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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與官僚制度
2007-03-15理論學刊

儒家文化與官僚制度

劉慧敏 , 劉余莉

(內蒙古赤峰學院中文系 , 內蒙古赤峰 024000;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 , 北京 100091)

 

〔中圖分類號〕B222;K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 -3909(2007)03 -0105 -03

 

       中國是一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歷史的國家,在封建社會官僚制度下形成的官本位文化,對傳統社會的官吏道德狀況產生了重要影響。在這個過程中,儒家思想為這種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正、反兩方面的作用。要全面理解和評價儒家思想的當代價值,就需要首先對傳統官僚制度作一個全面的分析,這是真正理解儒家思想精髓的前提和關鍵。

       官僚制度是集權政府和專制君主用以維持其政權的必要工具,它是與封建統一國家的出現相伴而生的。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的最大特點,在于君主在全國范圍內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君權是其他一切政治權力的萬水之源。一切政治職位的權力追溯到最后,都是由君權的授予而獲得的。因此,在這種體制下,中央官吏和地方官吏的任免,完全由皇帝個人決定,官吏的升遷罷免、榮辱禍福,也完全取決于皇帝的喜怒與好惡。因此,高官為保位或升遷就要討好皇帝,小官為保位就要討好高官以奏請皇帝。由此導致以下幾種后果:

       其一,個人權力的取得和鞏固要依靠上級的提攜、照顧,為此必須進行權力交換和財產交換,于是行賄受賄、請客送禮以進行感情投資、建立關系網就成為官僚集團的整體性和廣泛性的活動。而在宗法血緣觀念的影響下,以宗法血緣為基礎的裙帶關系更成為政治上升遷的重要資本。除宗法、地域外,“門生”、“故舊”也成為官吏編織社會關系網、打通關節的重要手段。

       在社會關系網的保護之下,官僚們貪污受賄就可以有恃無恐。秦漢至明清,官吏貪污腐敗之風一朝勝過一朝,權力轉化為金錢的情況層出不窮。誠如王亞南先生所云:“地方官要在地方發財,不得不賄通京官,京官要通過地方官發財,不得不敷衍地方官。他們上下其手,交互造成一個貪污大局面。對于這種局面,用少數認真的清廉人物去感化,固然不會成功,就是用嚴酷的法律去制裁,也并無濟于事”[1] (P121-122)。

       由于做官是發財的手段,做大官可以發大財,做小官可以發小財,因此,官僚們競相追逐更高的權力。但在官僚政治中,政治權力具有排他性,越往上,權力的爭奪就越是白熱化。為了排除政敵的威脅,官僚們不惜捕風捉影、無中生有地制造冤獄以陷害他人,從而使陰謀充斥官場。也正因為如此,編織嚴密的關系網以有效地保護自己,愈發顯得重要。宦海委實是風云難測,于是乎,當官任職期間拼命利用職權貪污受賄遂成常理。如此一來,貪污—行賄—拉關系—受賄之間相互作用而形成惡性循環,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官僚制度下不可治愈的頑癥。

       其二,由于官吏的升遷取決于皇帝的好惡,由此也導致官吏只知對君主及長官效忠而不知對人民負責,可以無視輿論和敢于違反民意而獨斷專行,因而使人民的自由權利受到極大的侵害。中國封建官吏一方面因其政治地位而成為統治階級,一方面又因其擁有財富而成為有產階級,因此,他們不僅是政治上的壓迫階級,同時也是經濟上的榨取階級。中國歷代農民起義都是農民對官僚的過度壓迫和榨取所進行的必然反抗。可見,吏治狀況與各朝的治亂興衰無不有著直接的關系,故古人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 2] (《桓公二年》)的說法。

       其三,在君權至上的官僚體制下,權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之手,左右了皇帝就可以左右全國的政局,因而也就易于出現宦官專權之事。宦官本是皇帝之家奴,但由于其長期侍奉于皇帝左右,深知皇帝的好惡與脾性,因而也易于左右皇帝的主張。特別是在皇帝幼小或軟弱的情況下,宦官更易于得到寵愛,于是,官吏極力巴結宦官以求得皇帝的青睞,就成為一些官吏求得進身之階的一條重要門路??梢?,宦官的權力既不來自于文謀,也不來自于武功,而是得益于君主對他們的寵愛,得益于人治的體制。在中國歷史上,官宦勾結及宦官干預朝政導致的政局不穩和社會混亂屢見不鮮。

