敢相信，所以就問公明賈，為什么問，為什么不敢相信，因為以上這三點都不容易做到，沒有相當的修養功夫，很難做到，公明賈怎么回答的，他說，“以告者過也”，是傳說此話的人，言過其實，說話的人，說得太過分了，太嚴重了。
夫子，這里邊是指，公叔文子，因為他是大夫，也可以稱為夫子，“夫子時然后言”，他的話說得恰得其時，恰到好處，到他該說的時候，應該說的時候才說，所以別人，也不厭惡他說話。
像在《弟子規》上，有很多關于言語的教誨，“稱尊長、勿呼名，對尊長、勿見能”，在尊長面前，不要表現自己很能力，自己很有學問，因為什么？這好像有點班門弄斧，晚輩在長輩面前，要謙虛好學，而不能夠炫耀自己的學識，“樂然后笑”，這個“樂”有兩個音，一個是悅，一個是樂，奏樂時，歡樂心暢時，就有笑容，再者就是有歡樂的事，該笑的時候就笑。笑也有若干種，有苦笑，冷笑，皮笑肉不笑等等。在戲里的笑，就有很多，唱戲的笑，錯一點都不行，戲雖不是高級的藝術，但是卻能夠勸化人，所謂說書唱戲勸人方，都是勸化人的方法。這里的樂然后笑，采取的是快樂的“樂”的這個讀音，快樂時才笑，沒有虛情假意，所以別人也不討厭他的笑，“義然后取”，東西不是不取，義然后取，這個“義”就是“合宜”的意思，大家公認，該取的就可以取，合義才取，取得正當，所以別人不討厭他的取，文子并非，是不言不笑不取，而是言、笑、取都恰如其分，所以別人不討厭。
“子謂衛靈公之無道也，季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孔子談到了衛靈公，說他無道，季康子就問了，既然他無道，為什么不亡國？孔老夫子就回答了，他不亡國的原因，衛靈公固然不好，但是他有一個特點，就是他能用人，而且所用的人，不一定都好，但是他能夠知人善用，用其所長。
下面就舉了幾個例子，他有仲叔圉，就是孔文子，辦理外交，又有祝鮀，這個祝鮀，就是衛國的大夫子魚，他有辦祭祀的特長，辦祭祀不容易，必須條條有理，井井有條，所以讓他辦理宗廟之事。
又有王孫賈，他有軍事特長，因此叫他辦理軍旅之事，那他這樣會用人，哪里會亡國呢，“奚而不喪”，這個“奚”就是為什么，喪，朱熹的《四書集注》說，喪，失位也。祝鮀、王孫賈這些人，在別人手上，可能別人，用不上，但是衛靈公，卻能夠用人，他雖然昏庸，但是他能用人所長，為什么會亡國呢。這句話就是告訴我們，辦政治用人，用對人，是非常重要的。
在《群書治要》中就講到，說用人最忌諱的，就是“能不當官”，什么意思，就是一個人的能力，和他所擔當的官位，不相匹配，這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能力低的人，被授予了高官，另一種就是他所擔任的職位，不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特長。
在《管子》上說，“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于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于官而事治者則用之”。這句話說的很好，說明智的君主，選擇賢人，這個人說自己很勇敢的，你就讓他去帶軍打仗，這個人說自己有智慧的，你就讓他去擔任一個官職，“試之以官”，并不是一下子就任用了他，要有一個試用期，如果讓他去領軍，他能夠有戰功，那么就來舉用他；如果讓他去試著做官，能夠把事，辦的井井有條，那么再任用他。
我們現在，考察一個、選拔一個官員，或者是選用一個員工，都有一定的試用期，在試用期之中，看看這個人，是不是能夠把事做好，是不是有真才實學。明智的君主選擇賢人，“必臨之以事而驗其能”，那么這個呢是避免，不能稱官的有效途徑。
在《群書治要·典語》上還講，要料才核能地，去任用人才，它說 ，“夫料才核能，治世之要也”，料，就是評估、估量，估量人才的才能,考核他的能力，這是治理國家的要務，接著說“凡人之才，用有所周，能有偏達，自非圣人，誰兼資百行，備貫眾理乎”，凡是人的才能，他的用處，都是有一定的范圍的，能力也有偏通之處，并非每一個人，都是圣人，都是完人，那么誰能夠兼通百行百業，明白各種道理呢，“故明君圣主，裁而用焉”，所以明智的君主，都是衡量人的才能來委以重任。
下面他還舉了一些歷史上的故事，“昔舜命群司，隨才守位，漢述功臣，三杰異稱”，在歷史上，舜能夠垂拱而治，為什么？因為他任命百官的時候，也是根據，每一個人的不同，才能給以不同位置，比如說它任命皋陶來斷獄，任命契做司徒，掌管五倫的教化，任命禹來治水，因為他們有各種各樣的，不同特長，所以他們擅長什么，就讓他們去干什么，最后自己很輕松，自己能夠垂拱而治。
