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余莉
音樂是感人最深的藝術形式，對人的心靈成長會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是素質教育最重要的內容之一。樂也是孔門“六藝”之一。“士無故不撤琴瑟”，顯示出音樂在古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可以說，古人的生活離不開音樂。在高雅正式的祭祀、宴飲、聚會場合，都有德音雅樂用以陶冶性情。孔子聞韶樂，樂在其中，可以達到三月不知肉味的境界。
《史記》記載，孔子去向師襄子學琴，學了十天，仍然沒有學習新的曲子。師襄子說：“你可以增加學習的內容了”。孔子說：“我已經熟悉樂曲的形式，但還沒有掌握方法。”過了一段時間，師襄子又說：“你已經會彈奏的技巧了，可以增加學習內容了。”但是孔子說：“我還沒有領會曲子的意境”。又學了一段時間，師襄子說：“你已經領會曲子的意境，可以增加學習的內容了。”孔子還是說：“我還不了解曲子的作者。”又學了一段時間，孔子神情儼然，仿佛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時而莊重穆然，若有所思，時而怡然高望，志意深遠。孔子說：“我知道曲子的作者是誰了。那個人皮膚深黑，體形頎長，眼光明亮遠大，像個統治四方諸侯的王者。若不是周文王，還有誰能撰作出這樣的音樂曲子？”師襄子聽了之后，趕緊起身再拜說：“我的老師也認為這首曲子的確是《文王操》！”可見，通過音樂，可以看出作者的志趣愛好，人生境界，從而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因而才有了歷史上伯牙和鐘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典故。
中國傳統文化被稱為禮樂文化，由此也可見禮樂在治國中的重要作用。正如《孝經》所言：“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在《群書治要》選編的《禮記》中，摘錄了《樂記》中的大量內容，此外在選編的《論語》《呂氏春秋》等篇目中，也強調了樂教的重要性。
早在春秋時期，孔子以“六經”教導學生，其中就有《樂經》。《論語》記載，孔子主張“樂則韶舞，放鄭聲”“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如此提倡高雅之樂，禁止靡靡之音，說明孔子十分了解音樂的特性，他對音樂教育在人格培養中所起作用之重視也由此可見一斑。據說《樂經》亡于秦火，但在《尚書》《禮記》《史記?樂書》等典籍中還保留有重要的樂理，可奉為《樂經》。
《詩?大序》中說：“詩，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展現人的意志，當情感還在內心沒有表達出來之時被稱為志；把情感用語言表達出來就稱為詩；把詩拉長聲音吟唱出來就稱為歌。用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八種材料的樂器來演奏歌曲，再伴之以舞蹈，才稱之為樂。和諧雅正的音樂，能達到不可思議的教化效果。《尚書?舜典》也記載：舜帝命夔為樂正，教導他和卿大夫們的子弟，希望通過音樂的教化，可使這些年輕人正直而溫和，寬大而敬慎，剛強而不苛虐，簡約而不傲慢。舜帝說，詩是表達思想感情的，歌是唱出來的語言，五聲是根據所唱而制定的，六律是用來和諧五聲的。只要八類樂器的聲音能夠調和，不使它們亂了倫次，神明與人都會因此而得到和諧。
當然，關于樂理最重要的文章，當屬《禮記?樂記》。它詳細講述了音樂的起源、作樂的方法以及音樂的功效，其中特別強調對禮和樂的學習，認為禮樂對平衡人內在情感和外在行為，以達到社會的和諧秩序至關重要。
一、音樂的產生、起源
