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與和諧社會
劉慧敏 1 , 劉余莉2
(1.內蒙古赤峰學院 中文系 , 內蒙古赤峰 024001;2.中共中央黨校 哲學部 , 北京 100091)
摘 要 :人們通常認為儒家文化是導致中國傳統社會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 , 但實際上,沒有倫理道德約束的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官僚體制才是導致官吏作風腐化以及中國政治及社會進化遲緩的重要原因。儒家文化通過借助于君、臣道德水平的提高而達到了治理天下、維護統治秩序的目的,這對于彌補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官僚統治所造成的種種弊端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但這并不意味著,儒家文化與封建君主專制的人治統治必然聯系在一起。儒家文化是針對人類社會面臨的共同問題而提出的,因此,也具有普遍的價值。特別是儒家文化中重視道德教育和品格培養、重視從人心的治理出發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問題的思想,既可以成為封建社會治國安邦的良策,也同樣可以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借鑒。
關鍵詞:儒家文化; 官僚體制; 道德教育 ;和諧社會
中圖分類號:B222;B82-0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022X(2007)06 -0011 -07
人們通常認為,中國社會發展緩慢與以儒家倫理為核心的傳統文化有著密切關系。因此,一些學者對于傳統儒家文化對構建和諧社會所能做出的貢獻表示了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然而,要正確評價儒家文化的當代價值,首先需要對中國封建官僚體制和儒家文化在傳統社會中的作用和影響進行分析,這樣才能看到儒家文化并非導致中國政治及社會進化遲緩的重要原因。相反,儒家文化對于彌補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官僚統治所造成的種種弊端、維護社會的穩定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但這并不意味著,儒家倫理思想與封建君主專制的人治統治必然聯系在一起。儒家文化是針對人類社會面臨的共同問題而提出的,因此具有普遍的價值。特別是儒家文化中重視道德教育和品格培養、重視從人心的治理出發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問題的思想,既可以成為封建社會治國安邦的良策,也同樣可以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借鑒。
一、中國封建官僚體制及其弊端
中國是一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官僚制度歷史的國家。官僚制度①是集權政府和專制君主用以維持其政權的必要工具,是與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聯系在一起的。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小農生產方式在經濟領域中占統治地位。這種分散經營、彼此獨立的小農經濟,沒有也不可能有緊密的聯系,只能靠超經濟的行政權力和手段來強行管理,使之成為經濟聯合體,以此防御游牧民族對農業種植經濟的破壞、實施治水等社會公共工程,以保護社會生存的命脈———小農經濟的穩定。為適應這種需要,秦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家,以政治權力為中心管理社會,并由皇帝委派官吏執行這一任務。可見,中國封建官僚制度是在秦始皇取消諸侯割據、統一全國、建立中央集權的統一政府之后出現的,是與統一的國家的出現同時的。在這種制度下,各地方政府官吏均由中央委派,其任期亦由中央決定。
