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聶菲璘
【摘要】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選賢舉能、任人唯賢的傳統(tǒng)，對任賢的重要性認識深刻，并在選賢的標準、選賢的制度以及實現(xiàn)任人唯賢的方法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與實踐經(jīng)驗。本文系統(tǒng)梳理了中國選賢制度的歷史沿革，分析了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科舉制的特點和歷史意義，介紹了中國歷史上尊賢、辨賢、讓賢、從賢的傳統(tǒng)及其對當代選人用人實踐的借鑒和啟示。
【關鍵詞】 選賢舉能任人唯賢察舉制科舉制
中國共產(chǎn)黨歷來高度重視選賢任能，始終視選人用人為關系黨和人民事業(yè)發(fā)展的關鍵性、根本性問題。在新的歷史發(fā)展時期，面對新的歷史特點，人才更是實現(xiàn)偉大夢想的關鍵。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人才是實現(xiàn)民族振興、贏得國際競爭主動的戰(zhàn)略資源。要堅持黨管人才原則，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設人才強國。要實行更加積極、更加開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以識才的慧眼、愛才的誠意、用才的膽識、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黨內(nèi)和黨外、國內(nèi)和國外各方面優(yōu)秀人才集聚到黨和人民的偉大奮斗中來。”①中國的歷史是一部圣賢文化傳承的歷史，中國的傳統(tǒng)政治也被稱為圣賢政治。圣賢政治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選賢舉能”“任人唯賢”。自上古起，中國人就開始了選賢舉能的實踐，而且從未中斷賢能治國的探索，這些選賢任能的理論和實踐使中國歷代涌現(xiàn)出大批優(yōu)秀人才，成就了一個又一個太平盛世，推動了中華文明的傳承和發(fā)展，為上下五千年的輝煌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這些選賢任能的理論和實踐，至今仍然深具借鑒意義。
“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是不變的歷史規(guī)律。一個國家的臣子，上承君主，下接百姓，是國家運轉的樞紐。樞紐運轉不暢，甚至失去了樞紐，那么上政不能下達，下情不能上啟，內(nèi)政無人主持，外交不能落實。即使典籍中詳細記載有古圣賢王的治國方略，但如果沒有賢德之人來推行，國家政事也依然得不到治理。因此，治國理政中的首要之事是選賢任能。
首先，官員賢德與否關系到國家的安危。春秋戰(zhàn)國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社會動蕩、戰(zhàn)亂頻繁的歷史時期，但就是在這樣的年代，賢臣卻能夠成為穩(wěn)定國家的力量。《新序》中記載，秦國想要攻打楚國，于是派遣使者前去觀看楚國的寶器。楚臣昭奚恤告訴楚王，秦國使者觀寶是假，其真實目的乃是藉此觀察楚國的政治得失，進而有所圖謀。于是，楚王就派昭奚恤來應對。昭奚恤向秦國使者一一展示了楚國的寶器——賢能的臣子：治理內(nèi)政的令尹子西，處理外交的太宰子敖，保衛(wèi)疆土的葉公子高，抵御強敵的司馬子反，以及能記述先王治國理政經(jīng)驗智慧的昭奚恤自己。秦國的使者震驚得答不出話來，回國后告訴秦王，楚國有很多賢明的臣子，不能對楚國有所圖謀，因此秦國就沒有攻打楚國。國家因為有賢才而得以安存的故事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屢見不鮮。
