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余莉 教授
尊敬的諸位同學，諸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繼續來學習《論語治要·顏淵》。請看這一句：“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爸俟瓎柸省?，仲弓，也是德行科的大賢，為什么《顏淵篇》最初先列顏子、仲弓“問仁”呢？因為這個“仁”很不好講，古往今來，很多人學了很多年，但是仍然說錯。比如說韓愈就曾經說“博愛之謂仁”，這個“愛”是七情，而“仁”不是七情?！爸俟瓎柸省?，孔子答了六句話，一共三件事?？鬃哟稹俺鲩T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這是一件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另一件事；“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又是另外一件事。
首先我們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這里孔子也是拿古代的成語來回答仲弓的問題。在《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臼季說“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古人編這個言語，就是給大眾說的，誰來學就說給誰，上自天子下至乞丐，都要學習。這句話的大意是說：出門與人相見，猶如接見大賓；使用民力，猶如承奉大祭。什么是大賓、大祭呢？在皇侃的注疏中引注說：“大賓，君臣嘉會也；大祭，國祭也”?！按筚e”就是朝會或者會同，“大祭”就是祭太廟、祭天，這兩件事情很多，格外嚴肅，所以賓、祭都說“大”?！耙姶筚e”必須敬，“承大祭”必須誠，誠與敬，即可為仁。這是對在位的領導者而言的。
因為在孔子那時候，君不君臣不臣，所以先說在上位的人，上行而下效，象堯、舜“率天下以仁”，百姓從之為仁；“桀紂率天下以暴”，人民也從之為暴。所以如果在上位者懂得“大賓大祭”，那么百姓出門做客就知道有禮貌，在自己家屋里懂得祭祀。見大賓、承大祭是國君的事，所以這里說“如”。我們必須學這一個道理：就是我們走出自己家的大門，或者是你去見客或者會客，就如會大賓，必須恭恭敬敬、規規矩矩。出外做客必須講禮貌。像我們平時在家的時候穿得很隨便，甚至穿得很破爛，但是我們講課的時候要穿得很正式、很正規，這是為恭敬聽眾。雖然提襟見肘，也要有規矩?！笆姑瘛笔钦f，在上者出來做事，一切恭恭敬敬、毫不茍且。像我們現在很多人，當了一個小科長，架子就很大。祭祀時必須有恭敬之心，這就是告訴我們：領導者用人、使民，要做到一切恭敬。當然不是領導者的人，也要學習這一句話，只要做事，就像祭祀一樣，盡心盡力地去干，即使錢少也必須盡力，不要責怪他人，但責自己。外國人他們不懂得這一個道理，所謂“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義”，因為他們沒有聽聞君子的大道。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管子·小問篇》引語說：“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這個“施”當“加”字講，就是你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事，覺得這個事對自己沒有好處，就不要把這一件事加于他人的身上。這也就是我們《弟子規》上經常所說的“將加人，先問己。己不欲，即速已”。這一句話看似簡單，也很容易理解，但如果我們時時處處按照這句話來衡量自己的行為，我們就知道這件事是該做還是不該做了，應該怎樣去做？
