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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心與中華優秀倫理道德教育
2010-01-26當代青年研究

文化自信心與中華優秀倫理道德教育

◎盧太平 劉余莉

 摘要:在我國解決溫飽、初步達到小康的新發展階段,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需要更加重視文化的作用,并著手解決一系列復雜而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其中也包含了如何切實改善和加強未成年思想道德教育、有效抵制腐朽文化侵蝕的問題。要解決這些實踐中的難題,就有必要借鑒中華文化中的教育理念,重視對青少年進行倫理道德的教育。實踐證明,遵循規律的道德教育是行之有效的。總結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倫理道德教育經驗,對于解決當前青少年道德教育中出現的問題,仍然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青少年中華文化倫理道德素質教育

中圖分類號:C913.5 文獻標識碼:A

    

       2001年,尼克松中心和哈佛大學聯合發表的題為《美國國際利益》的報告強調:要在國家整體戰略的各個領域大力傳播美國的價值觀、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并采取得力的人員和財政措施把它們推向全球各個角落。對于美國的這種文化霸權戰略,我們應當予以警惕。2001年聯合國關于“首批19項人類口述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報告明確指出:“現代化和全球化給世界文化帶來單一性發展,使得人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日漸趨同,使得民眾尤 其是年輕人在強勢文化面前對自己的文化傳統和文化身份失去興趣或拒絕接受。”在多元文 化并存的時代,在受到西方文化嚴重沖擊和深遠影響的中國要實現民族復興,必須重視在青 少年中加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教育,首先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復興。正如劉延東同志于2005年9月27日在中華文化論壇上所作的演講《偉大的民族創造偉大的文化,偉大的文化推進偉大的復興》中指出的:“偉大的復興需要偉大的文化。作為中華兒女,中華文化是我們共同的驕傲,共同的身份,是抹不去的生命‘痕跡’。我們都是中華文化的承載者、傳播者,有義務、有責任大力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使燭照中華數千年的人文之光薪火相傳、熠熠生輝,成為中華民族在新世紀實現偉大復興的強大精神力量。”中共十七大報告進一步明確 提出了“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號召。那么,如何在青少年中加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教育,以提升青少年的道德素質和人文素質、樹立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信心,就成為我們當前亟待解決的一項歷史性課題。

 一、在青少年中加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然而環境的破壞、戰爭的災難、貧富的差距等,對世界文明發展提出了嚴峻挑戰,也彰顯了在青少年中加強以追求和諧與愛好和平為特征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教育對于解決世界沖突、維護世界安寧具有重要意義。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核心價值觀是仁。對仁德的培養建立在對父母的孝順與兄弟的友悌的基礎之上,并把這種愛推及到對社會大眾的身上去,因此孝悌之心向上提升,就是互愛,而互愛向上提升就是互助(即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互愛互助再向上提升就是“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大同世界”。深受儒家和諧觀念影響的中國人,在歷史上從來沒有首先主動發動過侵略戰爭。誠如池田大作先生所講的:“與其說中國人是有對外推行征服主義野心的民族,不如說是在本質上希望本國和平與安泰的穩健主義者。實際上,只要不首先侵犯中國,中國是不先發制人的。近代以來,鴉片戰爭、中日戰爭、朝鮮戰爭以及迄今和中國有關的戰爭,無論 哪一次都可以叫做自衛戰爭。”正因為如此,以提倡德教為主要特征的中華文化也一直為世界所關注。例如,1992年,布熱津斯基在他的《大失控與大混亂》一書中,也寄希望建立一個 傳統與現代完滿結合的理想社會模式。他把這種希望的著眼點定位于中國。他斷言:“中國把 自己富有價值的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結合的成功,將是這個悠久文明復興的先聲。”英國物理 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阿爾文教授,到了晚年悟出一個道理,“人類文明應是道德文明主義”,他甚至說,各國的“國防部”都是“殺人部”。這表明人類對21世紀重建道德文明的呼喚與追求,也是人類對以“仁義禮智信”等道德理念為核心的中華文化對世界和平的貢獻的新期待。這說明,中華文化不僅在中國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發展中,地位重要、影響深遠,而且對于解決 當前世界面臨的一系列自然災害和社會危機,具有重要意義。