其次，官員賢德與否關系到君主的正邪勞逸。春秋五霸之首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能獲得如此的成功和榮耀離不開賢臣管仲的輔佐。齊桓公確實具有容人的雅量和任賢的決心。信任鮑叔牙的舉薦，不計較管仲曾射中其衣帶鉤的前嫌，重用之，并尊其為“仲父”，大小國事皆由管仲處理。管仲相齊四十余年，使齊國國富兵強。然而，管仲去世后，正因桓公沒能黜退身邊的奸佞之臣，落得身死不葬的下場。同樣是桓公一人，榮在任賢，辱在任奸。這是官員賢德與否給君主帶來深刻影響的生動事例。《尚書》中警示得好：“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諛，厥后自圣”②，如果仆臣皆為正人，則其君主能為正人；如果仆臣皆是諂諛之人，其君主就會自以為圣明。因為君主天天聽到的都是贊嘆的話，不知道自己的過失在哪里，也就無從改進，當過惡積累到一定程度，敗亡也就不遠了。所以古人特別強調(diào)不能讓諂媚逢迎之人留在身邊。身為領導者，必須要有知人之明，要善于識人，管好身邊的人，做到任賢遠佞。
再次，官員賢德與否關系到民風的善惡厚薄。《后漢書·魯恭傳》記載，魯恭治理中牟縣時，注重運用道德教化來治理百姓，尤其不會專任刑罰；遇到難解案件還會反求諸己，是自己沒有將百姓教化做好，致使人們犯錯。在魯恭的治理下，中牟縣的人民受到了道德教化，民風越來越好。看到野雞飛落田間，其他地方的人們可能首先想到的是驅(qū)趕或捉拿，而中牟縣的人卻用仁心保護喂養(yǎng)，結果當其他地方螟蟲成災的時候，中牟縣卻因野雞吃光螟蟲而幸免于災。一國之君或是一邑之長有德行，施行善政，上下和睦，社會大治，就能風調(diào)雨順、政通人和。
任賢的道理顯而易見，但囿于制度的局限及為政者的好惡等因素影響，任人唯賢往往會被任人唯親、任人唯利取代。《墨子》中對此有一生動比喻：王公貴族們對于修理壞弓、醫(yī)治病馬、剪裁衣料、屠宰牛羊，尚知道選用良匠、獸醫(yī)、裁縫和屠夫，縱然自己有骨肉至親，也不會讓他們來做，就是唯恐任人不當損壞了財物。然而，當治理國家時，他們卻不假思索地任人唯親，任人唯利，甚至以貌取人。可見，這些王公大人對國家的熱愛和重視還不及這些財物，這就是在小事上明白要選賢任能，在大事上卻不明白啊。其實，這種現(xiàn)象無論在古代還是當代，都屢見不鮮。習近平總書記針對這種情況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其中作祟的，是一些領導干部的私心雜念，是人們議論的‘關系網(wǎng)’‘潛規(guī)則’。正是這些不健康的因素起作用，任人唯賢被丟在一邊，任人唯親、任人唯利等問題發(fā)生了。干部群眾對這些問題深惡痛絕。必須下決心加以整治，使用人之風真正純潔起來。”③
任賢的前提是得賢，因此就要有選賢的標準。在現(xiàn)代漢語中，賢能一詞通常連用，而在古代，賢是賢，能是能。根據(jù)古代大儒的注解，有德謂之賢，有技謂之能。可見，賢、能之分，即德、才之別。北宋名臣司馬光曾在《資治通鑒》中論述德與才的關系是“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并將人才分為四種，“才德全盡謂之圣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④司馬光指出，凡是選舉人才，如果得不到圣人、君子，與其得到小人，還不如得到愚人。這是因為，君子用才能來行善，小人用才能來作惡。用才能行善，則善無不至；用才能作惡，惡也會席卷而來。自古以來，國家的亂臣、家族的敗子，無不是才有余而德不足，最終導致國家衰亡，家族覆滅。針對德才的問題，習總書記也曾振聾發(fā)聵地講明，“有才無德會壞事，有德無才會誤事，有德有才方能干成事”。⑤