關于音樂的產生，《禮記?樂記》中講：“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所有的音都是產生于人心，而至于如何產生的呢？下面接著講道：“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所謂“情”，即感情。《荀子·正名》篇曰：“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韓愈在其《原性》中也講道：“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也就是說，當我們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接觸外界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境界時，在心上起心動念，進而產生分別，有了喜、怒、哀、懼、愛、惡、欲等感受。宋朝的秦觀在其《心說》中講道：“即心無物謂之性，即心有物謂之情。”當心與塵接觸，心如如不動，沒有被外物污染，這時的心也被稱作“性”，即禪宗所說的“百花叢中過，片葉不沾身”。六祖惠能大師所說的“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狀態也就是所謂的“性”。但是當心與塵接觸時，心被外物所污染，即有了起心動念、分別執著，這就稱為妄情。之所以被稱為“妄”，是因為情是自性本來沒有的，是虛妄的。
“情動于中，故形于聲。”“中”指內心。感情萌動于內心，所以流露于聲（即宮、商、角、徵、羽五聲）。“聲成文，謂之音。”所謂“文”，是指曲調，即五聲按照高低長短強弱的樂音組成一定的旋律，這才稱為音。
《樂記》中講到：人性原本是平和安靜的，但是由于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起了種種貪欲之心。當這些欲望沒有被很好地控制，以及人們的自覺心被物質世界所擾亂時，人們就喪失了自我而為欲望所淹沒，進而滋生出叛亂、違抗、狡黠和欺騙，也便出現了以強凌弱、以眾欺寡、弱肉強食、鰥寡孤獨而無所養的局面。這是天下大亂之路。而音樂是源于心靈的內在運動，因此也能滲透到心靈的深處。好的音樂能夠引人進行心靈的內在反省。因此，圣人治禮作樂，幫助人回到本性的清靜平和。禮樂之所以具有這樣的功能，就是因為其源于天而根于心。
因此，《樂記》中記載：“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可見，典雅莊重的禮樂能夠成功地模仿自然的和諧與秩序。禮的制定，規定了明確的秩序和規則，而樂的普遍流行，則在人們當中建立了一種平和的氣氛。古代圣人制禮作樂，不是為了滿足口腹耳目之欲，而是為了使人們具有正確的鑒賞力并平和好惡之心，返回到做人的正路之上，并恢復正常的社會秩序。正如《樂記》上講：“樂也者，圣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因此，樂教是改變和培養人的道德質量、維持社會秩序最有效的途徑之一。莊重典雅的樂能使人心平和，社會和諧，對政治產生積極的影響。古代的藝人，包括樂師，音樂、詩歌、戲劇的作者和表演者等，都屬于社會教育工作者，對社會的和諧做出了莫大的貢獻。
二、音與樂的區別
在《禮記?樂記》中記載了魏文侯與子夏的一段對話，解釋了音與樂的不同。魏文侯向子夏請教說：“我整整齊齊地穿戴著祭祀用的禮服禮帽，聆聽古代的正樂，就昏昏欲睡。可是聽到鄭國與衛國的民間淫靡之樂，卻不知疲倦。請問古代正樂為什么會使人昏昏欲睡，而新近淫靡之樂卻這么吸引人呢？”子夏回答說：“現在您所詢問的是樂，而您所喜愛的是音。樂和音雖然很接近，實質卻不相同。”文侯問：“那么音與樂有什么不同呢？”
子夏回答說：“古時候風調雨順四季平安，人民有德行而五谷豐登，沒有疾疫災禍發生，也沒有妖異怪象出現，這才叫做太平盛世。然后圣人訂立父子、君臣等名分，作為人與人關系的綱紀。綱紀正了之后，社會便有了安定的秩序；社會安定之后，便稽考校正音律的度數，調和五音的大小，用琴瑟等樂器伴奏、歌唱《風》《雅》《頌》等詩篇，這才叫做德音，這樣的德音才叫做樂，真正的樂不失去其天地和諧、政治清明、人民安樂的實質。而今您所喜愛的，恐怕是那些使人沉迷放逸的靡靡之音吧？譬如說鄭國的音樂，音調濫無節制，使人心志放蕩；宋國的音樂過于安逸，使人心志沉溺；衛國的音樂急促快速，使人心志煩亂；齊國的音樂狂傲邪僻，使人心志驕逸。這四種音樂是‘淫于色而害于德’，都是過分地放縱情欲，有害于人培養美德，所以不能稱之為樂。所以，祭祀的時候也不能用它們。”因為這些樂敗壞了中正之氣。