       以上種種弊端,均是由封建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官僚體制必然導致的結果,也是封建官吏道德敗壞、作風腐化的根源所在。封建官僚體制的特點決定著封建社會官吏的道德狀況和道德觀念。

       儒家文化在對傳統官吏道德建設方面的影響是雙重的,但其積極的一面無疑是主要的。換言之,在封建君主專制的不合理的人治體制之下,中國封建社會之所以能夠綿延兩千多年,與其一向遵奉和推重的儒家文化是分不開的。正是儒家文化彌補了這種人治體制的不足。

       在中國封建君主專制的官僚體制之下,皇權至尊,“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于上”,皇帝的“金口玉言”和詔、敕、令等律外之法為同罪異罰提供了依據。漢武帝時擔任廷尉的杜周就專門觀察推測皇帝心意從而決定刑罰的寬嚴?!翱陀兄^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后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 3] (《杜周傳》)中國古代有關官吏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在刑法制度方面)不可謂不健全,考核制度不可謂不周密,科舉制度不可謂不先進,然而在人治的統治之下,由于君權是法之所出,故君權高于法權。中國歷代的法律,沒有一條是用于制裁君主的,皇親國戚和高官顯貴也可因其身份地位的高低而享有不同程度的法律上的“赦免”特權(如南北朝以后法律中出現的“八議”、“官當”等法律制度),故而再先進的制度在實施過程中也會因人而異,甚至隨意更改。因此,依靠法律起不到懲治達官顯貴的作用,更無法限制君權。然而為了緩和階級矛盾,維護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又需要限制君主、約束官吏,因此不得不求助于道德,希望借助于君臣道德水平的提高達到治理天下、維護統治秩序的目的。

       儒家文化重身教、尚感率、崇道德、信禮義,政治思想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一貫大道為精蘊,政治措施以正名分、行禮義、明賞罰為主要內容,不僅符合封建大一統的需要,而且對于彌補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人治官僚統治所造成的種種弊端更可起到無可替代的作用。故漢武帝把政治與倫理合為一體的儒家學說定為一尊,自此以降,歷代官吏居官治事所必須服從的準則和規范,均以儒學為依歸。

       儒家文化在官吏道德方面,強調為國家、為整體的整體主義價值觀,提倡“夙夜在公”、“以公滅私”,提倡“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強調“民為邦本”的人本精神,主張推行仁政、“視民如傷”、“與民休息”;強調以功績為取向的行政行為規范,要求官吏以“為天地立命,為生民立道,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己任,倡導“內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強調清正廉明的行政風范,“弘清靜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強調以身作則的表率作用,相信“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有關官吏道德的這些思想,是當前進行公務員職業道德建設應當加以充分借鑒的。在官吏道德建設的途徑上,儒家特別重視個體修養的作用。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士大夫階層實現政治理想的過程中,修身是第一位的。而“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慎其獨”[4] (《大學》)。此外,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修養方法,孟子“養心”、“求放心”、“養浩然之氣”、“反求諸己”等的修養方法,都把個體內心道德修養的功夫作為決定一個人道德品性的最重要方面,主張人人向內追求,通過自我修養達到賢人、圣人的境界。因此,在官吏道德建設中,儒家一貫重視當權者個體道德素質的培養,重視當權者個體人格的力量。這種重視官吏個體道德修養的傳統,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對激勵、約束當權者順應歷史、順應民心、正道直行、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起到了積極作用。

       從制度上看,為了貫徹德治主義,官吏的任用選拔也均以德行為首要條件。漢代實行鄉舉里選之制選拔官吏,制舉以賢良方正為最重要,察舉以孝廉得人最多。隋唐以后,實行科舉制度,官吏選拔須經考試。各朝考試方法各異,但所試內容均以儒家思想集大成之經義為主,故受德治主義潛移默化的影響甚大。這些制度,無不有助于官吏道德的提高。