在《孔子家語》中，也提出君子有“三恕”?！犊鬃蛹艺Z》就是前幾天習近平總書記到曲阜考察的時候拿起的兩本書之一，一本書是《論語》、另一本書就是《孔子家語》。在《孔子家語》上這樣說道：“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弗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弗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告訴我們君子有三恕，哪三恕呢？如果有領導、有君主不能夠侍奉，不能夠竭忠盡智，那么有屬下、有臣子，而求他能為自己使用、能夠竭心盡力地侍奉自己，這就不是恕道了；有父母親不能夠孝敬，有兒女，求他們能夠有知恩報恩之心而報答自己的父母養育之恩，這也不是恕道了；有兄長不能恭敬，而有弟弟，希望他能順從自己，這也就不是恕道了。
像我們現在很多人對于自己的兒女關心得無微不至，有求必應，但是對父母卻不能盡心盡力，結果兒女被養成小公主小皇帝，沒有孝親感恩的心，做家長的卻不能夠反求自己，反而責怪這個孩子沒有良好的道德。這個孩子為什么沒有道德呢？實際上都是沒有良好的“教育”。這個教育并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高等學校這種知識和技能的培訓，而是“做人”的教育。所以在《禮記·學記》上說“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人善良不斷地增長，過失得以挽救；而這個“育”在《說文解字》上解釋為“養子使作善也”。僅僅把兒子養大，那個不叫“育”，他必須順著善良的方向去發展，知道孝敬父母、忠于祖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還知道友愛兄弟、團結同學，還有社會公德，這才叫“育”。現在的孩子，沒有看到父母長輩的身教，沒有從他們身上學會孝敬父母、知恩報恩，他們成為小公主、小皇帝也是自然而然的了?，F在很多家長崇洋媚外，孩子也是以到西方去求學、學習西方的生活方式為榮。仔細反省一下，都是做父母的“身教”所影響的。
所以在《孔子家語》上有一句話，也是孔老夫子說的：“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把父母親、老年人都放棄不去照顧，而把所有的關愛放在了兒女的身上，這樣呢，結果就是：家庭不吉祥了、敗相已露。
所以在中國傳統社會，為什么老人倍受尊敬呢？因為中國人是以恩義、道義、情義作為處事的標準。老年人實際上是對社會國家貢獻最多的人，下一代之所以有一個幸福的生活，都得益于上一代的貢獻。人們知恩報恩，所以對老年人特別地尊重。但是現代為什么老年人越來越不受到重視了呢？還出現了很多打罵父母的現象呢？因為我們現在學習西方文化，把功利主義作為處事待人的標準，凡事是以利害的原則進行處理：這件事對我有利有好處，我就會對它全力以赴，這個人對我有利益有幫助，我就聽他的話，甚至極盡諂媚巴結；但是這個人由利變成害了，那對不起，我可能就做出忘恩負義的事。所以老年人，雖然對社會國家有所貢獻過，但是因為他們現在體力、智力都衰退了，在很多年輕人看來，都成為他們的包袱了，所以對老年人就不尊重了。這是因為我們做人做事的原則改變了。所以我們希望下一代怎么對待我們，希望我們的兒女能夠孝敬我們，我們就應該用心地去孝敬我們的父母，我們就應該怎么樣對待老年人，這個才是“恕”道。
