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帶領新任中央常委們參觀了“復興之路”展覽后，講了一段簡短而意味深長的話，其中特別擲地有聲地提出了“空談誤國，實干興邦”的號召。如果把這句話切實落實在干部選拔工作中，就是要堅持“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群書治要·傅子》）①的觀人原則和選人方法。
《傅子》上說：“聞言未審，而以定善惡，則是非有錯，而飾辯巧言之流起矣。”如果領導者聽了他人的言論，而沒有去審慎地考查，沒有調查研究，就妄下結論，以此來確定是非善惡，就會導致錯誤的判斷，由此還會導致喜歡說不實言論的風氣越來越盛行。因此“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聽言必審其本，觀事必校其實,觀行必考其跡。”聽人言語不如觀察人所做的事；觀察人所做的事，不如觀察人的行為。而且，聽一個人的言論，一定要清楚他講話的原因，也就是他講話的根本目的、用心何在？觀察一個人所做的事情也一定要核查它是不是符合事實、真實可信。觀察一個人的行為，也要觀察他這樣行為的原因。在選拔人才的時候，把這三者都綜合起來參照考慮，才會避免僅憑言語而選人用人的弊端。
一、聽言，亦即觀察一個人的言語。
《群書治要·論語》 中有很多經典的關于言語的闡述。例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一個人花言巧語，致力于言語的好聽，而偽裝出和善的面目。這樣的人一味地去取悅別人，很少能有仁德之心。又說，“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亦即一個君子，在言語上應該遲鈍、緩慢，但是在行為上要敏捷、雷厲風行。正因為一個人巧言令色，很少有仁德之心，所以“君子不以言舉人”。不因為一個人說得很好聽，就對他委以重任。例如，在西方的民主選舉中，總統候選人在競選演說中做了很多漂亮的承諾，但是后來的事實證明，卻沒有兌現。《群書治要·論語》上也說，“有言者不必有德”。 一個人言語很好聽，但他不一定有真實的德行。因此，既要聽其言，還要觀其行。
在《群書治要·中論》上有一段關于言語的精辟闡述：“夫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不倦，諜諜如也。”能言善辯的人，他的心智足以洞察到細小的環節；他的言辭非常地巧妙，很注重修飾；他伶牙俐齒，足以應對急切的追問；他的反駁也足以讓世俗人斷定疑惑。但是他好說不倦，喋喋不休。“夫類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暗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但在世間，能夠按類歸納推理、分辨事物的人是很少的。而愚鈍、被蒙蔽、不通達的人是多數，那么誰知道他說的不正確呢？因為他的口才很好，說得頭頭是道，結果，一般世俗之人就會非常相信他的話，但是他所說的可能是有違大道的。“此其所以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這就是他之所以沒有什么用處，但是不被廢棄，很低賤卻不被遺棄的原因。“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行僻而堅，言偽而辨者殺之。為其疑眾惑民，而澆亂至道也。”古圣先王有個法律，對于能言善辯、曲解法令的人、能夠混亂禮法和名分，使其失去原意的人、行為邪僻卻堅持不改、言語虛偽而能言善辯的人，要處以死刑。例如孔子當大司寇沒幾天，就誅殺了“行僻而堅、言偽而辯”的少正卯。因為少正卯的口才非常好，但是所說的都不符合道，但只是因為他口才好、能言善辯就吸引了很多人。對于這樣蠱惑人心的人，只有把他殺掉。因為他會使民眾產生疑惑，而且使治道混亂，讓人分不清是非善惡。