漢朝表彰功臣的時候，蕭何、張良、韓信被稱為三杰，也是根據他們的功勞，給以不同的封號，張良，運籌于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他很善于謀劃，很善于用兵，運籌帷幄，蕭何是振國家，撫百姓，他治理國家，安撫百姓，是最擅長的，韓信聯百萬大軍，戰必勝，攻必取，韓信最擅長的是，率軍打仗，是一個很好的帶隊的將軍，他們的才能不同，所以給他們的封號也不一樣。
“況非此儔，而可備則乎”，更何況不是像他們這樣的杰出人物呢，就是說像張良、蕭何、韓信這樣的杰出人物，他們的才能都是有一定的，不同的，有他最擅長的地方，也有他不擅長的地方，對于一般的人，更不應該求全責備。
“且造父善御，師曠知音，皆古之至奇也”，下面又接著舉例子，造父是善于駕車的人，師曠是一個盲人，但是他的聽力特別好，辨音的能力很強，所以稱為師曠知音，這些都是古代最神奇的人，但是假使他們，那會有什么結果，結果他們雖然竭盡全力了，但是還不知道怎樣去勝任。為什么呢，因為人的才能是有偏通的，是有專長的，正是因為人的才能，大概都是有這樣的情況，所以不能夠不估量人的才能，去委以重任，如果你是用的，是適當的人才，這個人能夠擔當他的職位，那么一定會得到好的治理結果，這一句話就是告訴我們，來到我們一個團隊的人，都是有所擅長的人。
比如說有的人擅長治理事情，把事情管理得井井有條，有的人善于出謀劃策，他可以對這個團隊的長遠發展，有一個計劃，有的人，是善于做具體的事情，有的人喜歡做文字工作，有的人擅長人際交往，有的人擅長講課，他們的才能不一樣，要根據他們，所擅長的不同，分配給不同的任務，這樣才能夠各盡其才，才堪其任。
后面他說，“或有用士而不能以治者，既任之，不盡其才，不核其能，故功難成而世不治也”，說有的君主用了這些士人，但是卻不能把國家治理好，是什么原因？因為雖然任用了他，但是他的才能，卻沒有充分地發揮，也沒有根據他的能力，來給他一個適當的位置，所以怎么樣呢？功難成而世不治，很難獲得功效，國家也得不到治理。
“馬無輦重之任，牛無千里之跡，違其本性，責其效是事，豈可得哉”，說這個馬，沒有像牛那樣，去負輦耕地的任務，牛也沒有奔跑千里的能力，如果違背了它們的本性，去任用他們，還希望能夠有成就效，這怎么能夠做到，任用人才也是一樣的。
下面他做了幾個比喻，也做得非常恰當，“使韓信下帷，仲舒當戎，于公馳說，陸賈聽訟，必無曩時之勛，而顯今日之名也”，假使讓韓信，去對戰爭的規劃運籌帷幄，讓董仲舒，去率軍打仗，讓斷獄的于公，去到處游說，當外交官，讓陸賈判斷案子，結果一定是獲得不了，他們以前所獲得的功勛，也不會得到今日的顯名，因為韓信他不善于籌謀只善于打仗，董仲舒是一介書生，只善于博古通今，但是你讓他率軍打仗，卻不行，于公剛直不阿，能夠斷獄但是卻不擅辭令，陸賈善于辭令，但是卻缺乏斷案的魄力和決心，如果將他們都安插錯位，結果自然不盡其意，不盡如人意。
那么這些道理，在我們現實生活中，也是有很強的針對性的，像我們現在很多的大學畢業生，上大學的時候，學了一個專業，但是畢業之后找工作，很多人都是才非其用，也就是說他所從事的工作，和他所擅長的專業無法匹配，很多人，這個大學四年的工夫，也都白白的浪費了，在現實生活中，每一個人都各有所長，不可能盡善盡美，所以如果用一個統一的標準，衡量人才，也很難把真正的人才選拔出來，特別是一些奇才，很可能就因為被一個統一的標準所遺漏。
比如說我們現在的高考，高考所考的題目，都是統一的，如果一個考生，要進入一個一流的大學，那就是說他所有的功課，都必須是很均衡發展，如果他有偏科，那可能就和自己理想的大學，失之交臂了，但是事實上，往往有人，在某一方面，特別有突出的天分，但是在其他的地方，卻不一定非常的完美，那么這樣的話，我們按著一個標準，一個分數，去衡量選拔人才，那國家可能會，失去一批高素質的專業人才進入名牌大學。
而在找工作的時候，很多的高校還有一個死規定，說不是211工程，不是211的學校，那你看他的第一學歷，不屬于211的學校，都不能夠選他，到這個學校來工作，這也會使很多奇才，被拒于門外。
所以呢，中國古人，告訴我們選拔人才，要不拘一格，特別是對于那些奇才，要有特殊的選拔標準。
這一章主要是，論知人善任的重要性，也有啟示季康子的意思。在潘維城的《論語古注集箋》中，引《論語述何》說，“舉三臣，以勵康子也”，就說，舉出這三個臣子，實際上是勉勵季康子，意思是說，這三臣雖然不是完人，不足稱道，但是他們侍奉明公，尚且比這個魯國的三家大夫，侍奉魯君要好的多。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內容，不足之處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