由于中國官僚制度的歷史極其悠久、地位極其重要,因而使官僚制度固有的特點以及可能的弊端在其發展過程中有淋漓盡致的發揮。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的最大特點, 即在于君主在全國范圍內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君權是其他一切政治權力的根源。一切政治職位的權力追溯到最后,都是由君權的授予而獲得的。因此,在這種體制下,中央官吏和地方官吏的任免,完全由皇帝個人決定,官吏的升遷罷免、榮辱禍福,也完全取決于皇帝的好惡。因此,大官為升遷就必須通過皇帝任命,小官為保位或升遷就要通過上級大官以奏請皇帝。在這種體制下,官吏如果缺少必要的道德修養和道德品質,就會導致以下幾種后果:
其一,個人權力的取得和鞏固要依靠上級同僚的提攜、照顧,為此必須進行權力交換和財產交換,于是行賄受賄、請客送禮以進行感情投資、建立關系網就成為官僚集團的整體性和廣泛性的活動。而在宗法血緣觀念的影響下,以宗法血緣為基礎的裙帶關系,更成為政治上升遷的重要資本。除宗法、地域外,“門生”、“故舊”也成為官吏編織社會關系網、打通關節的重要手段。
在這種社會關系網的保護之下,官僚們貪污受賄就可以有恃無恐。“地方官要在地方發財,不得不賄通京官,京官要通過地方官發財,不得不敷衍地方官。他們上下其手,交互造成一個貪污大局面,對于這種局面,用少數認真的清廉人物去感化,固然不會成功,就是用嚴酷的法律去制裁,也并無濟于事”[ 1] (P121 -122)。中國官吏貪污腐敗之風一朝勝過一朝,權力轉化為金錢層出不窮。
由于做官是發財的手段,做大官可以發大財,做小官可以發小財,因此,官僚們競相奪取更高的權力。但在官僚政治中,政治權力具有排他性,越是上層權力的爭奪越是白熱化。為了排除政敵的威脅,官僚們不惜捕風捉影、無中生有、制造冤獄、陷害他人,使陰謀充斥官場,宦海風云難測。也正因為如此,編織嚴密的關系網以有效地保護自己,愈加顯得重要。個人依附于什么樣的幫派或派系,就成為能否生官發財的重要原因。也正因為“宦海風云難測”、官無常貴,在當官任職期間,拼命利用職權貪污受賄,也就成為常理。是所謂“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如此一來,貪污——行賄——拉關系——受賄之間相互作用而形成惡性循環,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官僚制度下不可治愈的頑癥。
其二,由于官吏的升遷取決于皇帝的好惡,由此也導致官吏只知對君主及長官效忠,而不知對人民負責;可以無視輿論制裁,敢于違反民意、獨斷專行,因而使人民的自由權利受到極大的威脅與侵害。政府官吏依理想應處于超然公正的地位,然而在君權至上的中央集權制度下,官員往往不能保持這種正當立場,常憑借其政治勢力以圖謀并保障自身的利益,而且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不惜對人民施以種種殘酷的壓榨。中國歷代農民起義,都是農民對官僚過度的壓榨行為所進行的必然反抗。可見,吏治狀況與各朝的治亂興衰有著直接的關系。凡吏治澄清之時,社會政治就表現為升平治隆、國富民安;反之,則表現為政治混亂、社會凋零。因此,在中國傳統社會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的說法。
其三,在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的國家中,皇帝授予官職、提拔官員的最終目的,也只能是為了維持皇權的統治、維護大一統的局面,因此封建皇帝對官吏的要求是希望他們成為馴服而有用的工具。在君權至上的封建君主專制體制之下,君主所甄拔的是奴才而不是人才,所需要的是忠順走狗而非英勇干將。而官吏臣僚對君主亦只求得其寵信,保持自己的地位。因此中國官吏除少數英明有為者外,多數官吏均為萎靡不振之輩。在君權至尊的官僚體制之下,整個權力系統喪失了主動精神,喪失了行政效率,每個環節上的官吏也都從根本上喪失了個人的開拓精神和追求卓越的余地。他們都是消極待命者、例行公事者。因為官吏的每個主動行為都可能表現為與最高掌權者分權,都可能被認為是對君主的萬能權威的削弱。韓非子指出:“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明,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擅也,非人臣之所以操也。”[2] (《主道》)作為官吏施政行為必不可少的行令、行義、樹人,都被認為會使君權失制、失明、失黨,即被認為會使君權失去對社會的控制、失去威明昭著。再加上官場上的牽制傾軋,在這種體制下,只有油滑逢迎的政治庸人和毫無個性與行動愿望的政治懶人能夠生存。在選拔時,這類人比較容易中上層之意;在官場生涯中,這類人的安全系數較大,較少受到政治斗爭的沖擊和淘汰。“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為封建官吏所服膺之處世哲學,故對公務之處理,一切只知“率由舊章”、“循例辦理”,人人殫于更張,治事墨守陳規為本,因循敷衍、暮氣頹唐。所謂“不擾民”實際上是“不辦事”之掩詞。在此情況下,自然沒有所謂自動表現、創造精神與積極改革。
