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倫理道德教育的經驗
——以《弟子規》為例
中國自古以來就強調倫理道德教育。《孟子·滕文公上》記載：早在堯帝時期，堯有感于百姓“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的狀況，任命契為主管教育的官員，教導人民懂得五種最基本的倫理關系，這就是所謂的“五倫大道”：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中國古圣先賢在觀察“道”的基礎上，把一個人在社會上立身處世、齊家治國必須遵守的“德”概括為“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個方面，也稱為“八德”。在中國傳統社會，每個人都要接受以“五倫八德”為內容的倫理道德教育。
在很多人的意識中或許一直認為：倫理道德教育畢竟是軟的，解決不了實際問題。實際上，這種看法是偏頗的，在實踐中也產生了很大的消極影響。在歷史上，中國人一向以道德教育著稱于世，并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因而被譽為“禮儀之邦”。目前我們的道德教育之所以不得力，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們沒有虛心地遵循中國傳統倫理道德教育的規律，對道德教育重視不夠，對道德教育規律的理解不足，并進而使人們對道德教育喪失了信心。
我們對道德教育的重視不夠，在現實生活中表現為：道德教育處于“談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的尷尬地位。而中國傳統社會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夠奏效，是因為傳統社會的道德教育接受了儒家的觀念，并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概要說來，中國傳統倫理道德教育的經驗主要有五個方面。
高度重視道德教育，樹立道德教育的明確目標
我國古籍《禮記·學記》早就提出：“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就是說，建立一個政權和領導一國的老百姓，教育是至關重要的,而“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禮記·學記》），教育的目的是“長善救失”，即使人的過失得以挽救，善良的方面不斷增長。可見，中國傳統社會對道德教育的重視，是從治國理念的角度加以重視的。
《論語·子路》記載了孔子與其弟子冉有的一段對話，從中可以得出孔子對于實現和諧社會途徑的基本看法：
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曰：“救之”。
這段話講到，孔子到衛國，冉有替他駕車子。孔子說：“好稠密的人口！”冉有道：“人口已經眾多了，又該怎么辦呢？”孔子道：“使他們富裕起來。”冉有道：“已經富裕了，又該怎么辦呢？”孔子道：“教育他們。”
孔子“先富后教”的主張在孟子那里得到了發揮。《孟子·梁惠王上》說：“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樂哉？”
可見，在儒家那里，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是實現和諧社會的物質基礎。2006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強調：“社會要和諧，首先要發展，必須堅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為社會和諧創造雄厚的物質基礎。”這一思路與儒家實現和諧社會的途徑基本上是一致的。孔子從來沒有否認過人對物質財富的追求，他曾經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意思是說，發大財，做大官，這是人人所盼望的事情，但是“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意即不通過正當的方法得到它，君子不接受。可見，孔子所反對的僅僅是那種不符合道義的利益追求。這一點，在孟子那里表現得更為明顯。《孟子·滕文公下》記載：
彭更問曰：“后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于諸侯，不以泰乎？” 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