最后，子夏還提醒魏文侯，說：作為國君，一定要謹慎選擇自己的好惡。因為國君喜好什么，臣下就會做什么；上層干什么，百姓就會跟著干什么。《詩經》說：“誘民孔易”。意思是說誘導老百姓很容易。其實就是上行下效，自己喜歡什么，就會帶動整個社會來興起這個風氣。
儒家認為以道為主導的音樂，有益于人心性的提升；而以滿足感官刺激作為主導的音樂，則將導向社會混亂。所以《樂記》上說：“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在中國古人看來，音和樂是有所不同的。低層次的音，它是悖逆天道中庸的原則，對人性的宣泄毫無節制，會引導人走向頹廢或者暴戾的極端，最終毀滅人性，這也被稱為亡國之音。而高層次的樂是天道的體現，使人在享受音樂的同時，受到道德的熏陶，涵養心性，是入德之門。換句話說，只有符合于道的音才稱為樂。
《樂記》中講，大樂必易。“大樂”就是典雅莊重的音樂，用于帝王祭祀、朝賀、宴饗等典禮。“易”就是平易。大樂必然平和簡易。這告訴我們，典雅的音樂節奏不應該求繁復，不應該有很多的音節。在《群書治要?呂氏春秋》中也說：“亂世之樂，為木革之聲，則若雷；為金石之聲，則若霆；為絲竹歌舞之聲，則若噪。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以此為樂，則不樂。故樂愈侈，而民愈郁，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
《樂記》中還講，“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意思是說，如果樂教能夠推行，人的心中就沒有怨恨；禮教能夠推行，人與人之間便不會爭斗。古時圣王毫不費力便可使天下得到治理，就是禮樂發揮的作用。好的音樂是從和平的內心發出來的，也使人內心平和，而禮節是表現在外的恭敬行為，這種恭敬又進而能夠影響內心。人人接受禮樂教化熏陶，自然能夠內和外敬，無怨無爭，社會和諧，天下太平。禮樂對人的內心和外在行為會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達到潤物細無聲的效果，讓人在不知不覺中遠惡遷善，而變得文質彬彬。因此，古人講禮樂文化能夠起到“絕惡于未萌，起敬于微渺”的作用。
《史記?樂書》中說：“夫樂不可妄興也。”所以作樂者和聽樂者都要非常慎重。古時作樂之人必須是圣人，現在鮮有圣人出現于世，但是有《樂記》等經典可以作為作樂的理論依據，不可盲目抄襲現代西方所謂的流行樂曲，因為其中很多都屬于古人所謂的“亂世之樂”，使人心性迷失。
三、音樂與政治相通
音樂不僅能反映人的情感，塑造人的性格，還與政治息息相通。孔子每到一處，不問此地的政事辦得如何，而是先聽當地所流行的音樂，通過音樂便能準確地了解當地的民風和政治。子貢說：“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那么音樂與政治是如何相通的呢？
《樂記》中記載：“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怠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宮是五聲音階的第一音級，它的聲音極低極長。鄭康成注《月令》云：“宮屬土，土居中央，總四方，君之象也。”宮在五行中屬土，土居中央，木居東方，金居西方，水居北方，火居南方。土居中央總帥四方，是君主之象。傳說伏羲氏制五弦之琴，五弦以絲多聲重者為尊，宮弦最大，用的是八十一絲，所以尊宮為君，是其他四聲的統帥。由此可知，古人最高明的看相師，只要聽一個人的聲音，就可以知道他的命運，也是有道理的。