以上種種弊端,是由封建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官僚體制的特點而可能導致的結果,也是可能導致封建官吏道德敗壞、官吏作風腐化的重要原因。
二、儒家文化在封建官僚體制中的作用
封建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官僚體制可能導致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弊端只有在沒有德行修養的統治者那里才可能出現。換言之,看似弊端重重的君主專制制度卻使得中國封建社會得以綿延2000多年之久,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與其一向遵奉和推行的儒家倫理教育是分不開的,正是儒家文化彌補了這種官僚體制可能出現的弊端。
儒家思想在官吏道德方面,強調為國家、為整體的整體主義價值觀,提倡 “夙夜在公”、“以公滅私”,提倡“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強調“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民為邦本”的人本精神,主張推行仁政、“視民如傷”、與民休息;強調以功績為取向的行政行為規范,要求官吏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己任,倡導“內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強調清正廉明的行政風范,“弘清靜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強調以身作則的表率作用,相信“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在官吏道德建設的途徑上,儒家思想認為,良好的政績和有效的社會治理建立在官吏良好的道德修養的基礎之上。不講修身、齊家,而要達到和諧社會的目的是不可能的。因此,特別重視個體道德修養在治國、平天下中的作用。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實現士大夫階層政治理想的過程中,修身是第一位的。而“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慎其獨也!”[ 3] (《禮記 大學》 )。此外,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修養方法,孟子養心、求放心、養浩然之氣、反求諸己的修養方法,都把個體內心道德修養的功夫作為決定一個人道德品性的最重要方面,主張人人向內追求,通過自我修養達到賢人、圣人的境界。因此,在官吏道德建設中,尤其重視當權者個體道德素質的培養,重視當權者個體人格的力量。包拯清正廉明、不畏強權的為官品格,海瑞為民請命、剛直不阿的風范,都為統治者和平民階層所敬仰。這種重視官吏個體道德修養的傳統,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對激勵、約束當權者順應歷史、順應民心、正道直行、維護國家民族利益起到了積極作用。
從制度上看,為了貫徹德治主義,官吏的任用選拔也均以德行為首要條件。漢代實行鄉舉里選之制選拔官吏,制舉以賢良方正為最重要,察舉以孝廉得人最多。魏晉行九品中正制,以九品衡別官吏,也以德義有無缺失為衡量標準。隋唐以后,實行科舉制度,官吏選拔須經考試。各朝考試方法各異,但所試內容則均以儒家思想集大成之經義為主,故受儒家德治主義潛移默化的影響甚大。這些制度,無不有助于官吏道德的提高。
中國封建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弊端雖多,而之所以未發生嚴重弊害而能綿延長達兩千年之久者,實與儒家傳統思想重視官吏道德修養的提高有關。
三、儒家文化的普遍價值
封建專制的官僚體制,是導致封建社會官吏腐敗和社會進化緩慢的動因。儒家思想適應了封建專制的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的需要,但同時也彌補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度可能出現的弊端。但是,如果因此把儒家思想與封建專制的人治統治聯系在一起的,就難以正確認識儒家思想的精神實質和當代價值,從而也就難以發揮儒家倫理對于構建和諧社會的作用。