       在我國解決溫飽、初步達到小康的新發展階段,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需要更加重視文化 的作用,并著手解決一系列復雜而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其中也包含了如何切實改善和加強青 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有效抵制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蝕;如何建設和諧文化、培育文明風尚,以及如何在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樹立科學發展觀,使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精神文 明、政治文明和社會文明全面發展等問題。人類歷史告訴人們:各國的歷朝歷代,國家強盛時無不伴之以文化的興盛,反之亦然。“文化是水,經濟是船,政治是帆”,水深載大船,帆正船行遠。因此,要解決上述問題,就需要充分借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成功經驗,在青少年中加 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教育。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物質生活有了改善和提高,但人的心靈層次卻下降,呼吁圣賢教育、倫理道德教育成為當前時代之所亟需。許多專家學者紛紛呼吁,在現代社會,物質主義、功利主義、個人中心主義的盛行是非常危險的。我們應尊重自己本土的文化資源,加強對青少年進行本土的倫理教育。

       我們現行的教育制度是從蘇聯和西方搬來的,多年來基本上沒有多少改革。現行教育制 度的致命傷是重智育輕德育,強調科學知識的學習,以傳授知識和技能為實用目的和功利目 的,應試第一,競爭第一,把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完全排除在學校教育之外,使廣大青少年從小得不到童蒙養正教育。而素質教育的理念提出后,由于缺乏對中國傳統教育理念的理解和繼承,現在一提起素質教育,就是以為孩子學點畫畫、書法、彈琴培養一技之長,認為擁有一技之長才能立足于社會。這些只能算是素質教育的枝梢末節和對素質教育的誤解。正如有專家提出的,素質教育應該是作為一種理想、道德與社會責任感的人格教育。俗話說“知書達理、啟迪智慧,學會做人。先做人、后做事,在做人上下功夫”;用古人的話說是“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道,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用現代的話說是使青少年身心潛能得到更好的開發,所學的知識得以最大程度的內化,人格水平得到整體提升。在青少年中加強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教育,就是要使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所孕育的胸懷天下、追求統一的愛國情懷,崇尚和諧、愛好和平的民族品格,扶正揚善、恪守信義的社會美德以及剛健有為、奮發進取的自強精神有所認識,并進而培養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的道德品格,樹立起對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二、加強青少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建議

   (一)完善道德教育體系

       中國自古以來就強調倫理道德的教育,強調人格的培養。早在中國古老的教學哲學經典 《禮記?學記》上就提出“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的理念,并堅持教育的目的是“長善而救其失也”(《禮記?學記》):使人的過失得以挽救,而使人善良的方面不斷增長。如果堅持這種理念,正常的情況應當是,隨著受教育的程度越高,道德素質越高;但是現在卻出現了大學生的道德不如小學生的尷尬局面。在《孟子.滕文公上》也記載:早在堯帝時期,就有感于百姓“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的狀況,任命契為主管教育的官員,教導人民懂得五種最基本的倫常大道: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五種倫理關系是任何一個社會、國家、民族、時代的人都必須面對的最基本的倫理關系。因此,中國古人說,“人無倫外之人”,即不存在生活在倫理關系之外的人。只有把這五種基本的倫理關系處理好了,整個社會的人倫秩序才是井然有序的。《說文解字》把“教”解釋為“上所施,下所效”,這里的“上”在家是家長,在學校是老師,在國家就是領導者。這也說明,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是身體力行的感化而不是空洞的說教,是開啟人的愛心、羞恥心而不是強制灌輸一種理念。古人說:言教者訟,身教者從。加強青少年素質教育的關鍵在于采取種種措施,形成尊師重教的社會風氣,切實提高教師隊伍的道德素質、職業榮譽感和責任心;在整個社會,重視領導者的率先垂范作用。