德是才的根本。博學多才固然重要，但若沒有德行為承載，就有可能知識越多、能力越強，危害反而越大，就像現(xiàn)在社會中出現(xiàn)的高科技犯罪。這些犯罪之人，沒有將所學的知識技能轉化為貢獻社會的資糧，反而竊其為犯罪的工具。另外還有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作為道德體系的腐蝕劑，危害更加深遠。因此，古人在選舉人才時，主張德才兼?zhèn)洌乙幌蚴且缘滦袨橄取r至今日，中國在選用干部時，仍然堅持“德才兼?zhèn)洹⒁缘聻橄取钡脑瓌t。習總書記在《著力培養(yǎng)選拔黨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的講話中強調(diào)，“各級黨委及組織部門要堅持黨管干部原則，堅持正確用人導向，堅持德才兼?zhèn)洹⒁缘聻橄龋ψ龅竭x賢任能、用當其時，知人善任、人盡其才，把好干部及時發(fā)現(xiàn)出來、合理使用起來。”⑥
在眾多的德行當中，當以哪種德行為先呢？當以孝德為先。對父母沒有敬愛之心，卻對他人愛敬，是悖德悖禮的行為。例如，一個人對自己的父母都不贍養(yǎng)，卻天天向領導噓寒問暖，對領導言聽計從，若不是為了一己之私，又當如何解釋這種兩面之人？孝是道德大廈的基石，沒有基石，再有所謂的才德，也不過是空中樓閣。因此，中國自古便有“舉孝廉”的選人機制，即選拔官員時首先考察其是否孝敬父母，行為清廉。因為一個孝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言行舉止小心翼翼，念念不忘父母教誨，不敢辱沒父母名聲，定會為官恭謹，怎么敢去貪污腐敗呢？
《晉書》上記載了孝子吳隱之成為廉潔官員典范的故事。吳隱之早年喪父，事奉母親恭謹孝敬，是一位孝子，受到了吏部尚書韓康伯的舉薦。后來，朝廷任命吳隱之為廣州刺史。距離廣州二十里處有一口“貪泉”，傳說飲了貪泉的水，人就會變得貪得無厭，清廉官員也會改變節(jié)操。于是，為了表明自己的清廉之志，為了破除貪泉邪說，更是為了教育官吏和百姓，吳隱之在赴任前特意來到貪泉，喝下貪泉水并賦一首詩，“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任職期間，吳隱之更加注重砥礪自己清廉的節(jié)操，使邊遠之地都受到了道德教化，吳隱之也因此受到了皇帝的嘉獎。歷史上，兩晉時期的官風極其腐敗，但吳隱之依然能夠清廉自守，成為一代廉吏，名垂青史。
《孝經(jīng)》云：“夫孝，德之本也。”⑦踐行孝道能培養(yǎng)人的感恩心、恭敬心、仁愛心和責任心，正所謂孝心一開，百善皆開。人將這種善推而廣之，“事諸父，如事父；事諸兄，如事兄。”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⑨從處理好個人和家庭的倫理關系，擴展到社會和國家，便是“移孝作忠”。《禮記》中描述了三種不孝的行為：工作不盡職盡責是不孝，為官不謹慎是不孝，作戰(zhàn)不英勇是不孝。這三點直接體現(xiàn)了忠孝一如的道理，這也是為什么古人常說“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進入現(xiàn)代社會后，在不同歷史時期，對官員德才的具體要求有所不同，這些不同都是為了適應當時的時代背景和需要。但從大的德行方面講，都是與中國傳統(tǒng)的道德標準一脈相承的，并且都是建立在孝廉的基礎之上的。
從孝養(yǎng)自己的父母培養(yǎng)起服務人民群眾的心。小孝是孝養(yǎng)自己的父母，大孝是孝養(yǎng)天下的父母，而天下父母就是人民。黨的干部是人民公仆，忠誠于人民，以人民憂樂為憂樂，以人民甘苦為甘苦，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多年不變深耕基層、踏實親民的作風，使習總書記在廣大老百姓中贏得了“平民書記”的贊譽。習總書記說，“對于我們共產(chǎn)黨人來說，老百姓 是我們的衣食父母。要像愛自己的父母那樣愛老百姓，為老百姓謀利益，帶老百姓奔好日子。”⑩心里裝著人民、時刻想著人民、講話貼近人民、奮斗為了人民，這是習總書記的人民情懷。當一個黨員干部能夠做到目中時時有人民，心中念念有群眾的時候，自然就能做到“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