雖然孔孟不反對追求利益，但是孔孟也看到，僅僅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對于實現和諧社會是遠遠不夠的，因為經濟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會自然而然地帶來道德的進步和社會的安定與和諧。因此，孔子認為，在人們的生活富裕之后，必須“教之”，即應當重視對人們倫理道德的教育，使他們明了自己所處的人倫關系以及相應的道德要求。《孟子·滕文公上》記載：“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所以，社會和諧與否，不僅僅取決于物質生活的豐富，而更在于人心的善良和行為的正當，即古人所謂“人心正則國治，人心邪則國亂”。因此，要達到社會和諧的目的，就必須在發展經濟、重視制度建設的同時，重視品格的培養和人心的治理。否則，就會出現經濟增長了，人們富裕了，但是驕奢淫逸之風也就隨之而來了；科學發達了，技術進步了，但是它對社會潛在的危害也更大了；法律完善了，機制健全了，但是人卻越來越沒有羞恥之心了。
法律僅僅能夠懲治惡的行為，但是卻不能培養出人的愛心、同情心和團結互助的品質。因此，法治社會可能是秩序井然的，但也可能同時是冷漠無情的。
因此，在實現和諧社會的途徑上，儒家堅持了孔子所提出的“道之以政，齊之以禮，民免而無恥”的主張，特別強調倫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孟子也說：“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在孟子看來，這些都是構成和諧社會的重要特征。這一點，也被中國歷代王朝所接受，成為治理社會的重要手段，為傳統中國社會的安定和平做出了重要貢獻，也能夠為中國構建和諧社會提供可資借鑒的寶貴財富。中國提出“和諧社會”的理念，之所以能夠深入人心，具有很大的親和力，與中國傳統文化積淀在人們心底的這種社會心理是分不開的。
可見，道德教育是古代教育的核心內容。道德教育首先必須修身，即從身心和諧開始，進而處理好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乃至國與國之間的倫理關系。因此，只有教育辦好了，人心得治了，倫理關系協調了，才能從根本上保證人們真正長久的幸福生活。
把道德教育視為一個由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和宗教教育構成的完整體系
中國傳統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夠奏效，是因為它是一個由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宗教教育等構成的完整體系。在這個體系中，特別重視家庭教育，強調家庭教育是道德教育的開始。《說文解字》說：“育，養子使作善也。”學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續，誠如《大學》所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社會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擴展，應當秉持孔子提出的“思無邪”的理念。因此，中國古代的文藝作品，都遵循著孔老夫子的這個思想，不論音樂、歌舞、戲劇、詩詞，無不以宣揚道德、弘揚正氣為主要內容，這樣使社會正氣不斷上升，邪氣不斷下降。在科學迅猛發展的今天，網絡已經滲透到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社會教育對人們價值觀的影響更起著潛移默化的深遠影響。所以，我們的文化部門、新聞媒體等，更應當承擔起弘揚社會正氣的責任，為倡導和樹立正確的道德觀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
此外，宗教教育在中國傳統道德教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別是佛教，本質上就是一種教育。佛陀教導人“諸惡莫作，從善奉行”，這與儒家重視道德教育的思想本質上是一致的。佛教文化中國化的過程，本身也體現了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兼容并包的氣度。公元67年，佛教傳到中國，受到中國朝野歡迎，成為一種高度藝術化的教育。而這種藝術化的教育，體現在佛教的建筑、雕塑、音樂、繪畫之中，成為中國傳統道德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佛教的傳播為形成淳樸向善的民風和實現社會的安定和諧發揮了重要作用。
道德教育應當是一個由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和宗教教育構成的完整體系。但是在目前，在家庭教育中，家長更加關注的是孩子的分數、才能而不是品德的提升。在學校教育中，由于受到西方人才觀念的影響，人才的取舍幾乎完全看學生的學習成績和專業知識。大學的道德教育幾乎是一片空白，沒有起到“長善救失”的作用，所以才可能出現大學生的道德水平不如小學生的局面，而僅僅是作為“高等知識的傳習所”的大學，為社會輸出的也只能是“有才無德”的人。在社會教育中，如今在社會媒體中傳播和流行的詩詞、歌舞、戲劇、小說、電影、電視劇、廣告等，又有多少褒揚人性的光輝和弘揚正氣的內容呢？有的家長甚至抱怨找不到適合兒童學習的歌謠。而在當代中國，宗教教育對道德教育和社會風氣的積極影響還很有限。這些都是進一步加強道德教育要解決的問題。
采取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 強調領導干部的率先垂范作用