儒家思想雖然適應了封建君主專制的官僚體制的需要,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儒家倫理與封建專制的人治統治必然聯系在一起。儒家思想是針對人類社會面臨的共同問題而提出的,因此,它具有普遍的價值。這正如市場經濟一樣,作為一種以市場為主體配置資源的經濟體制,既可以促進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效益,也可以促進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效益。同樣,儒家思想中重視道德教育和品格培養、重視從人心的治理出發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問題的思想,與現代的民主法治思想并不矛盾,它既可以成為封建社會治國安邦的良策,也同樣可以為各種不同意識形態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提供借鑒。
儒家認為,社會治亂的根本在于人心,因此,要從根本上達到社會的治理,就應當從人心的治理入手。這一點是有其深刻意義的。很多社會問題的出現,歸根到底都是由于人心缺乏治理而導致的。這也是為什么在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之后,統治者在百家中把以重視人心治理的儒家思想定為一尊的原因之一。儒家思想被歷代統治者沿用了兩千多年之久,為維持傳統社會的安定和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論語》上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4] (《學而》)可見,儒家的倫理教育的根本是“孝”。孝悌是修身的根本,而修身又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根本。在儒家思想家看來,孝敬是性德,講“孝”最容易開發本性,使人本具的性德昭顯。因此,理解了“孝”這個字,也就理解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從“孝”這個字的構成來看,“孝”是一個會意字,上面是個“老”字,下面是個“子”字。“孝”這個字的含義就是說,上一代與下一代是一體、不是兩個。如果有“兩個”這個觀念,那就不是孝了。上一代還有上一代,過去無始;下一代還有下一代,未來無終,無始無終是一體。在外國,中國人還保持著祭祀祖先的傳統,外國人不理解,問:幾百年、幾千年前的祖先,認都不認得,還祭祀他們干什么?但是他們不懂得“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4] (《學而》 )的道理。中國人祭祀祖先,這個情存的深厚!遠祖不忘,對眼前的父母哪有不孝敬的道理呢?儒家從豎的方面講“孝”的教育,從橫的方面,則講兄弟之間的“悌”,并把它推廣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4] (《顏淵》)。可見,孝悌教育做好了,整個社會的人倫關系就自然井然有序了。
推行孝道責任重大的是老師。因此,孝親和尊師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個體制是這樣起作用的:父母在家里教子女尊師重道,老師在學校教學生孝敬父母。儒家特別強調尊師重道的重要,這在古禮中表現得特別明顯。《禮記》記載,男子20歲行冠禮。從此以后,他的祖父母、兄弟姐妹等都不再叫他的名了,而改稱他的字,甚至連皇帝也是如此,都稱他的字表示對他的尊敬。只有父母一生都可以稱他的名,還有就是老師也可以稱他的名。這說明老師與父母的恩德是相等的。父母去世,要守喪三年;而老師去世,也要守心喪 (不穿孝服)三年。皇帝接見老師,也要降階,不能以君臣之禮接見,而必須以賓主之禮接見。可見,儒家對師道尊嚴是何等的重視,把孝道和師道看成是教育的大根大本。
儒家講的孝的內容十分豐富,不僅要養父母之身,而且要養父母之心、父母之志,不能讓他們常常擔心。如果自己常常讓父母擔憂,那就對不起父母,就是不孝了。例如,到學校讀書,功課不好,讓母親擔憂,就是不孝;不敬老師,和同學不能相處,讓父母擔憂,就是不孝;進入社會,工作不認真負責、不盡心盡力,讓父母擔憂,是不孝;對長官不盡忠,是不孝,與同僚不能合作,讓父母擔憂,也是不孝。因此,《論語》上講:“孝”就是能夠做到“父母唯其疾之憂”[ 4] (《為政》),即父母僅為其疾病擔憂,而完全不必為任何其他事情擔憂。可見,一個常常懷有孝心的人,就幾乎是一個完人了。宋代的契嵩在《孝論》上講: “圣人之善,以孝為端;為善而不先其端,無善也。”圣人之導民向善,乃以孝為始點,古語云“百善孝為先”。因為孝心一開,百善皆開。“孝”的教育,培養起來的是一種恩義、情義的觀念,一個人如果連父母這么大的撫育之恩都不能記在心上,那么他還能感念誰的恩德呢?
