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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思想來源
2008-01-15天津行政學院學報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思想來源

 

劉余莉

 

(中共中央黨校 , 北京  100091)

 

摘  要:馬克思主義、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當代人類一切文明進步的理論成果,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思想來源。“中國特色”尤其體現在中國的傳統文化特色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所體現的治國理念,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治國理念是相傳承的。特別是提出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為我們以和諧為核心價值,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安定有序、充滿活力、人與自然和諧的總要求建設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相對于西方僅僅以公平正義為核心價值建構的民主政治更加具有合理性。因此,正是基于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現實國情的深刻理解,我們才有信心在理論上建立一個相對更完善的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既立足當代,又不割斷歷史,并對人類一切文明成果始終保持開放的胸襟,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開放的體系。

關鍵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馬克思主義 ;中國傳統文化 ;人類文明

中圖分類號 :D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 -7168(2008)01-0013 -04

 

       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命題是黨的十七大報告的一個重大理論貢獻和創新。要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研究,就有必要追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思想來源問題。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是來自于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和德國的古典哲學,同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也有一個思想來源的問題。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其實踐觀和群眾觀)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當代人類一切文明進步的理論成果,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思想來源。

       雖然在十七大報告中,沒有關于思想來源的明確論述,但是在談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問題時,胡錦濤同志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不斷發展的開放的理論體系。《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近一百六十年的實踐證明,馬克思主義只有與本國國情相結合、與時代發展同進步、與人民群眾共命運,才能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創造力、感召力。”[ 1] (p.12)顯然,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點和群眾觀點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思想來源之一。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只有與本國國情相結合的產物。而對于中國的國情,胡錦濤總書記在談“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新要求”時說:“到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實現之時,我們這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和發展中社會主義大國……”[1] (p.21)這說明,中國的國情有兩個特點:一是有著五千年悠久歷史和文化的文明古國,二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離不開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換言之,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另一個重要思想來源,談到中國特色,離不開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

       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所體現的治國理念來看,它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治國理念是相傳承的。

     《論語·子路》記載了孔子與其弟子冉有的一段對話,從中可以得出孔子對于實現和諧社會的途徑的基本看法:

       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可見,在儒家那里,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是實現和諧社會的物質基礎。孔子從來沒有否認過人對物質財富的追求,例如他曾經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當然“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論語·里仁》), 意即不是通過正當的方法去得到它,君子不接受。孟子也說,“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制禮義哉 ?”(《孟子·梁惠王上》)可見,無論是孔子還是孟子都認為一定的經濟基礎和生活條件是構建和諧社會的物質保證。2006年10月,黨的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強調,“社會要和諧,首先要發展,必須堅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為社會和諧創造雄厚的物質基礎”。可以說,這一思路與儒家實現和諧社會的途徑基本上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孔孟也看到,僅僅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對于實現和諧社會是遠遠不夠的,因為經濟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會自然而然地帶來道德的進步、精神的充實和社會的和諧。因此孔子認為,在人們的生活富裕之后,必須“教之”,即應當重視對人們進行倫理道德的教育,使他們明了和遵守自己所處的人倫關系以及相應的道德要求。孟子也說:“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孟子·滕文公上》)也就是說,雖然經濟發展了,人們富裕了,但是如果沒有接受良好的倫理道德教育,就會出現吃喝嫖賭、驕奢淫逸等不良社會現象。而這恰恰是在我國部分地區和西方發達國家正在出現的問題。正是為了避免這些問題,孔子才提出了“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的主張,特別強調了倫理道德教育對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性。

       問題是,怎樣進行教育才是切實有效的呢?道德教育與制度建設之間的關系應如何處理呢?既然要“教之”,就必須首先提出一種全社會可以普遍遵守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回顧歷史,在中國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既能保持各民族大團結的統一局面、又能不斷融合外來民族并充分尊重各民族的風俗習慣和文化傳統,就是因為中國傳統社會秉持了“不同而一”的理念,在全社會提倡了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等為核心的共同道德規范,而且這些道德規范能夠為各個民族、各個宗教信仰的人們所認同,成為全體人民普遍奉行的價值觀,形成了社會統一的是非善惡美丑的標準,因而沒有出現如墨子所講的“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的情況,更沒有出現當代西方社會出現的“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現象。當代西方著名的美德倫理學家麥金泰爾在《誰之正義?何種合理性?》中所批判的正是西方社會的這種道德混亂狀況。我們黨在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后,隨即就提出了要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和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要求,這也是繼承了中華文化的結果。

       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和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具有重要的意義。一方面,社會主義榮辱觀和核心價值體系為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等確定了一以貫之的價值取向。因為如果在家庭里家長灌輸的、學校里老師教導的和社會傳媒宣揚的價值取向不一致甚至相沖突,就會讓人們、特別是青少年無所適從;另一方面,以促進和諧為核心的榮辱觀和核心價值體系也為法律規則設計、制度安排提供了內在的精神和價值靈魂。也就是說,任何法律、制度的設計都是為了維護和體現一定的核心價值的。