《說文解字》把“教”解釋為“上所施，下所效”。儒家看到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是身體力行的感化而不是空洞的說教，是開啟人的愛心、羞恥心而不是強制灌輸一種理念，因此特別強調“正人先正己”、“身教勝于言教”，強調作為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者的領導人的道德示范作用。《論語·顏淵》記載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意思是說，領導人的德行好比風，老百姓的德行好比草。風向哪邊吹，草就向哪邊倒。又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實踐證明，上行則下效：“上有克讓之風，下有不爭之俗”，“上清而無欲，則下正而民樸”，“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大臣不廉，小臣必污；小臣不廉，風俗必敗”。由此可見，作為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領導者，他的道德修養對于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至關重要。
孟子也很重視領導者以身作則的道德示范作用，《孟子·離婁上》說：“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只有仁人應處于統治地位。不仁的人處于統治地位，就會把他的罪惡傳播給廣大的群眾。追溯歷史，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士大夫階層實現政治理想的過程中，尤其重視個體品格的高低，重視個體人格的力量，良好的個體道德修養成為為官者首要而基本的條件。包拯清正廉明、不畏強權的為官品格，海瑞為民請命、剛直不阿的崇高風范，都為統治者和平民所敬仰。
作為領導，不妨捫心自問：當我們到處宣講愛護環境、有責任意識的時候，我們是否肯彎腰撿起地面上的那一塊垃圾？當我們告訴別人要講禮貌的時候，我們是否首先從內心存有對他人的尊重？這些問題看似很小，卻是教育成敗的關鍵，因為道德教育不同于知識的傳授，道德教育依靠的是領導者和教育者身教的帶動，而不僅僅是“說”教，因為“上行下效，捷于影響”。如果從事道德教育的人認為自己所講的都是要求別人去力行的，顯然這樣的道德教育是乏力的，不可能起到良好的效果。久而久之，還會引起人們對道德教育的反感和不信任。
把道德建設作為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通過各種制度建設保證推行道德教育
中國古代對道德教育的重視，并不是空洞的道德說教，而是從法律、監督機制的健全、激勵機制的完善上保障和推行道德教育。簡單地講，社會弘揚什么，就要通過制度激勵什么；反對什么，就要通過制度約束什么。也就是說，中國古人重視道德教育，但絕不意味著因而忽視了制度的完善和健全。在中國古人那里，道德教育與制度建設這兩者之間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對立、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
中國傳統社會對孝親觀念的強化，就是通過制度建設來實現的。例如在清朝，一個縣如果發生了兒子殺父親的逆倫事件，不僅這個兒子要被處死，縣令因失職而被撤職查辦，巡撫（相當于省長）也要被記過。除了這些行政處分外，皇帝還親自下令，把這個縣的城墻拆掉一個角，因為在古人看來，一個縣出了這樣一個大逆不道的人，是這個縣所有人的恥辱。如此制度化的安排，自然起到了良好的警戒和教育作用，從而有利于形成人們明確的是非觀念。
為了落實孔子“舉賢才”的主張，孟子提出了“尊賢使能”的主張。《孟子·公孫丑上》說：“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愿立于其朝矣。”這一觀點也為歷朝歷代的開明統治者所接受，因而注重從官吏的選拔、考核、監察、獎勵、培訓和管理制度上落實“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的主張，這對于維護傳統社會的和諧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改革、開放、搞活經濟的新形勢下，領導干部的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考驗和挑戰。一些領導干部見利忘義，驕奢淫逸，利用自己掌握的特殊權力，明目張膽地索賄受賄、權錢交易，把人民賦予的權力變成了自己謀取私利的資本，結果從受人尊敬的領導而變成歷史和人民的罪人，而且對社會風氣產生了嚴重的不良影響。這不僅與領導干部個體的思想道德水平有關，更與我們的人才選拔、考核、 監察、管理、激勵的機制有關。因此，在強調領導干部樹立正確的榮辱觀和權力觀的同時，在人才 選拔機制中貫徹、堅持、健全和完善“德才兼備”的用人機制、落實“舉賢才”的主張是極為重要的。