       道德教育也是有規律的,必須從培養人的孝心開始才能落到實處。而《弟子規》是中國傳 統道德教育的經典,集中了中國五千年道德教育的經驗,涵蓋了一個人在社會上為人處事、待人接物的方方面面。從《弟子規》所蘊涵的教育規律上看,它特別強調了教育以及道德教育 的先后次序問題。《大學》上說:“知所先后,則近道矣。”《弟子規》內容的編寫次序也是中國古 人教育經驗的總結,符合教育的規律。《弟子規》的內容分為七個部分,編寫次序分別是入則 孝、出則悌、謹、信、愛眾、親仁、余力學文,這就強調了教育的先后次序一定是首先學做人,后學做事,也就是先培養德行,后學習知識、技能,也就是《三字經》上說的“首孝悌,次見聞”。這完全符合黨的“育人為本,德育為先”的教育方針,是對黨的教育方針最好的詮釋。如今很多學校通過推廣《弟子規》的教學(如吉林松花江中學),大大提高了學生的道德修養,收到了明顯效果。因此,建議在全國幼兒園和中小學普遍開設《弟子規》課程,使全國的青少年從小受到中國文化的扎根教育,從培養孩子的孝悌之心開始,進而做到“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一些歐洲學者一直在探討:為什么四大文明古國中其他三個文明都消失了,唯有中華文明得以承傳下來,并且保持了五千多年經久不衰?經過研究,他們最終得出了結論:那是因為中國人特別重視家庭教育的結果。歷史證明,這個結論是完全正確的。重視家庭倫理道德教育的中國傳統文化之所以在現代社會仍然具有合理性,那是因為,人從一出生開始,首先面對的就是家庭關系,正是在家庭之中,孩子從父母、特別是母親身上,學會了如何處理好這些基本的倫理關系。因此,古語講:“閨閫乃圣賢所出之地,母教為天下太平之源。”的確,如果一個孩子在家里接受了母親的言傳身教的影響,知道如何去孝敬父母、友愛兄弟、與人和睦相處,形成了謙恭有禮、嚴謹誠信的待人接物的態度,培養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品德,走上社會之后才知道如何與朋友、同事乃至于陌生人和諧交往。所以,中國傳統社會把道德教育看成是一個由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等構成的完整體系,強調家庭教育是道德教育的開始;學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續;而社會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擴展。

       正是因為中國傳統社會一直重視從家庭(族)開始就進行倫理道德的教育,因此流傳下 來了很多家規、家訓(如《顏氏家訓》、《了凡四訓》、《朱子治家格言》),“國有國法,家有家規”也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俗語。而由清朝的李毓秀夫子根據古圣先賢的教導編寫而成的《弟子 規》,正是中國傳統家規、家訓、家法、家教的集大成者。從形式上看,《弟子規》概括簡練,三字—句,讀起來瑯瑯上口,體現了“大道至簡”的特征。由于它易記易誦,所以也就容易在生活中 踐行,或在社會上加以普遍推行,成為人們共同遵守的是非、善惡、美丑的行為標準,避免了墨子所說的“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的情況。從內容上看,《弟子規》雖然總共 僅有1080個字,360句,但卻把一個人如何孝敬父母、友愛兄弟、立身處事、待人接物、修身 治學等等的態度和禮儀概括得淋漓盡致。正如畢業于美國路易斯安娜州理工大學的金融學博士、澳洲昆士蘭大學的鐘茂森教授撰寫的《圣賢教育的閃光》一文中講到的:中國傳統的圣賢教育,可以追溯到四五千年前,代代相傳。這種美好的教育教我們的是什么呢?一教我們的是倫常大道: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教我們做學問道德的功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教我們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教我們處世態度: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教我們待人接物: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而以上修身、齊家、治國、維護世界和平的教育總綱,全部體現在 《弟子規》的教學中。《弟子規》所闡述的道理,譬如“財物輕,怨何生,言語忍,忿自泯”;“恩欲報,怨欲忘”;“將加人,先問己,己不欲,即速已”;“事諸父,如事父,事諸兄,如事兄”;“泛愛眾,而親仁”等教誨是超時空、超階級、超族群的,適用于不同宗教、不同種族、不同國家以及各行各業,男女老少。