《群書治要·漢書》記載：張釋之和漢文帝一起出行，文帝登上了虎圈（飼養虎的地方）。向上林苑的主管問有關禽獸簿的問題。但是他問了十多個問題，上林尉卻是左顧右盼，一個都回答不上來。而在旁邊，有一個官職低級的嗇夫， 主動代替上林尉回答這些問題。他對皇上所問的有關禽獸簿上的問題都非常熟悉。而且為了讓皇上看到他的才能，他是有問必答、滔滔不絕、喋喋不休。給人的感覺是他對禽獸簿的情況很熟悉，而且口才很好。文帝看了，果然很歡喜，也就忘記了孔老夫子的教誨，“巧言令色，鮮矣仁。”文帝說，當官吏的人不就應該這樣嗎？因此，他下詔越級提拔這個嗇夫為上林令（上林令是負責主管上林苑最高的官職，位置在上林尉之上）。張釋之看到后，趕忙上前來勸諫。他問文帝，“您覺得絳侯周勃是什么人呢？”周勃是西漢著名的軍事家和政治家，也是西漢的功臣，他因為被封在絳縣，所以稱為絳侯。文帝說，“他當然是德高望重的長者了。”張釋之又問，“東陽侯張相如是什么樣的人呢？”張相如也是因為有戰功才被封侯，在西漢一百四十三位功臣中列居一百一十八位。文帝回答說，“他當然也是長者。”張釋之就說，“您看這絳侯、東陽侯都是德高望重的長者，但這兩個人在上書言事的時候,口里竟講不出話。您現在越級提拔這個人當上林令，那不就是想讓大家都仿效這個嗇夫喋喋不休的口辯之才嗎？秦國因為任用了那些只會舞文弄墨的刀筆之吏，這些人爭相以亟疾苛察相比試。結果徒有官文的形式，但并沒有惻隱的實德。秦始皇因為聽不到自己的過失，所以才逐漸地衰敗。到了秦二世時，天下就土崩瓦解了。現在陛下因為這個嗇夫能言善辯，就越級提拔他，我恐怕天下會隨風響應,爭相去求能言善辯，而不求實德。而且下級跟從上級，其速度就如響之應聲、影之隨行一樣地迅速。因此，皇帝的一舉一動，都不能夠不審慎、明察。”文帝聽后，也受到警醒，稱他說得好，就廢棄了要把這個嗇夫封為上林令的詔書。這個故事說明，古人評判一個人才，并不主要是看他的口才如何，說得多么漂亮。
《群書治要·傅子》說，“上好德則下修行，上好言則下飾辯。”如果君主喜歡德行，那么下級、屬下都會紛紛地去修養自己的品行；如果上面的人喜歡言談，下邊的人都會爭相修飾自己的言辭，向能言善辯的方向發展。“修行則仁義興焉，飾辯則大偽起焉。”人人都重視修養品行，天下的仁義之風就興起來。但人人都去學著能言善辯，虛偽的風氣就會興起，這是必然的征兆。“德者難成而難見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悅者也。”但是德行的成就是很難的，也很難被發現、被人了解的，而言語卻是很容易被撰寫的，也很容易取悅人。“先王知言之易，而悅之者眾，故不尚焉。”古圣先王都知道言語很容易，而且愛聽好話的人很多，所以并不崇尚言談。“不尊賢尚德、 舉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悅取人，則天下之棄德飾 辯以要其上者不尠矣。” 如果不尊崇賢能之人、重視道德，即通過引導人們向善來教化百姓，卻只憑說話好聽來選取人才，那么天下背棄道德，僅憑能言善辯而要求他們的君主給予其封賞的人就不會少了。因為“德難為而言易飾也”，德行很難修養，也很難成就，但把口才鍛煉得很好是一件相對很容易的事。因此，古人強調，不能因為一個人的言語能力很好，說得很好聽，就對他委以重任。正所謂“聽言不如觀事”。《群書治要·周書》上也說：“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
二、聽言不如觀事，觀事就是要看他所做的具體的事情。
《群書治要·論語》記載，孔子說“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如果所有的人都厭惡他，你也不要輕易地相信，要認真地去考察；如果所有的人都喜歡他，你也不要就因此認為他很有德行，還是要認真地去考察他。在《群書治要·論語》中，子貢向孔老夫子提了這樣一個問題。他說，“鄉人皆好之，何如？”全鄉的人都稱嘆他，認為他好、喜歡他，這個人怎么樣？能不能判斷他是一個善人呢？孔老夫子回答說“未可也”，還不一定。那子貢又問，“鄉人皆惡之，何如？”如果全鄉的人都厭惡他，那可不可以判定這個人就是個惡人呢？孔老夫子就說“未可也”，還是不能夠判定。“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不如全鄉里，善良的人都喜歡他，不善良的人都厭惡他，這樣才能夠判斷出這個人的善惡。
《群書治要·史記》記載這樣一個歷史故事：齊威王剛即位時，九年之間，諸侯都來討伐他，致使國家得不到治理。于是，齊威王就把即墨大夫（即負責治理即墨的地方官）給召來了。對他說，自從你到即墨去之后，毀謗你的言語，每一天都能傳到我的耳朵里，但我派人去視察即墨，發現田野都得以開辟，人民都豐衣足食，官府也沒有積壓的公事，東方地區因此得以安寧，這是因為你不會討好我的左右，以求得贊譽的緣故。于是，封一萬食邑給了這位即墨大夫。接著，他又把阿地的大夫召來了。對他說，自從派你去駐守阿城，我每一天都能夠聽到贊譽你的聲音。但我派人去視察阿縣，田野沒有得到開辟，人民過著貧苦的生活。趙國攻打甄的時候，你不能出兵去援救；魏國獲取薛陵的時候，你連這件事都不 知道。這是因為你以重金巴結我的左右，以求取聲譽所導致的。