舉這一條就可以類推一切。“能行恕道，即可為仁”。比如我們為人處事對著人，居高臨下、兩眼望青天，眼睛里還露出不屑和輕視。這雖然是小事，但是如果我們被人家這樣對待，就會心生不悅，我們從這里就知道，不能夠以這樣輕視傲慢的態度去對待別人。所以《曲禮》開篇就說“毋不敬”，就是告訴我們要：有恭敬心、一切恭敬。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包咸的注解說“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霸诎睢本褪鞘擞谥T侯之邦，在諸侯國里做官；“在家”是指士大夫家，也是如此，必須無怨。“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就是無論在哪里做事都不使人抱怨。這一點也是很難做到的，如果沒有仁德便辦不到。即使我們在一個商店里做賣貨員，也要盡心盡力，能夠把顧客的需要給照顧好，才不至于顧客抱怨我們?？傊?，要盡到自己的本分，才不會使人抱怨。像我對四川人的印象就很好，為什么呢？四川人即使給別人做小時工，也是要盡心盡力；即使要辭職了，在找別的小時工期間，他還是盡心盡力地幫你把這個工作做好，社會風俗就是如此，應該說這也是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
孔子所說的“出門如見大賓”，這兩句是引用古時候的成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兩句也是引用古時候的成語；至于“在邦無怨”這兩句是否是古語，則不得而知。但是就前兩條而論，可見孔子說話還是以古訓為依據，更何況一般的普通學者，言論不能夠不謹慎。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子張問明”，這個“明”很不容易，“明”的反義就是迷惑顛倒，如何能明呢？孔老夫子回答說：“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 ”。
這個“愬”就是訴訟的“訴”字，“愬”和這個“訴”是同義字；而這個“譖”也是訴的意思，譖和愬都有讒言的意思，而區別就在浸潤和膚受上。譖就猶如浸潤，愬猶如膚受。那什么是浸潤、什么是膚受呢？我們看鄭康成的注解，他說：“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边@個注解的意思就是說，譖言如水，是漸漸滋潤，令人接受而不自知。想說某人壞話，不明說，就是“譖”。比如有人問你：某甲如何呀？而你不回答，但是有表情，這個表情就是譖。那什么是膚受呢？馬融的注解說，“‘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馬融注解的“膚受”，就是說愬者言語不實，沒有實際的根據。皇侃的注疏對這個“愬者”是這樣解釋：“愬者，相訴訟讒也。拙相訴者，亦易覺也。若巧相訴害者，亦日日積漸稍進，為如人皮膚之受塵垢，當時不覺，久久方睹不凈，故謂能訴害人者為膚受之訴也”。皇侃的注疏認為“膚受”就像皮膚受塵垢一樣，當時你沒有感覺，但是時間久了才發現皮膚受塵土多了，受得多了就會往心里走。一開始是用很輕微的辦法說人壞話，比如說有人問你某甲如何呀？你不直接說他到底怎么樣，只說他不甚可靠，也不說他的壞話，這個就是愬。久而久之就往聽者心里走了，說好人壞人都有這種情形。
所以我們必須多讀書、多辦事，經驗久了，遇事才不會疑惑，而是與別人不一樣，一接觸就明了。當別人來說“浸潤之譖，膚受之愬”的時候，在我們這里就行不通了。作為領導者必須自己能做主，不能輕易聽信讒言，有一首《聽讒詩》把讒言的危害給我們說得很清楚。這首詩是這樣說的：“讒言慎莫聽，聽之禍殃結”。讓非常謹慎地不要聽取讒言，如果你聽了讒言就會與人無端的結下禍殃；“君聽臣當誅，父聽子當決”。
如果當君主的聽了讒言，即使是忠臣也會以莫須有的罪名被處死。就像趙構昏君，聽了秦檜的讒言，結果把精忠報國的岳飛給誅殺了。當然，凡事都有因果：秦檜害岳飛，他聯系當時的御史羅汝楫制造了這一個歷史的冤獄。這個羅汝楫怕得罪秦檜，所以就和他聯起手來陷害岳飛。沒有多久他的父母病重，他回去奔喪，結果他父母過世沒多久，他也死了。他的兒子羅愿，知道他的父親犯下大罪，他做官的時候非常地謹慎，也做得很不錯，做了多年之后，覺得自己為官很清正，這個罪過應該也還得差不多了，他才敢去岳飛的廟里去拜祭。結果剛剛在拜祭岳飛的時候就猝死在當場。這個在正史中都有記載。所以說凡事都有因果，不能夠無端的陷害別人，也不能夠幫助別人陷害別人、說別人的讒言。