       學生從老師那里首先學到的就是如何孝敬父母,友愛兄弟,也就是“首孝悌”,即從對父母的孝和對兄弟的友悌之心開始,培養起一個人“泛愛眾”的能力。這是因為,孝的教育,培養的是人的一種恩義、情義的情感。如果恩義、情義的處世原則培養不起來,就會形成一種以利 害為取舍的處事原則,這樣的人往往就會做出見利忘義或忘恩負義的事情來。而且,把孝悌作為仁之本,“愛人”首先從愛父母做起,然后愛其族人、愛其長上、愛其民族、愛其國家。這種推己及人的自然親情,符合人的認識與情感發展的規律,易于為人們所接受。試想一個連自己的父母都不敬愛的人,怎么可能讓他真心實意地去愛他人、愛民族、愛國家呢?孔子的弟子有子說:“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亂者,鮮矣。”《孝經》上也講:“長幼順故上下治。”可見,“孝心一開,百善皆開”,孝的教育是維持良好社會倫理秩序的根本。而當代西方國家在物質文明高度發達、法治相對健全的情況下,仍然出現了犯罪率激增、少年犯年齡下降等現象,無疑與夫妻關系失調、家庭崩潰、父子失教的狀況有關。而如今我們的一些家庭和社會教育向青少年灌輸了不少一切向錢看的思想及競爭和物質享受的理念。網絡和不少廣播影視節目大肆渲染色情和暴力。所有這些嚴重地潛移默化地污染著青少年的心靈。由于一些媒體崇洋媚外的宣傳,導致我們的孩子們特別是城鎮的孩子們,表面上被西化了。他們喜歡吃的是并不健康的麥當勞,喜歡喝的是垃圾飲料雪碧、可樂,喜歡玩的是充滿暴力內容的外國游戲,喜歡看的是外國的電影大片等等。如果任其繼續發展下去,不要多久就會變成“黃香焦”了。由于受到充滿暴力內容的游戲和躁動的傳媒內容的影響,很多孩子很小就出現了多動癥乃至暴力傾向。2007年1月23日,胡錦濤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體學習時明確指出:要“凈化網絡環境,努力營造文明健康、積極向上的網絡文化氛圍,營造共建共享的精神家園。”消息傳來,廣大老百姓莫不歡欣鼓舞,特別是千千萬萬家長們更是無比期 待一他們期待這一指示能夠早曰落實。因此,責成有關部門凈化傳媒環境、從源頭上抵制不良內容對青少年的滲透,實在是迫在眉睫。

    (二)加強道德教育的制度保障

       道德教育不是空洞的道德說教,而是需要從各種制度上加以保障和維護。為了落實孔子 “舉賢才”、“舉直措諸枉,能使枉者直”的主張,孟子進一步提出:“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則天 下之士皆悅,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公孫丑上》)這一觀點也為歷朝歷代的開明統治者所接受,因而注重從官吏的選拔、考核、監察、獎勵、培訓和管理制度上落實“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的主張,這對于維護傳統社會的和諧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為了貫徹德治主義,官吏的任用選拔也均以德行為首要條件。自西漢開始,儒學大師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設太學,置“五經”博士,招收弟子,作為官吏的候補。這樣, 做官與讀書必然地聯系在一起。“學而優則仕”,也使天下讀書人求學入仕,有利于維護統一 帝國的穩定。“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史記.儒林列傳》)他“進‘教化’、立官制,重文士,輕武夫;建構了一個由‘孝悌’、讀書出身和經由推薦、考核而構成的文官制度,作為專制皇權的行政支柱”。這套官僚體系從統一的大帝國著眼,把政治倫理統治建構在對宇宙自然秩序的理解上,是所謂“官制象天”也,從制度上重新落實了儒家“學而優則仕”的理想。漢代實行鄉舉里選之制選拔官吏,制舉以賢良方正為最重要,察舉以孝廉得人最多。魏晉行九品中正制,以九品衡別官吏,也以德義有無缺失為衡量標準,從而從多方面有利于維護大一統的局面。隋唐以后,實行科舉制度,官吏選拔須經考試。各朝考試方法各異,但所試內容則均以儒家思想集大成之經義為主,因此受到儒家德治主義潛移默化的影響。這些制度,無不有助于官吏道德的提高。因為儒家的經典,是教千萬世做好人,直至成圣成賢而設。這正如《朱伯廬勸言?讀書》上所揭示的:“先儒謂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后,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此教人讀書識義理之道也。要知圣賢之書,不為后世中舉人進士而設。是教千萬世做好人,直至于大圣大賢。所以讀一句書,便要反之于身,我能如是否。做一件事,便要合之于書,古人是如何。此才是讀書。若只浮浮泛泛,胸中記得幾句古書,出口說得幾句雅話,未足為佳也。”(陳弘謀編輯:《訓俗遺規卷三?朱柏廬勸言》)從這個意義上講,儒家倫理不僅僅是統治者牧民的工具,而且也確成為統治者提高自身境界 的依據。這種面向社會的科舉取仕制,成為選拔社會優秀人才進入仕途的重要渠道。因此,家教也好,校教也好,都在倡導“學而優則仕”、讀書做官。宋真宗寫了一首《勸學詩》:“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房不用架高梁,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隨人,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繪圖解人頤》卷一)這首詩把讀書、做官之間的關系寫得明明白白。然而要參加科舉考試,就必然要熟讀重視個體道德修養的儒家經典,從而使之從小就能夠接受儒家倫理精神潛移默化的影響,自覺遵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順序,并把“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作為讀書的至高目的。正是在儒家倫理經典的影響下,才出現了像諸葛亮這樣“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賢臣和像范仲淹這樣“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良相。這些制度,無不有助于道德水平的提高。

