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余莉
依法治國是現代社會備受推崇的治國之道。如何全面理解依法治國，正確認識和處理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之間的關系，自古以來就是一個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結合《群書治要》中的德法兼治思想，全面認識依法治國的理念，不僅能使我們有選擇地借鑒西方治國理政的經驗，更能幫助我們規避西方國家政治生活領域出現的問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理體系。
一、禁令不明的原因分析
《群書治要·抱樸子》中講：“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筭不精而窮兵以侵鄰。猶釤禾以計蝗蟲，伐木以殺蛣蝎，減食以中蚤虱，撤舍以逐雀鼠也。”意思是說，禁令不明確，卻用嚴刑來平定亂象；朝廷對國家大事的謀劃不當，卻竭盡兵力去侵犯鄰國。這就好像割掉禾苗以消滅蝗蟲，砍掉樹木以消滅蛀蟲，吞下毒藥以殺死跳蚤、虱子，拆除房舍以驅逐麻雀和老鼠一樣。可見，如果遇到問題不能向內挖掘原因，深入從根本求解，而僅僅從知末上解決問題，甚至意氣用事、對外轉嫁危機，就會使問題愈演愈烈，最終自取滅亡。
“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說明，社會出現亂象、國家得不到治理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禁令不明確，禮法制度不健全，人們不知道應當提倡什么、禁止什么，就會肆意妄為；做人沒有倫理道德的底線，就會導致人倫關系的混亂；國家沒有禮法制度，就會出現社會秩序的混亂。可見明確的禮法制度，對于治國安邦至關重要。
社會出現禮法制度不明的情況主要是因為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無法可依。導致禁令不明的首要原因，就是沒有禮法可依。人們是非、善惡、美丑的標準混亂，沒有行為準則，就會出現?“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墨子》）的狀況。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是非、善惡、美丑的標準，卻沒有統一的道德觀念。特別是當涉及到現實中的道德和價值判斷時，就會出現各種不同的意見和紛爭，這不僅導致社會共同道德信念及共同價值觀念的缺乏，使人們無所適從，還會進一步撕裂社會，激化矛盾。
社會的價值觀、道德觀多元且混亂，在社會層面就表現為面對同樣的問題或選擇，人們會根據不同的價值學說給予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評價。結果導致人們最終以“我高興，我愿意”作為選擇自己行為的理由。這就是為什么社會的年輕人中普遍流行著“只要我喜歡，有什么不可以”的口號，社會秩序必然隨之混亂。
在古代中國，任何一個朝代取得政權之后，一般不超過五年就要制禮作樂，使整個國家都有禮法制度可循。一切都有了禮法標準，人人依照行為，社會才得以安定。古人做人都要遵循五倫、八德。現在人如果不學習五倫八德，就會出現悖德悖禮的行為而不知不覺。例如，曾有一位小偷作案被捉，警察對他說：?“你這樣違法亂紀是不孝的行為。”但是小偷卻很不服氣，說：?“你怎么知道我不孝？我對父母很好。”因為他沒有學習《弟子規》，不知道?“德有傷，貽親羞”的道理，所以才會認為自己對父母好就是孝敬，而不知道孝包含了養父母之身、養父母之心、養父母之慧、養父母之志等多方面的內容。這就是因為不明確孝的標準所致。
第二，朝令夕改。如果政令常常變化，而且沒有連貫性，也會導致禁令不明。而朝令夕改的現象之所以產生，就是因為沒有抓住治國理政的根本，致使問題層出不窮，而不得不修改政令。今人不能體會古人制禮作樂是源于本性的自然之德，反而嘲笑禮樂制度是專制帝王奴役人民的工具，而師心自用的結果必然是政策的頻繁更改。中國古人講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是性德，是自然之道，不僅是個人修身的標準，也是治理國家的原則；不僅在古代適用，在今天也適用；不僅能解決中國出現的各種問題，也能根治世界范圍內諸如恐怖主義、環境危機等問題。因此仁義禮智信被稱為?“五常”，就是因為它是永恒不變的常理常道。但由于今人對傳統文化一度喪失了信心，不懂得遵循自然之道，而用自己的智巧制定了很多法令規章，卻無益問題的解決，行不通時就要不斷更改，致使禁令很難明確。
第三，禁令繁多。?“少則得，多則惑”（《道德經》）。禁令繁復則會導致百姓迷惑。在《群書治要·鹽鐵論》中講：?“道徑眾，民不知所由也；法令眾，人不知所避也”。道路多了，人們不知道該走哪條路；法令過多，老百姓不知道應該怎樣去避免觸犯法禁。?“故王者之制法也，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因此，圣明的君主制定法令，如日月一樣昭明，所以民眾不會迷惑；像大路一樣清楚明白，所以民眾不會困惑。?“幽隱遠方，折乎知之；愚夫童婦，咸知所避”。即使是偏僻幽隱的遙遠之地，愚昧無知的人，乃至婦女兒童，都知道什么是不法的行為而不去觸犯。?“是故法令不犯，而獄犴不用也。”這樣就沒有人違犯法令，而監獄和刑具也都用不上了。