“父聽子當決”，做父親的聽信了讒言，就是連自己的親生兒子也會受到誅殺、父子的關系都會決裂?！胺蚱蘼犞x，兄弟聽之別”。夫妻之間本來很恩愛，聽信了別人的讒言，結果對對方生起了懷疑之心，本來好好的夫妻也要離婚了；兄弟之間本來是手足關系，骨肉之情，但是聽信了別人的讒言也會分家，甚至吵上法庭?！芭笥崖犞?，骨肉聽之絕”。本來朋友兩個關系很好，但是聽到別人說朋友的壞話，下一次再看到朋友的時候就覺得他怪怪的，就心里有不好的想法；骨肉至親聽了讒言也會決裂?！疤锰冒顺哕|，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龍泉”就是古代的寶劍，非常地鋒利，古人把讒言比作鋒利的寶劍，殺人都不見血。作為一個領導者，要知道“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當一個小領袖，耳根軟就不行；如果領導大的團體，耳根軟的人也不能信任，做領導要有主見。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比绻腥艘挥鲎P愬就能覺知，使譖愬行不通，這個人就是明白的人，而且還有遠見。作為一個明智的君主，能夠分清忠奸、是非、善惡、美丑，這個是很重要的。在《群書治要·劉廙政論》上就說道：自古以來當君主的人，沒有不想得到忠賢之士而任用他們的。但是得到這些忠賢之士之后，卻又免不了去向眾人調查，問問這些忠賢之士究竟如何？但是忠于君主的人，哪里能夠事事都有利于他人呢？如果有一件事得罪了人，沒有給人帶來利益，那怎么能夠讓眾人都贊嘆他呢？在眾人中怎么能夠都得到好的名聲呢？做君主的如果自己不賢明，他就不知道什么樣的人是忠賢之士。即使得了忠賢之士，忠賢之士來到他的身邊輔佐他，他也會懷著一種猜疑之心向眾人去調查。結果這些人又不一定都是賢德的、不忌妒賢能的人，那么他們對這個忠賢的人就會有一些偏頗的言論。如果君主聽之任之，就可能對忠賢之人產生懷疑，從而不予重用。
所以在《體論》上有這樣一句話，“使賢者為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慮之，與愚者斷之；使修士履之，與邪人疑之，此又人主之所患也”。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任命了賢德的人去做事，卻又讓那些不孝之人、不賢德的人去議論他；讓有智慧的人來謀劃，卻又讓那些愚鈍的人來決斷；讓有修為的人去執行某一件事情，卻又讓邪曲不正的人去懷疑他，這也是君主經常犯的毛病??！
正是因為這些君主和當領導的人，對于賢德之人不能用而不疑，經常產生猜疑（慮）之心，結果使得賢才的才華不能得以施展。在《新序》上也說，賢明的人不被重用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他說：“不肖嫉賢，愚者妒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歲不合者也”。就是不賢德的人會嫉妒賢德的人，愚鈍的人會嫉妒有智慧的人，所以賢明的人就會被阻隔、而不能夠被君主所重用，所以君主千載也難以碰到一個德才兼備的人。有的是不肯用賢德之士，有的是用了賢德之士但是不能夠持久，有的是用得很久但是不能夠善始善終，還有的是不孝的兒子把父親的賢明忠誠給廢棄了，這樣所導致的災禍和敗亡難以一一地記錄。但是要點在于什么呢？要點就在于君主自己不夠明智，分不清什么是賢德之人、什么是不賢德之人？所以就會一味地聽從大家的評論，群臣認為一個人好，他就認為一個人好；群臣對一個人有誹謗，他就認為他不行。
所以最后，他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故譖愬不行，斯為明矣”。如果讒言和毀謗都不能夠通行，君主自己能夠判斷什么樣的人是忠臣，什么樣的人是奸臣，這，才叫明智。這段論述也是告訴我們，賢者之所以不被使用，或者用著用著就被廢棄了，不能善始善終，終歸還是因為君主自己不賢明，分不清是非、善惡、美丑，所以聽取了那些邪曲不正的言辭，結果使得讒言誹謗盛行，使賢德之人被棄不用。