       中國傳統文化并沒有忽視法律和制度建設的作用,但是法律和各種制度設計所維護的核心價值與西方有所不同。在西方的民主政治中,法律和制度的設計主要是圍繞著公平正義這個核心價值來進行的,但這僅僅通過懲罰和約束起到了維護社會公平的作用,卻不能因此培養出人的愛心、同情心和團結互助的品質。因此,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也可能是精神空虛、道德頹廢、人情冷漠的,人們可以通過一種令人惡心的方式來遵守法律,這也就是孔子所說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所以,在當代西方社會出現了嚴重的“反社會行為”,如青少年吸毒、酗酒鬧事、離婚率上升等,這些行為雖然沒有觸及法律,但是對社會和諧造成了不良影響。更進一步講,通過嚴格的法律和監督機制可以把觸犯法律的人關進監獄,但卻并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而在西方國家出現了“監獄以人滿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為憂”的局面。正因為如此,英國著名歷史哲學家湯因比在系統研究各國文化的基礎上,才發出了“要解決21世紀的社會問題,只有中國的孔孟儒學和大乘佛法”的感慨。

        正是借鑒了西方發達國家出現的教訓、吸收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我們黨才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而非“法治社會”或“民主社會”的命題。因為相對于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而言,和諧是一個更具有終極價值意義的目標。因而,在十七大的報告中也明確肯定:社會和諧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這也就意味著,所謂的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正是圍繞著和諧這個本質屬性或核心價值來進行制度安排的,這也是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的特色所在。但是談到和諧,人們不免會擔心陷入不講公平正義的“一團和氣”、高壓下的和諧、喪失活力的和諧等等所謂“和諧”中,這其實是對和諧的一種誤解。因此,在十七大的報告中,再次明確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總要求來構建和諧社會。這說明,公平正義僅僅是法律、制度安排時要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沒有公平正義的社會顯然不可能和諧),但并不是全部。把和諧作為核心價值觀來構建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才能有效避免西方發達國家所出現的上述社會問題。正因為如此,在民主政治的建設上,我們應當充滿信心,建立一種比西方國家更好的民主模式,更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誠如李君如研究員所認為:“在中國實行民主政治,是我們明確的目標,這點應該是沒有異議的。問題是在中國這樣的國情,包括在這樣的歷史文化傳統條件下,應該實行什么樣的民主形式?這是我們應該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重大問題。”基于對中國歷史文化和國情的理解,他提出:“我國的民主制度是‘選舉 +協商' 的民主制度,它有其獨特的優點。”他還說:“我們要有民主政治上的自尊心,要創造對人類有更大貢獻的民主的好形式,而且我們正在作這樣的貢獻。”[2] 在很大程度上,提出這樣的論斷,其信心正是來自于中國獨特的國情和文化。

       此外,把社會和諧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也正是借鑒了中華文化的結果。胡錦濤同志在耶魯大學演講時指出:“中華文明歷來注重社會和諧,強調團結互助。中國人早就提出了‘和為貴' 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諧、人際和諧、身心和諧,向往‘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的確,“和”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內容之一,而這種和諧包括了身心和諧、人際和諧、天人和諧及協和萬邦的內容。

       在身心和諧方面,孔子提出“君子坦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既以培養坦蕩蕩的心胸開闊、仁民愛物、“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的君子就成為實現社會和諧、天人和諧的基礎。《大學》提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次序,強調“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不僅一個個體的尊嚴來自于他符合道德的行為,而且每個個體的道德修養才是構建整個社會和諧的基石。

       在人際和諧方面,孟子總結人類社會中人倫關系的發展規律 , 得出了要實現社會和諧的人倫關系所必須遵循的規律和道理 , 提出了著名的“五倫”學說 , 即“父子有親 , 君臣有義 , 夫婦有別 , 長幼有序 , 朋友有信”的人倫大道 。 在這五種倫理關系中 , 儒家沒有抽象地談論所謂的平等 , 而是根據客觀實存的倫理關系的實際特征 , 明確了處于不同關系中不同地位上的責任特征 。只有這些人都主動承擔了相應的責任 , 這些人倫關系才可能和諧 。