“選賢與能”出自《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 “與”通“舉”，“選賢與能”亦作“選賢舉能”，即選舉賢能之人。
中國自上古時期便已經(jīng)開始了選賢的實踐。夏商周三代之前，帝位繼承實行禪讓制，推選繼承人的過程就是在選賢舉能。《史記》記載，堯帝在他在位七十年時，希望從四方的諸侯中選出繼任者，但大家都以德行淺陋而推辭。堯帝則命大家舉薦賢德之人，不論其出身是否高貴貧寒。大家都一致推舉了舜。舜當時地位低微，但德行高尚，是一位至孝之子。他的父親不遵德義，母親不講忠信，弟弟狂傲無理，但是舜都能用孝順友愛之心與他們親睦共處，使他們上進，而不至于發(fā)展到奸惡的程度。舜被舉薦出來之后，堯帝沒有立刻讓位，而是對他經(jīng)過了細致的考察。堯?qū)⒆约旱膬蓚€女兒嫁給舜，以此來考察他齊家的能力；讓自己的九個兒子和舜交朋友，觀察他為人處事的能力。結果，堯的兩個女兒不敢以驕慢自居，九個兒子都更加忠厚謹敬。堯又命舜處理政務，考察其教化百姓、統(tǒng)領百官、政事、外交、祭祀等能力。最后，又考察舜的生存能力，在山林川澤中遇到暴風雷雨，舜從不迷失方向。三年的考察，可謂歷試諸難。在舜的帶領下，民皆德化、百事振興、諸侯和睦、風調(diào)雨順。舜以優(yōu)異的政績在民眾中贏得了廣泛的信任和擁戴。堯這才將帝位禪讓給了舜。
當今中國很多干部培養(yǎng)模式和制度，都能從堯舜這里找到歷史淵源。首先，選賢的標準是德才兼?zhèn)洌缘聻橄取Ａ暱倳浽凇杜υ炀鸵恢е艺\干凈擔當?shù)母咚刭|(zhì)干部隊伍》中指出，要“嚴把德才標準。德才兼?zhèn)洌娇爸厝巍保⒁谩暗卤《蛔穑《\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的古語來說明，選人用人重德才是古今中外治國理政的通則。孝是一切德行的基礎。以孝德為本的選賢標準，從堯舜算起，在中國已經(jīng)傳承了近五千年。其次，在任命之前，要對候選人作全方面的考察，就像堯從“公”“私”兩方面來考察舜。在“私”的方面，為什么要考察齊家的能力？因為《大學》中說，“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我國現(xiàn)在考察領導干部時，家人的狀況也被納入考察內(nèi)容，因為這體現(xiàn)著領導干部教導、影響家人的能力，換言之，就是齊家的能力，更何況有很多鋃鐺入獄的領導干部，都是被家人拉下馬的。此外，“公”的方面，考察的不僅是政績，還有在民眾中的口碑。例如，根據(jù)《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干部選拔任免之前都要進行公示，公示期一般為七至十五天，廣泛聽取群眾的反映和意見，再正式實施對公務員的任職。這就是在“大事”上看德，在“小節(jié)”中察德。第三，選賢之后，舜沒有立即繼位，而是經(jīng)歷了歷練和考核。這個過程用現(xiàn)在的話說，就是進入高層的領導干部要經(jīng)過系統(tǒng)、全方位的培養(yǎng)和考驗。在當今中國，中高層領導干部的選拔不實行西方的民主選舉制，不以言取人，不迷信選票，而是根據(jù)干部的實際工作能力和政績進行選拔。干部須從基層做起，再通過換崗，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不同的工作地域進行工作，積累從政經(jīng)驗，之后再根據(jù)政績以及群眾的反響，進行晉升。
從漢代開始，中國歷史上先后出現(xiàn)了三種重要的選舉制度，即察舉制、九品中正制和科舉制。察舉制分為舉賢良方正、舉孝廉、舉直言、舉文學、舉茂才（秀才） 等，即舉薦德行高尚、志節(jié)清白之人，舉薦孝敬父母、行為清廉之人，舉薦能直言極諫之人，舉薦博通經(jīng)史之人，舉薦才能出眾之人。察舉制包含自下而上的舉薦和自上而下的考察，在鄉(xiāng)黨之間觀察德行，在官職之上考察能力，有政績者再察選至中央，作進一步考試和任用。察舉制中頗具特色的是“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的連帶責任制。這種制度早在戰(zhàn)國時期的典籍中就有論述。