如果一個人情義、恩義的觀念培養不起來,就會產生一種功利的觀念,凡事都是以利害的原則來取舍,這樣的人就很容易忘恩負義。因此,古代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門”的說法,是不無道理的。如果一個人從小就接受嚴格的儒家倫理教育,就很少能做出大逆不道的行為。因此,在傳統社會,逆倫的事件就罕有發生。而一旦發生,也有相應的措施加以懲治,達到懲前毖后的效果。例如,在清朝,一個縣發生了一件兒子殺父親的逆倫事件,結果不僅這個兒子被處死刑,縣長因失職而被撤職查辦,巡撫也被記過。除了這些行政處分以外,這個縣的城墻還被拆掉一個角,因為在古人看來,一個縣出了這樣一個大逆不道的人,是這個縣所有的人的恥辱。
可見,儒家思想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德性教育,是為了通過孝親尊師的教育而達到治理人心的目的,從而從根本上起到移風易俗的作用。今天,要發揮儒家文化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作用,并不是去儒家思想里尋找一些符合所謂的現代社會的只言片語,而是要從根本上恢復看似過時、而實為儒家倫理根本的孝親尊師的傳統,因為這才是一個社會和諧人倫關系的根本。只有抓住了這個根、培植這個根,才能使儒家的仁愛精神發揚光大,從而為和諧社會的構建奠定基礎。因此,儒家倫理是一種真實的學問,更是一種真實的修身功夫和救治社會病癥的一劑藥方。它不是設計來為理論家所研究的,更不是能夠通過學者式的研究而被人所理解的。一個連“孝親尊師”都做不到的人,如何能真正做到誠信友愛、尊重他人呢?一個“滿嘴仁義道德,滿腹男盜女娼”的儒學家,又如何能真正體會到儒家思想的價值呢。也只有從這個意義上,才能理解王陽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理論。從個體修養的角度講,一個人如果能夠按照儒家孝親尊師的理論去修身養性,就能體會到孟子所講的“浩然之氣”,乃至達到性德的彰顯,或者至少也能成為坦蕩蕩的“君子”;從社會國家的角度講,儒家的教育如果能夠得以推行,就能起到移風易俗、和諧人倫和安定社會的作用。
四、儒家文化與和諧社會
儒家倫理啟示我們,要構建和諧社會,倫理道德教育是不容忽視的。早在 《禮記》上就有“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3] (《禮記 學記》)的說法。這就是說,建立一個政權和領導一國的老百姓,教育是至關重要的,而教育的目的是“長善救失”①。忽視了這個功能或目標,即使是高等教育也不過是一個“高等知識的傳習所”,只能培養出一些只會做事而不懂做人的、人格思想不健全的人。這樣的人是無法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的。可見,和諧社會的構建,必須通過重視倫理道德的教育才能最終實現。因此,雖然和諧社會不能僅僅簡單地建立在道德教育的基礎上,但是,忽視道德教育要構建和諧社會也同樣是不可能的。我們黨明確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任務,就是要求我們更加自覺地加強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使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與和諧社會建設全面發展。可以說,這是總結了中、西方歷史和現實社會發展的經驗教訓所得出的重要結論,把握住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①《禮記 學記 》:“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從歷史上看,中國傳統社會是以禮即德來治國的。但是,在五四運動時期,由于向往西方的科學、民主與法治,我們開始了對傳統文化的批判,這種批判在十年文革期間卻走上了極端,打倒了“孔家店”,拋棄了傳統道德,德治沒有了;同時,由于缺乏現代西方的規則意識和法制傳統,法治也未能得以實現,所以才導致了我們今天在文化建設和思想道德建設上出現了“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 的局面,導致了社會道德水平日趨日下,讓人們不能不發出“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感慨。由于我們丟掉了以“孝親尊師”為根本的儒家圣賢教育,曾經一度以禮儀之邦而著稱于世的中國,卻出現了種種不盡人意的道德敗壞現象,并因此影響到經濟的發展、政治的開明和整個國家的前途。
從世界范圍來看,今日的世界,仍然是崇尚科學 與民主法治的西方文明占統治地位的時代。從對科學的追求上看,西方人對物質的追求已有好幾個世紀了,但科技的發展并不能解決人們的很多問題,相反,造成人們對現實的迷茫、精神的空虛。科學技術的發展雖然日新月異,但是卻沒有給人帶來越來越多安全感,甚至使人日益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這正是因為,品德教育和責任意識的缺乏,使科學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偏離了一些善良的、為科學獻身的科學家們的美好愿望而被到處濫用著,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不僅沒有給人帶來幸福安樂的生活,反而帶來了更大的殺傷力和危害。