       在人與自然和諧方面,儒家很早就認為,人是大自然運行的一分子,人應當順應宇宙發展變化的規律和秩序。這集中表現在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其基本涵義是天道與人道、自然與人為的統一。這一思想溯源于《易·乾卦·文言》:“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這段話的基本精神是:天(大自然)的運動有一定的規律性,人的活動也應有一定的規律性,必須在不違背客觀規律的前提下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去爭取最好的結果,以保持人與大自然的協調一致、和諧統一。只有順應以和諧為特征的宇宙秩序和發展規律,保護大自然和生態環境,才會減少或避免天災人禍,最終有益于人類自身。反之,如果破壞大自然,必將受到大自然的懲罰,如天災頻發、瘟疫流行等,使人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因此,在儒家關于天人關系的思想中,講究“天時地利人和”,因人成事,因地制宜,因勢利導,順應自然,與自然相通相依,協調一致,和諧共處,要求人與自然和諧發展。

        以“天人合一”為代表的儒家傳統文化始終關注于人與社會、自然的協調,并以看待“人”的眼光審視、關懷自然萬物。這種精神所代表的是一種涵蓋社會和自然的人文主義。它與西方那種反自然、反神學的個人式的人文主義有較大的差異,與那種注重人與自然的對立,注重人對自然的征服與改造,忽視人與自然的統一性的理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它提倡天人合一,萬物一體,民胞物與,認為人和自然萬物是一個和諧的統一體。因此,培養美好的德性,使人對他人、對環境常常心存愛護的善意。只有這樣,才能達到內與外的統一,即凈化人心與凈化環境的統一,才能從根本上鞏固環境保護的成果。

       在協和萬邦方面,儒家道德的核心價值觀是仁。對仁德的培養建立在對父母的孝與兄弟的友悌的基礎之上,并把這種愛推及到對社會大眾的身上去,因此仁愛之心向上提升,就是互愛,而互愛向上提升就是互助(即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互愛互助再向上提升就是“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大同世界”。深受儒家和諧觀念影響的中國人,在歷史上從來沒有首先主動發動過侵略戰爭。誠如池田大作先生所講的:“與其說中國人是有對外推行征服主義野心的民族,不如說是在本質上希望本國和平與安泰的穩健主義者。實際上,只要不首先侵犯中國,中國是從不先發制人的。近代以來,鴉片戰爭、中日戰爭、朝鮮戰爭以及迄今和中國有關的戰爭,無論哪一次都可以叫做自衛戰爭。”[3]

       中國自古就有提倡身心和諧、人際和諧、人與自然和諧、協和萬邦的傳統。要達到和諧、而不僅僅是公平的目的,就必須重視倫理道德教育。中國傳統社會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起作用,是因為它是依靠各種制度來保障的。例如:漢代實行鄉舉里選之制選拔官吏,制舉以賢良方正為最重要,察舉以孝廉得人最多;魏晉行九品中正制,以九品衡別官吏,也以德義有無缺失為衡量標準;隋唐以后,實行科舉制度,官吏選拔須經考試。各朝考試方法各異,但所試內容則均以儒家思想集大成之經義為主,因此受到儒家德治主義潛移默化的影響。這些制度,無不有助于道德水平的提高。可見,在中國傳統社會,道德教育和制度建設之間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對立的關系,而是通過相輔相成、相互促進而構成一個良性循環,共同促進了社會的和諧。

       追求身心和諧、人際和諧、人與自然和諧、協和萬邦的中華文化也是十六大以來我們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包括構建和諧社會、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中國特色民主政治、科學發展觀、建設生態文明、堅持和平發展、建設和諧世界等)的重要思想來源。這些理論的提出之所以對內具有強大的親和力、感召力,對外具有廣泛影響力、震撼力,就在于我們尊重并發現了自己的優秀傳統,并力圖使這種優秀的文化傳統對世界的和平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因而也受到了世界的尊重。因此,胡錦濤總書記在耶魯大學的講話中提出:“科學發展的理念是在總結中國現代化建設經驗,順應時代潮流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也是在繼承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中華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終沒有中斷,連續5000多年發展至今的文明。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形成的獨具特色的文化傳統,深深影響了古代中國,也深深影響著當代中國。現代中國強調的‘以人為本,與時俱進,社會和諧,和平發展',既有著中華文明的深厚根基,又體現了時代發展的進步精神。”[2]  在這里,實際上就肯定了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思想來源之一。

       總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提出是我們黨進一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結果,同時它的提出也將進一步促使我們黨本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的精神,真正擺脫僵化的思維模式,真正以開放的心胸借鑒古今中外一切有利于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明成果。馬克思主義、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當代人類一切文明進步的理論成果,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思想來源。從這三個方面來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思想來源,我們才不會割斷歷史,才不再是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只言片語中去尋找對現實問題的解釋,而是隨著實踐的發展不斷地豐富我們的理論,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真正成為一個不斷發展的開放體系。

 

參考文獻 :

[1]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2007年 10 月 15 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2007.

[2]  李君如 . 協商民主 :重要的民主形式[N] . 文匯報 ,

2006-07-28.

[3] [日]  池田大作 , [英]  湯因比 .展望二十一世紀[M]. 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 1985 .2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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