“商為臣。”鄭注《月令》云：“商屬金，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商弦七十二絲，它的低長僅次于宮，如同臣的地位尊貴僅次于君一樣。“角為民。”鄭注《月令》云：“角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角弦用的是六十四絲，它的聲音半清半濁，在高下清濁之間，因此比之以民。“徵為事。”徵是五聲音階的第四音級，徵弦用五十四絲，其聲清澄，鄭注《月令》云：“徵屬火，以其徵清，事之象也。”事在人為，故比之以事，列于民后。“羽為物。”羽聲是商聲的子音，羽弦用四十八絲，其聲最清。鄭注《月令》云：“羽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比之以物。”物就是財的意思，列于五聲最末，就是教人必先盡職責而后再求財利。總之，宮商角徵羽五聲，在政則比之為君、臣、民、事、財五事。宮聲代表君；商聲代表臣；角聲代表民眾；徵聲代表事；羽聲代表財物。
“五者不亂，則無怠懘之音矣。”古人為什么用五聲呢？因為五是數之中，能致中和的緣故。這里的怠懘應該是怗懘。怗懘就是音調不和諧的意思。五聲若是有序而不亂，就不會生出不和諧的音調。
“宮亂則荒，其君驕。”宮為主聲，如果亂了，那么五聲皆隨之荒廢，從中可以看出君主的驕傲放縱。在《史記?樂書》中說：“凡人都有血氣心智等天性，卻沒有不變的喜怒哀樂等常情，人心受外物的感應產生波動，然后心術的邪正也就顯現出來了。人君心志細小而篤好繁文縟節的，促迫而氣韻微弱的樂聲就產生，其民多悲思憂愁；人君疏緩大度，不拘細行的，簡易而有節制的樂聲產生，治下的百姓也必享安樂；人君粗疏剛猛的，亢奮急疾而博大的樂聲產生，其民表現出來，就是剛毅；人君廉正不阿的，莊重誠摯的樂聲產生，民眾整肅而且相互禮敬；人君寬裕厚重的，諧和順暢的樂聲產生，他治下的百姓多慈愛親睦；人君放縱淫邪不正派的，樂聲也必猥濫瑣屑，不能長久，其國百姓也多淫亂。”
“商亂則陂，其臣壞。”商為配聲，如果亂了，那么曲調必然邪僻不正，從中可以看出各級官員的昏庸腐敗。“角亂則憂，其民怨。”角聲在高下清濁之間，如果亂了，它的聲音低沉，憂慮愁苦，反映的是其民怨。民眾為什么會產生怨恨呢？那一定是上失其政，人民不能安居樂業，所以才會產生怨恨。“徵亂則哀，其事勤。”徵聲次高次清，若亂則其音變濁，哀傷痛苦。因此如果徵聲混亂，曲音哀傷痛苦，可以從中看出民眾辛苦勞倦。“羽亂則危，其財匱。”羽聲極高極清，若亂則其音危懼不安。羽聲比物，聽到羽聲危懼不安，就可以知道，這是上下都不知道節用而導致財物匱乏。
“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迭相陵，就是互相侵擾。“慢”就是無禮，沒有節制。若五聲不和，互相侵擾，這個時候就稱為慢，“慢”就是濫無節制。如果五聲都出現混亂，互相侵陵，名之為慢。當這種慢樂出現，亡國的日子就快到了。
如果人們能把古圣先王所講的樂理研究得清楚透徹，就能夠聞其樂而知其政，甚至還可以預知其未來的治亂興亡。《左傳》中記載，春秋時期的吳國公子季札精通音樂。魯襄公二十九年，季札出訪魯國。魯國是周公之后，保存著完備的先王禮樂以及各國的國風。季札到了魯國后，要求觀樂。當他聽到鄭風時，認為鄭國的音樂過于細弱，沒有遠慮持久之風，便預言鄭國將來亡國要比別的國家早。后來鄭國被韓國所滅，果然比宋國滅于齊國早八十九年，比魯國滅于楚國早一百一十九年。可見音樂與政治相通的道理真實不虛。
《太平御覽》中也記載了兩則談論音樂的故事，可以證明音樂并非普通藝術。唐高宗調露元年，皇太子李賢作了一支《寶慶曲》，命樂工在太清觀演練。始平縣縣令李嗣真聽后，便對道士說：“此曲的宮聲和商聲不相應和，是君臣相阻的征兆；角聲和徵聲相違逆，是父子不協的征兆。既多衰微之音，且過于凄清尖利，如果國家無事，太子便將遭遇災禍。”果不其然，次年八月，太子觸怒武后，以蓄意謀反罪被廢為庶人，高宗也愛莫能助。
唐朝開元末年，涼州進奉新曲，唐玄宗招待諸王在便殿欣賞。曲終，諸王贊嘆。只有玄宗的大哥寧王李憲默然不語。玄宗問其緣故，李憲說：“此曲雖好，但是臣有看法。曲子應該起始于宮聲，散衍于商聲，猛烈于羽聲，徵聲和羽聲的根基無不包羅在宮商之中。臣聽這支曲子，宮聲迷離而缺少徵聲，商聲混亂而急速猛烈。宮聲代表君，商聲代表臣，宮聲不旺盛說明君主地位卑微，商聲過度說明臣子有僭越之舉。臣恐怕他日會有臣下叛亂之事，陛下將遭流離之禍。”后來安祿山造反，玄宗出奔四川，他才曉得寧王辨別音律的高明。
因此，樂理與諸經一樣不能違背，否則必然會嚴重損害人心。有道德學問的人聽后，就能夠推知其結局。
四、音樂與素質教育