所以齊威王當天就烹殺了阿大夫，并且把他身邊曾經贊譽阿大夫的人，一同給烹殺了。后來，他起兵向西去出擊趙國、魏國， 在濁澤打敗了魏軍。從此，齊國上下都感覺到恐懼，人人都不敢文過飾非，做事務求真實，盡自己的本分，最終齊國得到了治理。諸侯聽到此事，也都不敢再輕易地和齊國打仗。這個典故說明，即使有很多人稱贊一個人好，也還要考察一下這些人是不是都受了他的賄賂，所以才幫他說好話。即使這個人受到很多人的毀謗，也要考察一下，是不是其他人都貪污受賄，只有這個人廉潔有守，不愿意同流合污。所以古人說“難得糊涂”。這并不是一種消極的人生觀，因為世間的人都貪污受賄、以權謀私，為了一己私利不擇手段，而這個讀書人有道義，不愿意和他們同流合污，結果他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了。這就是觀事。
《群書治要·六韜》上也講，如果君主不審慎地考察一個人所做的事情，只是聽人們對他的贊譽來評價一個人，很可能會做出錯誤的判斷：“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為賢智，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于無罪，邪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故其國不免于危亡。”如果君主以世俗大眾所稱贊的人為賢德、智慧之人；以世俗大眾所毀謗的人為不肖之徒。那么黨羽多的人就會被舉進、推薦上來擔任領導；而不愿意結黨營私、 黨羽少的人就會被罷退。結果，邪曲不正的人結黨營私，排除異己，把真正賢德的人給蒙蔽埋沒了，忠臣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被處死。邪曲不正的臣子以虛有的聲譽，取得了領導的位置。結果，這個世間的亂象越來越嚴重，國家就免不了要危亡。這句話實際也揭示了民主制可能導致的弊端。因為民主要看大多數人的意見，但是如果大多數人都是自私自利的，誰賄賂我，我就投誰的票，結果選出的領導者不一定是有德行的領導者。所以，即使是民主制，也是要以民眾的道德水平做基礎的。因此，無論民主政治還是其他的政治制度，最重要的都是把人教成有德行的人， 這才是國家能否得以治理的根本。
《群書治要·新序》也記載著一個觀事的故事。子路治蒲縣三年了，孔子路過這個地方。剛進入蒲縣縣境，他就說：“子路治理得不錯，他能夠做到恭敬、誠信。”到了這個城鎮，他又說：“子路治理得不錯，他盡忠職守，與民講信用，而且寬容對待百姓。”到了縣衙，孔子又說：“子路治理得不錯，他能夠明察秋毫以審斷案件。”子貢聽后，手執馬韁問：“夫子還沒看見子路，就三次稱他治理得不錯，這是為什么呢？”孔子說：“我進到蒲縣縣境時，看到荒地都得以開墾，田野都修治得很整齊，溝渠都挖得很深。這是因為他恭敬誠信，所以民眾才愿意竭盡全力把事情做好。到了城鎮時，看到屋子的墻都很高，樹木長得很茂盛，這是因為他對待民眾忠誠守信，而且能夠寬容，這樣人民才會竭盡全力。到了他的衙門，發現衙門里，沒有什么事，非常地清閑，這是因為他平時判案的時候明察秋毫，所以人民就不會輕易地來打擾他。”這說明，通過一個人所做的事情，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恭敬心和能力。
《弟子規》上說，“字不敬，心先病。”當自己心不恭敬時，寫的字就非常潦草，別人都認不清楚。古代狀元所寫的考卷，全是一筆一劃的小楷字，沒有絲毫潦草。乍看起來，就像印刷的字帖一樣，沒有什么區別，字體大小勻稱，筆劃都非常地清楚。由此，我們就可以意識到，現在的人心浮氣躁，已經達到了怎樣的程度。這是觀事。
三、觀事不如觀行
《群書治要·說苑》上為我們指出臣子的行為有“六正六邪”，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一個人的德行。
“六邪”，即臣子六種邪曲不正的行為。“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世沉浮，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一個人安享官位，貪圖俸祿，但是不致力于公事，心思根本不在公事之上，隨波逐流、做事左右觀望，這樣的人是具位充數之臣，即“具臣”。