這說明，法令過多會使人民迷惑。而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就在于人們誤以為社會亂象叢生的原因是法律不夠嚴密，監督機制不夠健全，卻沒有意識到倫理道德教育的缺失才是社會問題的根本癥結。因此施政者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制定法律法規上，而忽視了道德教育。
西方著名的美德倫理學家麥因泰爾在他的《追尋美德》和《誰之正義？何種合理性？》中講到：?“對于法律的應用而言，它僅僅對那些擁有正義美德的人才有可能發揮作用”。換句話說，法律和規則是由人來制定的，如果立法者沒有正義的美德，他只想到小集團的利益，不可能制定出公平合理的制度。而即使正義的規則制度制定出來了，還是要由人來推行，如果執法者沒有正義的美德，也不可能把合理的規則推行好。所以麥因泰爾提出，?“倫理學的任務不是去設計正義的規則和制度，而是要回到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把培養美德作為倫理學的主要任務”。他的觀點在西方學界引起了普遍關注，也得到了強烈反響。換言之，要達到善治，既需要完善法制，也需要有德之人來推行合理的法律制度。
二、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
《群書治要·孫卿子》中指出：?“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荀子認為，法不能夠獨立存在，只有有了正人君子、圣賢人，它才能夠發揮作用；如果沒有圣賢君子，即沒有具有正義美德的人，法就不可能發揮作用。所以，法律和制度是治理的開端和憑依，而圣賢君子是制定法律和推行法律的人。
在反腐敗的過程中，人們一直都在爭論一個問題：到底是制度更重要，還是人更重要？在《群書治要·傅子》中，用一句話就講清了制度與人之間的本末關系，?“明君必順善制而后致治”，明智的君主一定是順著好的制度，才能夠達到天下大治的效果。?“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但是，并不是說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夠實行，達到天下大治的結果，必須還要由賢良之士來推行好的制度。所以從這里我們看到了，中國古人并沒有否定制度的作用，但是也不認為只要有了好的制度、禮法規則，就能達到社會和諧，還必須有具有美德的圣賢君子推行好的制度，因此孔子說：?“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這就必須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
從歷史上看，在夏、商、周三代都曾經出現過天下大治的局面，特別是?“成康盛世”，周成王和周康王統治的時期，監獄四十年沒有犯人，治理得確實很好。但是雖然這些禮法都記載在典籍之中，他們的后代子孫卻不能身體力行這些教誨，沒有按照這些禮法去要求自身，治理天下，最后也導致了夏、商、周的敗亡。
所以，要認清社會亂象的根源究竟是無法可依、法規不健全，還是法律法規已經設置好，但是人們卻明知故犯？如果認為社會亂象產生的原因是因為法律的不健全，只是在法制的層面解決問題，就會導致?“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現象，這是因為忽視了人心的治理。?“不能止民惡心，而欲以刀鋸禁其外，雖日刑人于市，不能制也”（《群書治要·袁子正書》）。不能制止人們作奸犯科的心，人的良心都泯滅了，欲望高度膨脹，在這種情況下，僅靠刑法止惡，即使每一天都在外面執行死刑，也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行為發生。
總之，如果重視法令的嚴苛，而不重視人心的治理，社會不僅治理不好，還會出現《群書治要·漢書》上所描述的情形，就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以薪救火，愈甚亡益也”。法律條文剛剛頒布，命令剛剛下達，欺騙、奸詐的行為就產生了。就是所謂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結果事態會愈來愈嚴重。
相反，如果重視人心的治理，即使在制度不很完善的情況之下，也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發生。《群書治要·史記》記載，漢朝興起之后，把秦朝的嚴刑峻法都廢除了，力求寬宥；把過分文飾的東西也丟棄了，力求質樸。當時的法網寬疏得可以把吞舟之魚漏掉，也就是說法律制定得不具體，漏洞很多。但因為當時重視了道德教育，結果?“吏治烝烝，不至于奸”，官員的道德素質蒸蒸日上，沒有人作奸犯科，黎民百姓被治理得很好，生活安定。
這說明?“人心正則國治，人心邪則國亂”。腐敗等社會問題的嚴重確實與法律監督機制不健全有關，但是人的貪欲膨脹、唯利是圖，甚至良心泯滅，才是社會亂象叢生更根本的原因。