       除了從法制、監督機制等方面強化推行道德教育以外,中國傳統社會還通過建筑物的設 計來有效地強化和實現倫理道德的教育,把倫理道德的教育潛移默化地滲透到人生活的各 個方面。例如,民間的四合院建筑,正是為了便于實行中國傳統家庭倫理和大家庭的生活。此外,在中國傳統社會承擔著重要道德教育功能的建筑物有三種:一是供奉祖宗的祠堂,它承擔著教“孝”的功能,教導人知恩報恩,達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的效果;二是供奉著至圣 先師孔子的孔廟,它教人尊師重道,使人“志于道,據于德”,因而承擔著道德教育的功能;還有就是供奉了閣王的城隍廟,城隍廟里面描繪了地獄(道教和佛教都描述了地獄的存在)的種種情景,讓人明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關系,這有助于幫助人們形成內在的自律,使人從內心不敢去做壞事,承擔著因果教育的功能。英國功利主義的代表人物密爾說的好:“當社會不利于人常常運用高尚的情感時,這種情感就會由于缺乏 培養而枯死。”從這個意義上說,從法律、監督機制的健全、激勵機制的完善上保障和推行道 德教育,也是十分必要的。簡單地講,社會弘揚什么,就要通過制度激勵什么;反對什么,就要通過制度約束什么。中國古人重視道德教育,但絕不意味著因而忽視了制度的完善和健全。 怡怡相反,在中國傳統社會,道德教育和制度建設之間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對立的關系,而是 通過相輔相成、相互促進而構成一個良性循環,共同促進了社會的和諧。如今,也應充分利用中國傳統節日,進行機會教育:年終孝親祭祖--宣講“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的道理;重陽節開展敬老愛老活動;在其他相關節日表彰好媳婦、好婆婆、好母親、勞動模范、模范青年、好兒 童、好爸爸、孝子、孝女等道德文化活動;以及確定中國文化特色的教師節、母親節;等等。

       總之,中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優秀文化傳統的文明古國,在道德教育上積累了五千年的 方法、經驗、智慧,有著五千年的效果,這對于改善和加強青少年道德教育,仍然可以給出救治的良方。而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有今天,正是因為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深受中國優秀傳統文化 的影響。中國共產黨人不僅對傳統文化有著深刻的認識和繼承,而且身體力行了傳統文化所 提倡的優秀美德。因此,中共十七大發出了“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 號召,提出了堅持“育人為本、德育為先”的教育方針。面對新時期復雜的國內、國際形勢的挑戰,要把青少年的道德教育落到實處,就必須像我們老一輩共產黨人那樣重視從傳統文化中 汲取智慧,在青少年中加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教育,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預防和抵制西方腐朽文化的入侵和滲透,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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