在《桓子新論》上也為我們闡述了求得了賢能之臣之后，在發揮他們的作用中，還存在著三大難題和兩種不能夠始終信任賢臣的情況。這三個難題是這樣的：在世間做事的人，中等平庸的人才比較多，而有很高才能的人比較少，少不能勝眾，一個人的一張口不能夠和一國之人來辯論；賢能之人保持著很清高獨特的言論，但是要去冒犯那些眾口一詞的言論，他以和君主疏遠的關系以及低賤的身份，去悖逆那些和君主親近的權貴之士，這是萬萬不能夠相容的，這是第一個難處。一個人想建立一些殊勝卓越的事業、做一些不同尋常的事情，但是這是世俗之人不能夠理解、也不能接受的。因此如果領導者使那些明智的人去幫他謀劃事情，但是又讓那些平庸之輩來議論他，那么賢人的這些見解和主張一定不能夠被這些平庸之人所理解，這是第二種難處。領導者聽取了賢才的進諫，按照他的諫言來施行，但是事情還沒有做完，讒毀的人就隨著來誹謗他、厭惡他，結果領導者在中途就懷疑賢德之人、對他有了猜疑之心，進獻善言的人反而受到怪罪，這是第三種難處。除此之外，還有兩種不能始終信任賢才的情況：有智慧的人竭心盡力地向國君進言、想為國家造福，但是眾人離間他，結果他就被國君所懷疑。如果他有一個言論不符合君主的意思或者不恰當，那就會被這些人讒毀、誹謗。即使他有十件善事，就因為有一個小小的過惡，最終被罷免了。這是第一種使賢佐不能夠善始善終的原因。有才能的人都被世間的人所嫉妒，只有他遇到了明智的君主才能夠被提拔重用、做一番大事。結果君主有幸得到了賢能的人才，又和眾人去商議，不讓他參與、不讓他知曉，即使是孔子這樣賢德的人，也會離去。這是第二種使賢佐難以善始善終的原因。
你看古人對于賢才不能始終被領導所信任的原因，都分析得很清楚、很透徹，也值得我們現在人所借鑒。
在《說苑》上記載著齊桓公向管仲請教的故事：桓公說，我想把我的酒放在酒杯里放到腐爛，把肉放在砧板上也放到腐爛，這樣的事會不會對我的稱霸有妨礙呢？管仲說：這些事固然不是什么高貴的、值得崇尚的行為，但是并不妨礙你稱霸。什么事才妨礙稱霸呢？他說“不知賢，害霸也；知而不用，害霸也；用而不任，害霸也；任而不信，害霸也；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也?！彼f了五種妨害稱霸天下的事情，都是和任用賢德有關系。第一就是不知賢：不知就是不知道天下有賢才之士，不知道天下有哪些人是賢德的人。像《孔子家語》上說，在古代圣明的君主都盡知天下賢德之士的姓名，而且發現他們如果真正是有真才實德的人，一定會委以重任，會不遺漏賢才。不能夠分辨天下的賢德之士，這是妨害稱霸的；知道了這個人是賢德之士，但是你不重用他，這也是妨害稱霸的；你重用了他，但是不給他任命一個適當的官職，沒有給他名正言順的位置，這也是妨害稱霸的；你任用了他，也委以重任了，但是你還不相信他，這是妨害稱霸的；信任了他之后讓他去做事，但是還用小人來干預他，這也是妨害稱霸的。這五種妨害稱霸的事，都和不能夠知人善任、用而不疑有關系。
在劉廙《政論》上有一段話：君主或者領導者，之所以尊敬人臣或屬下，是因為他知道：如果任用了臣子并且對他信任，然后把重要的事都托付他，他能夠把這些事一一處理好，就能夠幫助自己治理國家、獲得太平。如果領導者很多疑，自己親自去做事，結果他的臣子就不再思考怎么樣可以治國，而去思考什么了呢？而是去思慮——怎么樣能夠得到君主的歡心？臣子們一心一意就在謀劃這些事情，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他們都在“琢磨人”，而不是在“琢磨事”。什么原因呢？就是因為君主對于他任用的臣子有所懷疑，他想事必躬親，不想真正讓臣子放手去做，反而給予了過多的干預。結果臣子們也都比較聰明，他就不想怎么把事情做好，因為做得太好，君主領導還會嫉妒他、擔心他，所以他們就想方設法地去投君主所好，君主喜歡什么他就說什么、君主愛好什么他就做什么，這樣，領導者就對他沒有什么疑慮和防范了。