《群書治要·鹽鐵論》上說，?“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后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矣”。古代的君王，首先要完善其禮義，昭明其教化；禮義完備，教化昭明，還有不服從的人，再按照其違法犯罪的程度處以不同的刑罰，刑罰得當，老百姓就沒有怨言了。?“今廢其德教，而責之禮義，是虐民也”，如果沒有道德教化，人民因為無知而犯法，則是殘害百姓，即?“不教而殺謂之虐”（《論語》）。《鹽鐵論》中還對刑罰與道德教化的關系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刑法對于治理國家就像馬鞭對于駕車一樣，好的御手不能沒有馬鞭就去趕車，而是拿著馬鞭卻不輕易使用。圣人借助刑法來實現教化，教化成功了，刑罰便可擱置不用，這就是《群書治要·尚書》所說的?“刑期于無刑”。設立刑法的目的是要起到警戒、威懾的作用，期望人們不要觸犯法律。所以孔子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孔子也判案，但是他和別人不同的地方是要讓人們化解爭訟、糾紛。為什么人們能不起爭訟？就是因為興起了道德教育。
古人把地方官稱為父母官，所謂的?“民之父母”，本應愛民如子。《鹽鐵論》中說：?“故為民父母，似養疾子，長恩厚而已”。作為百姓的父母官，對待犯了罪的百姓，就應該像父母對待自己有病的孩子一樣，不過是增施恩惠、寬厚罷了。愛民不僅要使人民豐衣足食，更重要是教化民眾、更新民風，讓每個人身心和諧、家庭和諧，擁有幸福美滿的人生。所以治理國家必須秉持?“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的理念。而道德教化的關鍵，是?“上所施，下所效”，國家領導人能夠率先垂范，身體力行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就會帶動整個社會興起良好的道德風氣。因此國家領導人必須對教育有深刻的認知，知道?“教”不僅僅是言教，更需要身教的帶動。
除了領導人做表率外，推行道德教化還必須重新樹立起尊師重道的觀念，也就是國家領導人能夠把那些有德行、有智慧的賢德之士禮請出來，甚至推為一國之師。唐太宗之所以在隋末戰亂后短期內就開創了“貞觀之治”，使天下太平、萬國來朝，與他尊師重道并賜予皇子、諸王們學習《群書治要》密不可分。清朝“康乾盛世”的締造，更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設立了禮請儒釋道大德為國師、堅持講經教學的制度相關。當最高領導人能夠推舉、禮敬這些真正有道德學問的人時，全國上下也就能生起恭敬之心，愿意聽從其教誨，這樣，崇尚道德的風氣才能夠在全國普遍興起。反之，唐朝之所以衰于唐玄宗，清朝之所以亡于慈禧太后，都是因為圣教的廢弛、對師道的輕忽。
天子之所以應尊師重道，因為天子的職責是踐行圣道，而老師的職責是傳承圣道。“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所謂道，即圣賢相傳之道。孔子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師道其所以尊嚴，是因為真正的明師皆不標榜自己，而只是為往圣繼絕學，傳承古圣先賢道脈的傳道者。這種無我的精神，正是為師者所以光載千秋、萬眾敬仰之原因。天子唯有從師而學，才能修德明道，進而平治天下。縱觀中國千年歷史的興衰，可以發現：凡是尊師重道的時期，都是政治清明，乃至盛世出現的時期；凡是輕師賤道的時期，都是王朝走向衰敗和滅亡的轉折點。正如《群書治要·孫卿子》云，“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
在古代，“天下之命懸于天子”，能否盡早為太子選擇明師教導，決定著國家的安危。這說明，國家是否有真正的后繼人才，主要取決于是否有好老師的教導。所謂“天下有真教術，斯有真人材”。《群書治要·淮南子》中記載，孔子“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
如今，一些地方興辦道德講堂弘揚傳統文化，在短時間內就使得學員轉惡為善、改邪歸正，收效顯著。這些歷史和現實中的案例令人深信，符合規律的道德教育是行之有效的。
三、徒法不足以自行
《群書治要·漢書》中說：“今廢先王之德教，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難成也。”圣王都是承順天道來治理。天道都是好生惡殺，所以圣王一定是把道德教育作為要務，而把刑罰設置得非常簡單。現在廢除了古圣先王的道德教化，單單地用執法之吏制裁人民，還想讓道德的教育化被四海，是很難成就的。