依靠科學發展本身不能徹底解決人們濫用科學技術所帶來的災難問題。因為,科學技術能夠善用,也能夠被惡用。正如刀子可以殺人,也可以用來切菜一樣,關鍵的不是刀子,而關鍵在于使用刀子的人,即關鍵在于誰來用、怎樣用。因此,要解決這個問題,不在于是否應當發展科學技術本身,而在于教育使用科學技術的人。換言之,在于道德教育和人心的治理。可見,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科學和建立在科學精神基礎之上的僅僅強調程序的公正、規則的設計和法制完善的現代西方主流倫理學是無能為力的。儒家倫理告訴我們,倫理學的任務不應當像一些西方倫理學家提出的那樣,僅僅成為類似法律的規則的制定、程序的設計或利益的分配,而是在于教育和培養能夠善用科學技術的人。而且,進一步講,正如海倫凱勒所說的:科學可能會找到方法治好絕大多數的惡……但是它還是不能治愈它們中最惡的那一個:對人類的冷漠。這些都說明了德性教育的重要性所在,也正是以麥金泰爾為代表的當代西方美德倫理學家們呼吁要復興美德傳統的重要原因。因為美德教育不是對人性的約束,而正是性德本有的要求,更是人和社會良性發展的必然。
從對民主法治的追求上看,今日的西方發達國家,民主、法制雖然健全,但是由于缺乏道德教育,那種在法律管轄之外的反社會行為比比皆是,社會治安狀況令人擔憂,而深感警察人員短缺;對下一代缺乏道德教育和引導,導致了青年一代缺乏理想,只知道享受生活,吸毒、酗酒、青少年犯罪等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監獄人滿為患;其個人主義、利己主義思想根深蒂固,人們往往打著民主的旗號而實現著自私自利的目的,人們只有個人而沒有集體的概念,更談不上如中國傳統所講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觀念了。所有這些,已經引起了西方一些開明的哲學家開始對什么是“文明社會”的問題進行重新反思。可見,如果缺少思想道德教育的引導,光靠經濟的發展、法治和制度的健全,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的治亂問題。和諧社會的構建,既需要民主、法治和科學,同時也離不開倫理道德。因此,世界上很多開明的思想家開始把目光轉移到重視人心治理的儒家倫理。
1970年代,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恩比在與池田大作的談話中,在客觀地研究了歷史的基礎上,從文化學的角度,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真正能夠解決 21 世紀社會問題的,只有中國的孔孟儒學與大乘佛法。1980年代末,一批諾貝爾獲得者在巴黎開會,發表了一個重要宣言,針對世界范圍的道德危機指出: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就必須到2500年前中國孔夫子那里去尋找機會。他們的話引起了英國思想界和英國政府的重視,以致把重視道德教育和人格培養的儒佛經典編入到其中學課本之中。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視和熱衷,應當引起我們的深思和反省:中國傳統的儒家倫理思想對于治理人心、和諧人倫關系和安定社會方面究竟具有怎樣的價值?
儒家倫理的核心是仁愛,而對仁德的培養建立在孝悌的基礎之上,并把這種愛進一步推及到社會大眾的身上去,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此仁愛之心向上提升,就是互助互愛,互助互愛向上提升才能達到孔子所描述的“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3] (《禮記 禮運》)的理想社會。可見,教育辦好了,人心得治了,倫理關系協調了,社會的各項事業才能自自然然上軌道。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保證和諧社會的實現。因此,在對待儒家文化的問題上,我們應當以對歷史負責的精神,避免對儒家文化斷章取義、以偏概全、道聽途說的歪曲和批判。很多時候,一些學者對儒家文化的批判更多都是來自于想當然的假設,而沒有能夠真正深入經典,看看儒家的 “四書”究竟講了些什么,這是令人深感遺憾的。因此,胡錦濤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指出:“要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他強調說:“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要全面認識祖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這是總結了中西方社會發展的經驗教訓所得出的重要結論。
從歷史上看,宋朝的開國宰相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功績卓著,成為歷史美談;被譽為“日本近代經濟的最高指導者”、“日本企業之父”和“日本金融之王”的企業家澀澤榮一“一手執論語,一手執算盤”,開創了日本儒家式經營之風,則為儒家文化在現代的復興作出了活生生的有力見證。當代新加坡政府兼收并蓄,在加強法治建設的同時,特別提倡中國傳統儒家的道德教育,自1983年起,在中學三、四年級開設《儒家倫理》課,這使得其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卻沒有出現西方國家的種種社會問題和弊端,并成當今世界上社會治安最好的國家。古今中外所有這些運用儒家《論語》而成功的例子,啟發我們反思儒家思想對于指導我們的人生、社會乃至整個世界的發展究竟具有怎樣的價值,也啟發我們對什么是真正合理的制度和真正和諧、文明的社會進行思考。一個真正合理的制度,既是提高效率、維護公平的制度,而且也應當是導人向善、促進道德進步、體現道德精神的制度。因此,胡錦濤同志提出: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這六個基本特征既包括社會關系的和諧,也包括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體現了民主與法治的統一,公平與效率的統一,活力與秩序的統一,科學與人文的統一,人與自然的統一。因此,可以說,只有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的中國領導人,才可能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樣的命題。