《群書治要·尸子》中講到：若能做到舉薦賢者有賞，舉薦不肖者要負連帶責任，若是沒能舉賢，便是無能之人，如此一來，人們就會多舉薦賢者了。而且，臣子若立大功，便追問誰是舉薦人，一同賞賜；若是犯了大過，也同樣追問是誰任用了他，連帶處罰。到了漢代，連帶責任成為一種制度。《漢書·武帝紀》記載，漢武帝曾下詔命人討論不舉薦賢良的郡縣官吏應如何治罪。專司官吏上書分析說：“諸侯向朝廷舉薦人才，首次推舉的人才如果得當，則稱其‘好德’；第二次推舉得當，則稱其‘賢賢’；第三次推舉人才得當，便稱其‘有功’，朝廷對他進行崇高的獎賞。諸侯不向朝廷舉薦賢才，第一次貶爵，第二次削地，第三次爵位和土地全部削盡。勾結于下而欺罔君上的人要處死，讒媚于上而欺罔臣民的人要加刑，參與國政而不能造福于民的要棄逐，身居要職而不能進薦賢才的要退位，這就是勸善懲惡的措施。今日詔書要求發(fā)揚先代帝王選能舉賢的傳統(tǒng)，令郡守縣令推舉孝廉賢才，是為了教化人民、移風易俗。那些對舉賢詔令置若罔聞的官吏，當以不遵朝命論處。不能培養(yǎng)與發(fā)現(xiàn)賢才，就是不能勝任其職，應該罷免。”專司官吏的上奏被漢武帝采納。正因古人深刻認識到了賢才的難得和可貴，所以才有了連帶責任制，以保證能夠?qū)⒄嬲t德之人舉薦出來，而非舉薦者的親私。這種獎懲和追責機制，把能否薦賢納入官員的政績考核，既調(diào)動了官員薦賢的積極性，也使官員不敢隨便薦舉無德之人，同時可以形成進賢退不肖的良好政治風氣，因此，連帶責任制是多被后世效仿的一種有效的薦賢保障制度。
魏晉南北朝興起了九品中正制，又稱九品官人法，即由朝廷指派中正官，一般是由德行和名望皆高之人擔任，將地方上的人才，無論是否已經(jīng)在職，根據(jù)其德行、才能和家世定為九個品次，供吏部選用。其積極意義是將察舉制中注重的德行進行了量化，并且定品時是以德行為先。此外，它還對基層人才進行了普篩和梳理，建立了類似今天人才庫一樣的檔案，相比察舉制中按照戶籍數(shù)目舉薦孝廉之人的做法，減少了人才遺漏。因此，九品中正制實際上是察舉制的發(fā)展。然而，其自身也不乏局限和問題。評定人的德行及個人愛憎會直接影響評定結果，加之沒有監(jiān)督審查，結黨營私難以避免。而且，“以德為先”逐漸被“出身為先”所取代，評價時將候選人的出身駕凌于德行之上，導致出現(xiàn)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晉朝便多有忠臣上書痛陳九品之弊。最終，這種選人制度被廢止。
自隋朝至清朝實行科舉制，這是一種以考試取人的制度。中國最早的考試可以追溯到西周時期。《周禮·地官》在“鄉(xiāng)大夫”一職中記載，每三年考試一次，考察鄉(xiāng)人的德行和技藝，從中選出賢德之人和多才多藝之人，任賢使能。而真正將考試選人制度化的是科舉制。科舉制有其自身的優(yōu)點。第一，科舉制是從人的主觀判斷轉向通過考試進行客觀評判，使選人用人更為公正和公開；第二，科舉制打破了固化的社會階層，真正為寒門拓開了仕途；第三，考試內(nèi)容以儒家經(jīng)典為主，而經(jīng)典中記載的是古圣先王的修身治國之道，因此選出的人才具有高度的政治和文化素養(yǎng)，也形成了中國古代士人特有的精神品質(zhì)；第四，以文取人的方式帶動了全社會重視文化教育的風氣，推動了人民整體文化水平的提高，無形中推動了中華文化的傳承和延續(xù)。
科舉制在中國實行了1300年，歷史上因此涌現(xiàn)了一大批優(yōu)秀的人才。不僅對中國歷史產(chǎn)生了積極并且難以估量的深遠影響，還在世界范圍內(nèi)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不僅被中國周邊的一些國家如越南、朝鮮、日本所采用，十九世紀時還被英國文官制度所借鑒。可以說，科舉制是中國古代政治文化對世界行政領域作出的重大貢獻。其影響也一直持續(xù)到今天。科舉制是現(xiàn)今中國公務員考試任用制度的歷史淵源。公務員考試任用制度是吸取了中國古代科舉制中公平競爭、擇優(yōu)錄取等精神，又結合當今中國的時代需要而建立起的適應社會發(fā)展的制度，是對中國古代科舉制的繼承和升華。在公務員考試制度實行的近三十年時間里，經(jīng)歷了從創(chuàng)立、到發(fā)展、再到平穩(wěn)的過程。現(xiàn)在，公務員考試制度依然處在完善的過程中，科舉制中的精華，如考試嚴格性和統(tǒng)一性、考試機構的獨立性、公務員錄用的莊嚴性等，仍然具有借鑒意義。