“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茍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后害。如此者，諛臣也。”君主說的話都說好，君主所作所為都認可，暗地里還去探求君主的喜好，并把他喜好的東西進奉給他， 以愉悅君主的耳目，一味地、茍且地迎合君主的意思，以求容身，與君主整天尋歡作樂，不顧及他的后患，這樣的人是“諛臣”，即阿諛奉承的臣子。
“三曰中實險诐，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疾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他的心中實際上是險詐邪僻，但外表卻謹小慎微。花言巧語，致飾于偽善，其實內心嫉賢妒能。對于他要舉薦的人，就宣揚他的美德，隱藏他的過惡；對于他要罷退的人，就宣揚他的過惡，隱匿他的美德，使君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能夠施行，這樣的人被稱為“奸臣”。
《群書治要·新序》上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楚恭王生了大病，知道自己快去世了。就把令尹召過來，對他說：“常侍管蘇和我相處時，常常用道義來勸導我，我和他在一起時，就感到不安。不見他也不會思念他，雖然如此，他對我很有幫助，他的功勞不小，一定要重用他，給他很高的爵位。申侯伯和我相處時，常放縱我的欲望。即使我的行為肆無忌憚，他都不去勸諫。我喜歡的，他就讓我去做，甚至勸我去做；我喜好的，他就先我去嘗試。我和他在一起非常歡樂，看不到他就會有點憂戚，就很想念他。雖然如此，他對我卻沒有幫助，他的過失不小，一定趕快把他打發走。”令尹聽后說：“好的。”第二天，楚恭王過世了。令尹就拜管蘇為上卿，委以重任，而把這個申侯伯逐出了楚國。古代的君主都明白：阿諛奉承的臣子可能一時討人喜歡，但對自己的德行沒有助益。因此，要重用那些能夠規勸我們以道義的人。
《貞觀政要》上說，“君為暗主，臣為諛臣。君暗臣諛，危亡立至。”君主很昏暗，臣子又阿諛奉承。君主昏暗不能夠識別人才，臣子還一味地討好他、巴結他，不給他指正過失，他的危亡馬上就來了。這就是“諛臣”的危害。
“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妒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他的智慧足以文過飾非，他的口才足以到處游說，在宮內可以離間君主的骨肉親情；在宮外因為他的妒忌使朝廷混亂，這樣的臣子被稱為“讒臣”。
“五曰專權擅勢，以為輕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 他獨攬大權，自己說了算，巴結權貴、結黨營私，為的是使自家富裕。擅自篡改君主的命令，為的是自己顯達、富貴，這樣的人是“賊臣”。
“六曰諂主以邪，墜主于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使主惡布于境內，聞于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用邪曲不正的道理諂媚、巴結君主，陷君主于不義；結黨營私、排除異己，蒙蔽君主的視線，使君主黑白混淆、是非不分；使君主的惡名傳布于國內，聞于四鄰，這樣的臣子被稱為“亡國之臣”。如果一個國家任用的是亡國之臣，像趙高、易牙等，就會使國家陷于危亡。可見，“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是古人在長期的政治實踐中總結出來的觀人、選人原則，至今仍然具有可供借鑒的重要價值。只有在人才選拔過程中堅持“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的觀人方法和選人原則，才能選對人、選好人，才能真正落實“空談誤國，實干興邦”的號召。
[ 注 釋 ]
① 見《〈群書治要譯注》，中國書店2012年版。以下有關《群書治要》的引文均出自此書，故從略。
[收稿日期]2013-10-29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群書治要》政治倫理思想研究”（項目編號：13BZX070）的階段性成果，課題負責人：劉余莉。
[作者簡介]劉慧敏（1964- ），女，赤峰學院文學院教授；
劉余莉（1973- ），女，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倫理學專業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