在《傅子》上也這樣說：“昔人知居上取士之難，故虛心而下聽；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睆那?，人們都知道身居高位比如說君主，他要想了解世間的人，特別困難，那怎么辦呢？他就要去虛心聽取眾人的意見；知在下相接之易，知道下面的人互相交往比較容易、也比較頻繁，所以憑借著下屬，來招致更多的賢人。后來他還舉了兩個例子，比如說舜舉薦皋陶的時候，能夠發現他、把他舉薦出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得到皋陶了之后，再通過皋陶來招致天下的賢德之士就比較容易了；商湯舉薦了伊尹，想讓他出來做官也很難，但是得到伊尹之后，通過伊尹再來招致天下的賢士也就很容易了。所以后邊他接著說：“故舉一人而聽之者，王道也；舉二人而聽之者，霸道也；舉三人而聽之者，僅存之道也”，你舉薦一個人對他非常地信任，對他言聽計從，這是稱王天下之道。
當然這個賢人確實是像伊尹、管仲、皋陶這樣又有德行、又有才能的人，你舉薦出來這樣的人，對他很信任，這是稱王天下之道；如果你舉薦的兩個人，分別聽從他們兩個人的建議，這是因為你對他們不能夠完全信任，所以還有所懷疑，這只是稱霸天下之道；“舉三人而聽之者，僅存之道也”，舉薦了三個人，來聽他們各自的意見，最后可能就是在三岔路口，不知道何去何從，那是僅僅保持自己不滅亡之道。這句話也是告訴我們：用人不疑，能夠對人委以重任、用而不疑，才是取得最好成就的途徑。那么這個和我們學習要“一門深入”，也有一定的異曲同工之處。像我們學習傳統文化，古代的人都講求師承，只是跟著一個老師學。如果你對這個老師特別地信任、特別地認可，那么你跟他學，就是一條路；如果你對他半信半疑，還想去和別的老師再學習，兩個老師就是十字路口；那三個老師就是三岔路口，你不知道該聽誰的對了。所以這個師承很重要，堅持“一門深入，長時熏修”，這個才是有成就、最終的方法。
《典語》上把君主和臣子之間的關系做了這樣一個比喻：“夫君稱元首，臣云股肱，明大臣與人主一體者也”，古代的君臣關系是什么樣的呢？和現在企業老板和員工的關系完全不一樣。古代的人把君主稱為是大腦，把臣子稱為是腿和胳膊，也就是四肢，這就表明大臣和君主是一體的關系，像一個身體一樣，誰也離不開誰，互相配合、互相信任?！皥蛎骺〉?，守位以人，所以強四支而輔體也，其為己用，豈細也哉”。堯帝能明了辨別德才兼備的人，并且讓德才兼備的人擔任官位，他強健了四肢，也就能夠輔助他的身體，對自己的幫助怎么會小呢？
“茍非其選，器不虛假；茍得其人，委之無疑。君之任臣，如身之信手。臣之事君，亦宜如手之擊身。安則共樂，痛則同憂?！比绻粋€人不符合選拔的標準，不是合適的人才，就不要白白地授予他官位；如果這個人是值得信任的德才兼備的人才，那就任用他沒有懷疑。君主任用臣子，就像身體信任自己的手一樣；臣子侍奉他的君主，也就像這個手觸摸他的身體一般；什么樣的呢，“安則共樂，痛則同憂”，他們是同甘苦、共患難，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這才是一體的關系，誰也離不開誰。所以怎么能夠互相懷疑呢？這就表明了君主和大臣的關系，應該是像頭腦和四肢的關系一樣，應該互相信任，而且沒有任何的疑慮之心。所以《孟子》上也說：“左右皆曰可用，國人皆曰可用，然后察之”。要殺人、要判人罪也是要如此，大家都說他有罪，都說他該殺，你要認真調查是不是事實如此？這句話就是講：不聽讒言，才是明智，才是有遠見。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子貢來問政治，孔老夫子回答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這也是講了三件事，孔子答復糧食要充足、兵力要充足、要取信于民?！氨痹瓉硎侵肝淦鞫?，“兵”不是指人。打仗的士是指兵，我們說士兵士兵，士是指執武器的人，兵是指兵器，后來持有武器的人也叫做兵。這里邊所說的兵還有國防的意思。