梳理歷史上各種選賢方式可以發(fā)現(xiàn)，設計制度的目的，都是為了將德才兼?zhèn)渲诉x拔出來，然而其出現(xiàn)的問題，也都是忽略了“以德為先”這一原則。當一種選舉制度弊病叢生，不能選出賢德之人的時候，必然會被歷史淘汰。這點對我們當前選拔人才是重要的啟示。
“任人唯賢”一詞出自《尚書· 咸有一德》中的“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國家所選任的官員必須是賢德之人，君主的左右也必須是忠臣良將。在中國選賢任賢的歷史長河中，有著眾多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形成了鮮明的“中國特色”。
領導者禮敬的態(tài)度和謙虛的品德是贏得賢士的關鍵所在。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后世尊為“元圣”。《史記》記載，周公的兒子伯禽代替周公到魯國受封之前，周公以自己“一沐三捉發(fā)，一飯三吐哺”的事例告誡伯禽要禮敬賢士、謙恭待人。正是因為有周公“吐哺握發(fā)”的態(tài)度，天下賢德之人競相前來歸附。據(jù)《說苑》記載，在周公代理天子執(zhí)政的七年里，平民人士之中，他帶著禮物以尊師之禮求見的有十人，以朋友之禮求見的有十二人，對窮巷陋屋中的貧寒之士優(yōu)先接見的有四十九人，被他舉薦的優(yōu)秀人才有上百人，受他教導的士人有上千人，授予官職的朝拜者有萬人。假使周公對人驕傲且鄙吝，那么天下的賢士來的就很少了，就算有來的，也是貪圖財利之人。
中國共產(chǎn)黨人也繼承了這種尊賢的傳統(tǒng)。2017 年11 月17 日，在全國精神文明建設表彰大會上，習主席與代表們熱情握手時，看到一位白發(fā)蒼蒼的老人站在人群中，習近平總書記一把挪開了前排的凳子，伸手扶住老人，邀請他坐到自己身邊。老人執(zhí)意推辭。習近平總書記一再邀請，說：“來！擠擠就行了。”另一位老人也在邀請下坐到了前排座位上，與全體代表共同合影留念。習近平總書記的這個舉動被無數(shù)人點贊，全場更是爆發(fā)出了長時間熱烈的掌聲。這兩位老人，一位是93 歲的黃旭華——“中國核潛艇之父”，中船重工第719 研究所名譽所長、首批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第一代核潛艇總設計師。另一位是82 歲的黃大發(fā)——絕壁鑿水渠的村支書，用36 年的時間干了一件大事：修水渠，讓全村人喝上水。習近平總書記尊賢敬老的舉動，使大家倍受感動，因為黃旭華、黃大發(fā)代表了民族脊梁。
在選人時，一定要對人才進行觀察和分辨，是真正的賢才，還是似賢非賢。古人在這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jīng)驗，其中特別值得借鑒的是古人不以言舉人。言語好聽未必會有真實德行。孔子云：“巧言令色，鮮矣仁。” 《荀子·大略》云：“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因為將國妖置于領導崗位，無異于將他的惡行傳播給眾人，國妖的職位越高，危害也就越大。國妖并不僅指國家的臣子，凡是會對社會風氣造成不良影響，使人對道德倫理喪失信心，誘導人們?yōu)榉亲鞔醯模紝儆趪！俺溲弊罡镜氖侨コ麄儺a(chǎn)生的不良影響，而根治還是要從任用賢德、凈化人心做起。