除了從法制、監督機制等方面強化道德教育外，中國傳統社會還通過建筑物的設計強化倫理道德教育，把倫理道德教育潛移默化地滲透到人生活的各個方面。例如，民間的四合院建筑，正是為了便于中國傳統大家庭的生活。此外，在中國傳統社會承擔著重要道德教育的建筑物有三種：一是供奉祖先的祠堂，它承擔著教“孝”的功能，教導人知恩報恩，達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的效果；二是供奉至圣先師孔子的孔廟，它教人尊師重道，使人“志于道，據于德”，因而承擔著道德教育的功能；三是供奉了閻王的城隍廟，讓人明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關系，這有助于幫助人們形成內在的自律，使人從內心不敢去做壞事，承擔著因果教育的功能。
目前道德教育之所以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從制度建設上看，主要是因為官員的政績考核、提拔升遷主要看的是 GDP 增長，而不是社會道德風氣的改善；道德教育似乎是任何人都可以承擔的責任，所以經常把那些沒有專業特長的人安置在道德教育崗位上；即使是偶爾舉辦一場關于社會主義榮辱觀的講座，也是為了完成任務，思想上未必真正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一把手”往往因為有更重要的事情而不能出席。這些現象都說明，對道德教育的重視是形式上、口頭上、表面上的重視。如果有一天，我們真正做到“像重視經濟建設一樣重視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道德教育”，相信社會風氣將是另外一番氣象。
著重培養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能力
世界所有的沖突、不和諧，根源在于利己與利他之間的沖突。儒家認為人性本善，因此，沖突的根本是本性的本善和習性的不善之間的沖突。因此，要化解沖突，每個人都要首先反省自己的不足，而不是去指責對方。孟子對這一點的闡述尤為詳盡。
《孟子·離婁上》說：“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孟子·公孫丑上》又說：“仁者而射：射者正己而后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矣。”《中庸》則說：“射有似乎君子，失之正鵠，反求諸身。”意思是說，我們做事如果沒有成功，我們應當馬上回過頭來從自己身上發現不足。這正如一個射箭的人，如果他射箭偏離靶心，他不是去尋找客觀的原因，而是回過頭來反省自己的技藝不精湛。孔孟所稱道的堯、舜、禹、湯等古代圣人，都是這樣“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楷模。
史書記載，有一次，堯帝走在路上，看到兩個犯人正在被押往監牢。他看到自己的兩個百姓犯罪，內心很驚慌，就跑過去問他們：“你們兩個為什么會犯法？”兩人回答：因為上天久旱不雨，我們家沒有東西吃，沒辦法偷了別人家的東西，所以被抓了起來。堯帝聽完，就對押解犯人的士卒說道：“你把他們放了，把我抓起來。”大家都很驚訝，堯帝接著說：“我犯了兩大過失：第一，因為我沒有德行，上天才不下雨；第二，我身為一國之君，沒有把我的人民教好，所以他們才會犯罪。”商朝的湯王，在自己洗臉的盆子上面刻了“茍日新，又日新”幾個字，時時督促自己要不斷進步。《論語·堯曰》記載，湯王時，天下大旱，湯王說：“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意思是說，如果是我自身有罪，都是我自己沒做好，都該由我負責。周武王也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正是因為上古的圣王有這樣“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態度，才能夠把國家治理好。
在中國古人看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社會風氣的好壞，與社會中的每個人息息相關，而社會上的每個人都對社會風氣的好轉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不僅每個領導者，而且每個普通的人，都應當有這樣“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態度。陳寅恪說過：士大夫無恥，是為國恥。而作為讀書人，作為知識分子，更應當具有這樣的反省能力。應當說，從自己做起，樹立正確的榮辱觀和道德觀，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也必須承擔的道義責任。
古人說：各相責，天翻地覆；各自責，天清地寧。如今小至家庭夫婦之間的沖突，大至種族、國家之間的沖突，在相當程度上都是由彼此之間只知道責怪對方，而不能反躬自省導致的。只有人人都“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才能最終化解沖突和矛盾，維護社會的和諧和世界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