首先，國家必須有吃的，食要緊，民以食為天。在《禮記·王制》上就說，“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五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币馑际钦f國家如果沒有九年的積蓄，就是能夠使百姓吃九年的糧食，這被稱為不足；沒有六年的積蓄，不足夠百姓吃六年的糧食，這個被稱為急；如果沒有足夠供養百姓吃三年的糧食，這個國就不稱其為國家了。在《荀子·富國篇》上也說：“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馀”。也就是說足食是怎么來的呢？就是因為國家能夠節儉用度，有了多的就積蓄起來，這樣儲藏糧食以備兇荒。食足之后還必須預備好武器，那怎么會沒有執兵的士呢？足食之后，百姓才能足，百姓就是士。
在古代社會，老百姓都要去服兵役，老百姓能夠吃足、用足，那自然也就不缺少作戰的士了。“民信之矣”，就是國家有信用，國家必須首先讓百姓生起信心，辦政治才能夠成功。我們今天雖然足食，但吃的很多是毒藥，就像《無量壽經》上所說的“飲苦食毒”，也不能稱為足食。特別是現代，轉基因的技術被應用到食品上，也給人健康造成了嚴重的危害?，F在還可以說是“足兵”，但是對于“信”卻很缺乏。
我們看子賤去治理單父，巫馬期去調查，趁著夜色來到了單父，一個百姓在夜色下捕魚，捕到了很多魚，看了一看，又把它放回到河里去了。巫馬期很奇怪，就上去問：“我看您捕魚，為什么捕了一些魚，又把它們給放回去了呢？”這個百姓就說：“我所捕到的魚，是那些還在生長中的小魚，而我們的長官子賤提醒過我們，不要去捕殺那些還在生長中的小魚”。巫馬期聽了很感慨，回來向孔子稟告?？桌戏蜃泳驼f：子賤曾說過：用至誠之心對待身邊的人和事，這種影響自然會波及到遠方，子賤就是把這種管理方式運用到管理之中了。
所以，正是因為子賤愛民如子、視民如傷，所以他贏得了百姓的信任，他每發布一個政令、每制定一個制度，老百姓都愿意支持、愿意擁護，做到了即使在無人監管的時候，也像嚴刑峻法就在身邊一樣，他達到了“不忍欺”的最高管理境界。這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因為人民信任他們的父母官。如果百姓不信任政府，很大的程度，是有一些為官者魚肉百姓，沒有把這個官位作為為百姓謀福利的工具，而是把它成為自私自利的資本，所制定的制度政策可能是為了自己個人利益、或者是小集團的利益而著想，老百姓也不愿意去配合。
所以孔老夫子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那怎么樣改變這種狀況呢？辦政治，就必須得用讀書人，用讀什么書的人呢？是讀圣賢書的人，他們能夠身體力行圣賢教誨，而且能夠大力弘揚、宣導傳統文化、傳統美德，整個社會興起仁義、道義、恩義的處事方式，這樣才能夠避免政府失信于人的現象。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子貢說，若到不得已處，可去一條，三者要先去除哪一條呢？孔子說：“去兵”。三條都不能去，但是必不得已的時候就去兵。沒有武器還行，揭竿而起，拿著石頭木棍也能拼命。就像抗日戰爭的時候，雖然我們的武器不如日本人先進，但是小米加步槍也能夠取得勝利。這就是因為，當時的共產黨人能夠團結勞苦大眾，讓他們能相信自己是真正的道義之師，得人心者得天下。“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子貢又說其余兩條，遇到有辦不到時，兩條中再去哪一條呢？孔老夫子說“去食”。為什么去食呢？很多人說去食不是餓死了嗎？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孔子不必等子貢去問，自己先為他說了。因為自古皆有死，不足為患，有食物吃也得死，打仗時有食物吃也得死，太平的時候父不父、子不子，人倫關系紊亂了，雖然有糧食不得而食之，有錢有勢也得死。但是民信不能去，百姓對國家的信仰不能去，去了就亡國。只要人民信賴政府，雖無足食，仍可與國家共患難；如果去了民信，縱使無外患也有內亂，則國家不能安立，所以說“民無信不立”。就像一個家，即使家中有錢，有足夠的糧食吃，如果家（中）的兄弟姐妹都不合，也會敗家，這是一個道理。