賢似乎與崇尚競爭的現(xiàn)代社會格格不入，但察析歷史便不難得出讓賢之風與國家興盛息息相關的結論。與“讓”相對的是“爭”。為何古人提倡“讓”而不提倡“爭”呢？因為“爭”往往無法選出最上等的人才。《晏子春秋》記載，晏子將人才分為三等：最上等的賢德之人最難出仕為官，而且出仕之后，也最容易退出；次一等的人容易出來做官，但也容易退出；而最下等的人，最容易出來做官，但卻是很難被罷退的。之所以形成這樣的局面是因為，賢德之人心之所在，只是江山社稷、黎民百姓，他們毫無私利、不計功名，出仕是為了道義，為輔佐君主，使社會安定、人民幸福。如果君主不賢明，這些賢德之人就難于被舉薦出來，縱使被舉薦做官，也會發(fā)現(xiàn)自己難以發(fā)揮作用，容易因此退出官場。對于這類賢德之人，要有賢明的君主誠心禮請，就像劉備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出山一樣。相反，最下等的人裹挾私心，只要能爭得一官半職，能為自己帶來利益，怎么會輕易退出？因此，競爭的最好結果，不過是使中等的人才在位而已，存在人才遺漏的問題。此外，“爭”還容易引發(fā)對立。如果在競爭的過程中不能有效地克制私欲，就容易與競爭對手產(chǎn)生對立。如果對立不能及時化解，反而進一步加劇，就可能會自贊毀他，引發(fā)斗爭。通過這種方式選出的領導者，也容易用對立的方式處理問題，導致社會乃至世界范圍內(nèi)的混亂。因此，古人提倡要“讓”，并教導要選任推讓最多、能夠薦賢之人。因為只有沒有私心、不怕賢人超越自己的人，才能薦賢。能否薦賢也成為評價官員政績的標準之一。
在中國的官員選拔中，一定程度上也有競爭上崗的選人方式，在實行的幾年中，出現(xiàn)了“唯分取人”“唯票取人”的偏差，一些能干不能考的內(nèi)秀式干部難以獲得提升，選出的卻是一些沒有實際工作能力的“考試型選手”。此外還出現(xiàn)了不利于單位內(nèi)部團結、上下級管理無序等問題。針對實踐中存在的偏差和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及時對競爭性選拔干部進行了規(guī)范和完善。如今在實際工作中，公開選拔和競爭上崗開展較少，使用范圍也較小，但這恰恰使干部不必再對票數(shù)和分數(shù)產(chǎn)生糾結， 而是專心于工作和自身修養(yǎng)的提升。此外，黨組織在干部選拔任用過程中的領導和把關作用也進一步增強。這些調(diào)整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更加符合邏輯，更加合理，更有利于將優(yōu)秀的人才選拔出來。
有賢而不用，等于沒有賢士；不聽從賢士的意見，也等于沒有賢士。因此，任人唯賢中最重要的一環(huán)是用賢。用賢就要遵從賢士的意見。《左傳》中記載了欒書“從善不從眾”的故事。公元前585 年，在晉國與楚國的對抗中，當時晉國中軍帥欒書的佐將有十一位，其中只有三位不主張出兵，而主張出兵的有八位。欒書遵從了三位的意見。有人對欒書說：“圣人與眾人同愿，因而能成事。您何不聽從眾人的意見呢？您的輔佐者中不同意作戰(zhàn)的只有三人，而想要交戰(zhàn)者占多數(shù)。《商書》上說‘三人占卜，聽從其中結論相同的兩個人的意見’，這就是取其多數(shù)的緣故啊。”但是欒書回答說：“如果同樣都是好的意見，就服從多數(shù)。好的意見是眾人所當聽從的。現(xiàn)在這三位將領的意見是好的，就當聽從，他們就是多數(shù)。聽從三位賢卿的意見，難道不可以嗎？”欒書的高明之處在于他懂得如何用賢。如果以人數(shù)多少為標準，那么三人確實不敵八人。但是欒書認為，善為眾之主。現(xiàn)在三卿是晉國的賢臣，他們的意見是善的，即使是少數(shù)，也應當以他們的意見為主，其余碌碌無為臣子的意見都不足為數(shù)。
正是因為中國人自古便懂得“從善不從眾”的道理，因此無論是在選人用人過程中，還是在國家社會治理過程中，實行的都是賢能政治，而非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因為不能完全依靠眾人之言對人進行評判。孔子云：“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所有的人都厭惡一個人，不要輕易地相信，要認真地去考察，是這個人真的品質(zhì)惡劣、能力低下，還是因為不阿眾取榮，得罪了某些人？或是眾人都貪污受賄，這個人自守清廉，不愿同流合污？