       馬克思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盵5] (P585)現時代,中國封建官僚體制雖已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但它仍然以種種方式影響著當代中國公務員職業道德的狀況。一方面,從制度上看,中國雖然摧毀了君權至上的封建專制主義,但是公務員選拔原則上的“特殊主義”并沒有根除,封建官本位思想的影響遠未肅清。由此導致的種種腐敗之風與封建官僚體制下存在的弊端有很多相似之處。如“權力拜物教”的產生以及由此引起的超度的政府職能和惡性膨脹的人員編制,政府管理費用的巨大浪費,索賄受賄、錢權交易的腐敗,以及大量優秀人才離開物質財富的直接創造而涌入機關,等等。

       另一方面,從觀念上看,一些制約公務員職業道德水平提高的傳統價值觀念和道德觀念還遠沒改變,因此,應當提倡增強公共意識、培養公共精神、樹立公仆觀念,明確公域和私域的界限,在不同的領域應用不同的道德觀念去評價人的行為,從而樹立符合時代需要的公務員職業道德觀念。

       總之,在漫長的封建社會所形成的官僚體制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官本位思想和意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當代公務員的思想和行為,嚴重制約著他們職業道德水平的提高。儒家文化適應了封建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的需要,彌補同時也強化了封建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的某種弊端。但是,如果僅僅因為這些弊端的存在就認為儒家文化是必然與封建專制的人治統治聯系在一起的,就難免陷于簡單和武斷,就難以發揮儒家文化在當代對于提高公務員職業道德水平乃至整個社會道德水平的巨大作用和潛能,從而也就難以發掘儒家文化的當代價值。儒家文化雖然適應了封建君主專制的官僚體制的需要,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儒家倫理思想與封建君主專制的人治統治必然聯系在一起。

       事實上,以提倡德教為主要特征的儒家文化,在最近的幾個世紀愈益受到世界的關注。早在歐洲啟蒙運動時期,法國思想家伏爾泰在他的《哲學辭典》中寫道:“我全神貫注地讀孔子的這些著作,我從中吸取了精華,除了最純潔的道德之外我從未在其中發現任何東西,并且沒有些許的假充內行式的蒙騙的味道。”他還說:“在這個地球上曾有過的最幸福的并且人們最值得尊敬的時代,那就是人們尊從孔子法規的時代?!钡聡軐W家萊布尼茲在他的《論中國哲學》中說:中國哲學“遠在希臘人的哲學很久以前”,“我們從前誰也不信在這個世界上,還有比我們的倫理更完善的立身處世之道,更進步的民族存在,現在從東方的中國,竟使我們覺醒了”。

       到了 20世紀 70年代,英國著名歷史哲學家湯恩比在與日本人池田大作的談話中,在客觀地研究了世界各國歷史的基礎上,從文化學的角度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真正能夠解決 21 世紀社會問題的,只有中國的孔孟儒學與大乘佛法。”無獨有偶,1988 年,70多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在巴黎聚會,這些人類智慧的驕子們,面對人類社會生存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環境污染、恐怖主義、誠信缺失、秩序錯亂等種種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發出了“人類要在 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到 2500年前孔子那里去尋找智慧”的宣言。1998年,全世界 100多個宗教組織的代表在美國芝加哥開會,共同尋求“普世倫理”,會后發表了《普世倫理宣言》,其核心是責任與權利。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宣言所接納?!凹核挥?,勿施于人”也被認為是處理國家關系的原則,這幾個字被懸掛于聯合國大廳內,成為國家間往來的至高準則。

       上述例子,啟發我們反思儒家文化對于指導我們的人生、社會乃至整個世界的發展究竟具有怎樣的價值,也啟發我們對什么是真正合理的制度和真正文明的社會進行思考。一個真正合理的制度,不僅僅是能夠提高效率、抵制腐敗、維護公平的制度,而且更應當是導人向善、促進道德進步、體現道德精神、促進社會和諧的制度。儒家文化的這種價值一旦為人們理解和重視,必將帶給國家長治久安的太平盛世,帶給人民安居樂業的幸福生活。

 

參考文獻 :

[1] 王亞南 .中國官僚政治研究 [M]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1981.

[2] 左傳 [ M] .

[3] 漢書 [ M] .

[4] 禮記 [ M] .

[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作者簡介 :劉慧敏 (1964— ), 女 , 內蒙古赤峰人 , 內蒙古赤峰學院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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