《漢書》中記載了酷吏嚴延年的故事。嚴延年身材短小，卻精明強悍，辦事靈活快捷。作為一郡的長官，他對忠誠奉公的屬下，像對待自家人一樣優待，居官辦事也不顧個人得失，所以在他管轄的區域中沒有什么事是他所不知道的。但是，嚴延年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痛恨壞人、壞事太過分了。他尤其擅長寫獄詞以及官府的文書。凡是他想誅殺的人，就親手寫奏折，結果上面很快就能核準判定這個人的死罪。到冬天行刑時，他命令郡下所屬的各縣把囚犯都押解到郡上，集中在郡府統一處死，一時血流數里。為此，郡里的人都把他稱為“屠伯”。在他的轄區里，“有令則行，有禁則止”，全郡上下一派清明。有一次，嚴延年的母親從東海來看望他，本來是想和他一起行祭禮。但是，她到洛陽時，正碰上嚴延年處決犯人，血流數里。她很震驚，于是就住在道旁的亭舍，不肯進入郡府。嚴延年出城到亭舍拜見母親，但是母親卻關門不見。他在門外脫帽叩頭，過了好一陣母親才愿意見他。見了面，母親斥責道：“你有幸作了一郡的太守，治理方圓千里的地方，但是沒有聽說你以仁愛之心教化百姓，保全百姓平安，反而利用刑罰大肆殺人，以此來建立威信。難道身為百姓的父母官，就應該這樣行事嗎？”嚴延年趕忙向母親認錯，還親自為母親駕車，把母親接回郡府。祭祀完畢后，母親對嚴延年說：“蒼天在上，明察秋毫，豈有亂殺人而不遭報應的道理？想不到我人老了，還要看著壯年的兒子身受刑戮。我要走了，回到東邊的老家為你準備好葬身之地。”他的母親回到家鄉，見到同族的兄弟，也把這些話講給他們。結果，過了一年多，嚴延年果然出事了。東海郡的人無不稱頌嚴延年的母親賢明。因為她看到兒子過分殺戮的行為就預測到他以后的結局。
古人明白“上天有好生之德”的道理，所以治國要順應天道，以仁恕之心待民，不能過于苛刻。古人把“地方官”稱為百姓的父母官，即所謂的“民之父母”，本應愛民如子，哪有父母官對兒女進行屠戮的道理？如果司法官員把人民放在了自己的對立面，把能夠逮捕多少人、殺戮多少人作為自己的功績而稱頌，毫無憐憫感傷之心，這是與天道不符的。
相反，一個人即使身為執掌刑罰的司法官員，只要他有仁愛之心，不僅會受到人民的愛戴，而且還能夠感化百姓。
《群書治要·孔子家語》記載：孔子的弟子季羔在衛國當掌管司法的獄官。他親自判定對一個人實施刖足之刑。后來衛國有了動亂，季羔逃跑。被他判刑的這個人恰好在守護城門。他對季羔說：“這面墻上有一個缺口。”季羔說：“君子不跳墻。”他又對季羔說：“這里邊有一個洞。”季羔說：“君子不鉆洞。”這個人又說：“這里有一間房屋可以藏身。”季羔就躲進去了。當追趕的人都走了，季羔要離開時，就問這個人：“我不能夠虧損君主的法律，所以親自判定對你處以刖足之刑。現在我遇到了危難，這正是你報怨的時候。但是你卻幫我逃跑，這是什么原因？”這個人說：“判定對我實施刖足的刑罰，是因為我確實犯了罪，是無可奈何的事。當時我看您要用法律判罪時，是先判了別人的罪然后才判我的罪，是希望我能夠得到減免，這一點我看出來了；在我被判定了罪刑，將要行刑的時候，您面帶憂愁，有一種傷痛之心現于臉上，這一點我也觀察到了。您這樣做并不是對我有特別的偏袒，而是像您這樣的君子，自自然然就有這種表現，看到人民犯罪就會產生一種哀憐之心。這就是我之所以愛戴您、幫助您的原因。”孔子聽了這件事后說：“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其子羔乎！”意思是說，子羔做官吏真是不錯！雖然都是依法辦事，但是心存仁恕樹立的就是德行，太過嚴厲苛暴樹立的就是怨氣。既能夠公正，又顯示了德行，子羔做到了！
可見，徒法不足以自行。治理國家不可能只靠法律。法律法規再健全、再完備，最終還是要靠人來執行。同樣是作為執法人員，但因為其德行修養不同，存心也不相同。有人用殘酷的刑罰對待百姓，樹立自己的威嚴，且以此為榮，而有人卻是心存憐憫，同情人們因沒有接受良好的教育而違法犯罪，結果，百姓回報他們的態度也截然不同。相信季羔以仁恕之心公正執法的典故和孔子“必也使無訟乎”的愿望會帶給執法人員諸多啟示。
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提倡依法治國的同時，特別強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倡中華傳統美德教育。尤其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并將其作為實現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必須堅持的重要原則。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法安天下，德潤人心。必須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國家治理中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相得益彰。這是在總結中國傳統治理思想的基礎上得出的必然結論。我們深信，中國人只要重新認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堅定文化自信，增強文化自覺，提升民族自尊，堅持從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汲取治理智慧來治國、平天下，定能早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并以她崇尚道德的文化為全人類帶來希望與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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