如果所有人都喜歡一個人，也不要輕易相信，要認真地考察，是這個人真的德行高尚、能力超群，還是因為結黨營私，搞小團體，贊譽的人接受了賄賂，才為他說好話？如果領導者喜歡用世人所贊譽的人，那很有可能得不到真正的賢士。看似舉賢任賢，但是不得用賢之實，就會導致社會的混亂。對此，《群書治要·六韜》上有一段精辟的論述：如果領導者以世俗大眾所稱贊的人為賢德的智者，所毀謗的人是不肖之徒，那么，喜歡結黨營私的人就會被舉薦出來，不愿結黨、黨羽少的人就會被罷退。邪曲不正之人結黨營私、排除異己，真正賢德之人就會被蒙蔽埋沒。忠臣還會因“莫須有”的罪名被處死，奸邪小人以虛有的聲譽取得領導之位。如此下去，世間的亂象就會愈來愈嚴重，國家也就免不了要危亡了。
總之，中國在幾千年的歷史發(fā)展中，對“任人唯賢，選賢與能”的重要性認識深刻，在識人辨賢方面累積了豐富的經(jīng)驗和方法，在選人用人方面形成了相對成熟的理論和制度，這些理論和實踐仍然為新時代建設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選人用人制度提供了可貴借鑒。
①《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2頁。
②孔安國、孔穎達：《尚書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版，第627 頁。
③《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420 頁。
④司馬光：《資治通鑒》，中華書局，1956 年版，第1 冊，第14 頁。
⑤2020 年6 月29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
⑥《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418 頁。
⑦李隆基：《孝經(jīng)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版，第3頁。
⑧李逸安：《三字經(jīng)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規(guī)》，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86 頁。
⑨ 趙岐：《孟子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6 頁。
⑩《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428 頁。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412 頁。
鄭玄：《禮記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769頁。
習近平：《努力造就一支忠誠干凈擔當?shù)母咚刭|(zhì)干部隊伍》，《求是》2019 年第2 期。
鄭玄：《禮記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859、1867 頁。
孔安國、孔穎達：《尚書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版，第258 頁。
魏何晏、宋邢昺：《論語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版，第4 頁。
王先謙：《荀子集解》，中華書局，1988 年版，第498 頁。
魏何晏、宋邢昺：《論語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版，第245 頁。
（原載于北京師范大學《社會治理》雜志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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