“哀公問于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卑Ч珕栍谟腥粼唬骸澳牮?，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年饑，就是谷物收成不好，魯哀公因為年成不好、費用不足，問有若應該怎么辦？他是魯國的國君，又有封地，為什么還這么說呢？因為當時魯君的封地都被三家給取走了?！坝腥魧υ唬骸翉睾酢?，依據鄭康成的解釋，“徹”是周朝的稅法，規定農民繳十分之一的稅，這也是天下的通法。皇侃的注疏引《孟子·滕文公篇》說夏朝用貢法、殷朝用助法、周朝用徹法，其實都是十分之一的稅法。但是“法久則弊”，在井田之中，好的土地大家都要，不好的才留給國家，所以除井田外，另外再加一分的稅，就是“二”。魯國自宣公十五年改變了稅制征稅十分之二，所以孔子作《春秋》把這一段就記了下來，認為這不合理。這種稅制直到哀公的時候也沒有改變。有若怎么回答的呢？他說為什么不實行徹法呢？有若建議魯哀公恢復徹法，所以哀公說：“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意思是說征十分之二的稅，猶感覺到費用不足，怎么能夠恢復十分之一的稅制呢？又去一半，就更不足了。有若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姚鼐《惜抱軒經》說“與，猶謂也，古人語多如此”?！熬肱c不足”就是君孰謂不足的意思。改變了稅法，稅收反而會減少，有若何嘗不知呢？
但是魯國的稅收大部分是由季氏等三家大夫中飽私囊，魯君也就是當時的哀公，因為政權被三家所把持，有一肚子的牢騷，所以求享受，活一天就享受一天，這是糊涂。他不懂道，沒有辦法給他講——其實人的福都是有一定的，福享完了、享盡了，就會受苦。壽和祿也都是一定的，但是魯哀公他不懂得這個道理，也沒有辦法給他講得太明白。當時的這種積弊不除，縱然向農民征收更多的稅，魯哀公的收入增加不多，還是不夠用，徒使民眾更加貧困而已。與其說兩無實益，不如減稅。所以有若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皇侃的注疏引江熙說：“為家者，與一家俱足，乃可謂足，豈可足一己而謂之足也”。
就是說能夠統領一家的人，要和一家的人都富足，才可稱得上是足；如果只是滿足一己的私利，怎么可能稱得上是足呢？像中國古人有這種家族的觀念，他去奮斗、去努力、去工作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這個家庭，老的時候有家庭來養老，所以他感覺到很安心，老的時候也后顧無憂。那每一個人都是這樣為家庭貢獻，富裕的就可以去救濟貧困的，貧窮的人不用擔心自己的收入不夠、孩子上不了學、吃穿都不夠用，所以人人都身心安穩，這是家族式的方式。
現代，這種血緣家族沒有了，現在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公司、單位、集體之中，只要我們把這種道義推而廣之，來經營我們的公司、單位、和集體，實際上我們就把這一個集體、企業、單位變成了一個和睦的大家族，人人都是為了這個企業、單位而奮斗，企業單位負責養老育幼，這樣傳統的文化精神仍然可以承傳。所以古代的家族之所以能夠承傳，是因為它是一個道義的結合。如果沒有了教育，兄弟之間也會起紛爭。所以關鍵并不是在于血緣，而是在于教育。人們接受教育，都以道義相處，這個事情才能夠辦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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