一個沒有自己偉大文化的民族,是可悲的;而一個擁有但卻不珍惜自己的偉大文化卻要崇洋媚外的民族,是更可悲的。當人們羨慕西方發達的科技和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物質繁榮,而恥于談論自己所固有的幾千年的文化積淀時,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卻是極其膚淺的。這正如一個年邁的老人可以羨慕青年人的生機與活力,但卻沒有必要因此而拋棄自己一生積累的人生智慧。
在過去的兩百年中,由于體制的落后和科學技術的不發達,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們確實處在被動和落后的境地,但是因此就得出中國傳統文化較西方文化為劣的結論,未免過于簡單了。200年在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不過是短暫的一瞬。從中國歷史上看,大漢民族也曾有過被外族所侵占的歷史。元朝和清朝,分別由強悍的蒙古族和滿族所統治,但是他們仍然為儒家文化所吸引和同化,并大力弘揚和發展了儒家文化。特別是在清朝,用儒家思想治國的君主更是大有人在。而且每當儒佛思想興盛的時期,都是國泰民安、政治相對清明的時期。這就說明了儒家思想,遠非人們所理解的蒙昧人們的工具,而是一種具有實用價值的開顯性德、治國安邦的智慧。合理地運用這種智慧,可以帶來社會的和諧與長治久安。誰能斷言,幾百年后的一天,西方人不又是為中國文化所同化呢?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經濟的發展,綜合國力的提高以及由此帶來的中國文化的更廣泛的傳播,對于世界文明所做出的貢獻,將是其它文明所無法比擬的。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必然伴隨著中華民族自信心的恢復和民族精神的弘揚,它是中國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復興。正因為如此,胡錦濤總書記在2007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用了相當長的篇幅論述了文化,并且把 “文化軟實力”的概念明確寫進黨代會的報告,這也說明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越來越重視文化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在2000年世紀之交的時候,很多旅居海外的“龍的傳人”都激動不已,說 21世紀是龍的世紀,是中國的世紀。然而,21世紀可能并不一定是中國經濟、政治或軍事的世紀,但一定是中國文化得以廣泛弘揚的世紀。特別是在“911事件”和英美對伊拉克的戰爭以后,全世界人民都表達了對世界和平的愿望和企盼,而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為核心內容的中國傳統文化使那些要求維護人倫秩序、解決世界沖突、實現世界和平的人們看到了希望和曙光。發展中國,使中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每個炎黃子孫的共同企盼。然而,要避免西方國家在發展中出現的種種社會問題和道德危機,就必須切實堅持“走自己的路”,堅持培育和弘揚民族精神,發揮中國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積極作用。我們相信,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的以和平的方式而崛起的中國,定能以它崇尚和平的文化為世界帶來希望與和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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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陳奇猷.韓非子集釋[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3] 十三經注疏 [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4] 朱熹 .四書章句集注[M] .北京:中華書局, 1983.
收稿日期 :2006-09-20
作者簡介 :
1.劉慧敏 (1964— ),女 , 內蒙古林西人 , 內蒙古赤峰學院中文系副教授 ;
2.劉余莉 (1973— ),女 , 內蒙古赤峰人 , 哲學博士 , 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 。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 “儒家倫理與美德倫理”(批準號 :05CZX018)。
① 王亞南在 《中國官僚政治研究 》中,把官僚政治從社會和技術兩個方面作了區分。他認為,從社會意義上來理解官僚政治,在此種政治下,政治權力全把握在官僚手中,官僚有侵奪普遍公民的自由。在技術方面理解的官僚政治,則是在一切設官而治的社會中都存在的。社會性的官僚政治是與一定的社會體制相聯 系的,依存于諸般社會條件之下。本文所使用的官僚制度主要是在社會意義上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