《樂記》中闡述了音樂教育對人心性潛移默化的影響：人們不可片刻離開禮樂。致力于樂，是為了陶冶心性（樂從內心發出，所以能陶冶心性）；致力于禮，是為了調整身體與言行。一個人的心中如果有片刻不和順不喜樂，卑劣而虛妄的念頭就會趁機而入，利養貪欲就會產生；外貌如果有片刻不莊重不恭敬，輕忽怠慢的念頭也會趁虛而入。所以說樂是調理人的內心，禮是規范人外在的行為。音樂至美能使人和暢，禮儀至善能使人恭順。內心和暢而外貌恭順，則人們望見他的外貌神情，就不會起與他抗爭之心；看見他的儀容風度，便不會有輕視侮慢的念頭。
中國自古就特別重視對國家繼承人的培養。在對繼承人進行教育時，不可或缺的內容就是音樂教育。例如，《群書治要?禮記》記載，在對世子的教育中，就特別重視禮樂的教育：“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于中，發形于外。”《群書治要?漢書》中總結說，這種教育使太子從孩提有識之日，就親近孝仁禮義之人，遠離邪人，不見惡行。“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楚之鄉，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
太子所接受的教育應該即是現代所謂的素質教育，而且可以說是最為完善的素質教育，也就是《大學》中所講的明明德的教育，回歸清凈和諧的本性，培養人們對真善美的自然的愛，對美好的和諧的人事物的自然親近感。通過素質教育達到心地清凈、以身觀身的境界，產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效果。如果一個人修身有成，對于同道中人與邪惡之人都有識別能力，自然就會親近真善美，遠離假惡丑。這正是現代素質教育應當特別注重的。
英雄所見，大略相同。與中國古人一樣，古希臘著名哲學家畢達哥拉斯和柏拉圖也非常重視音樂教育。他們認為，教育的目的就是灌輸一種對和諧的愛。音樂不僅僅是娛樂，我們可以通過欣賞和接觸音樂的美而成為和諧的人。在教育中，音樂也被用來傳授道德，因為它可以控制品格中極富欲望和侵略性的部分。畢達哥拉斯通過音樂來塑造弟子的品格。他相信，人的實際追求可以通過對感官的反復灌輸而形成，這一事實對人類而言至關重要。通過觀看美好的形式形態和聆聽美妙的韻律曲調而實現對美的追求，可以幫助人們改正敗壞的品格和達到對激情欲望的控制，以恢復精神原本的和諧。因此，畢達哥拉斯是西方第一個通過韻律和曲調的形式建立音樂教育的人。畢達哥拉斯不僅把音樂作為塑造人格的重要手段，也把音樂作為治療精神疾病的重要途徑。據記載，他曾通過對著一個醉漢吹奏不同曲調的方式制止了他的瘋狂行為，恢復了其清醒的頭腦。他還設計了通過曲調檢查和治療各種身體及精神疾病的方法。其中最令人驚奇的是，他親自彈奏受神的啟示而設計的曲調，輕松地改變并控制住了他弟子中所出現的精神上的激情欲望。如沉溺在痛苦和憤怒中的激情，遺憾和嫉妒，創傷的恐懼，各種形式的欲望和侵犯性，食欲不振以及懈怠、懶惰和狂熱等。適合的音樂就像精心調制的救命藥草，可以將煩惱恢復為正確并和諧的美德。通過為人展現和諧的存在，可以重建人自身這個小宇宙中正確的秩序。
畢達哥拉斯的成功并非出于偶然，是因為他掌握了音樂這種語言，并認識到通過音樂可以影響靈魂的和諧，具有增加或解除人激情的作用。在西方，有無數關于音樂情感作用的例子。這一重視音樂功能的傳統的源頭很可能和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流行有關。
音樂教育是為了達到對美的和諧的有秩序的事物的愛，這其實也就是古今中外素質教育的最終目的，包括琴棋書畫等在內的一切藝術形式和道德教育都是為了培養起人對于美的和諧的有秩序的事物的有節制的自然而然的愛。
末代皇帝溥儀的故事可以使我們感受到這種教育的效果。溥儀有一次應邀到王國維家作客。王國維把家里所收藏的書畫等拿出來向溥儀展示。溥儀告訴王國維，有哪些作品是贗品。后來王國維找專家鑒定，發現凡是被溥儀指認的，果然都是贗品。王國維就問溥儀是怎么辨別出來的？溥儀回答說：“因為這些作品和我從小在皇宮中看到的不同。”溥儀從小生長在皇宮之中，所見到的全是貨真價實的真品，真品看的多了，遇到贗品時，自然就能辨別。溥儀所具備的這種能力，就是柏拉圖所說的“正確的愛”，即對于美的有秩序的事物的有節制的和諧的愛。
因此，素質教育不是教孩子唱唱歌、跳跳舞，學學鋼琴、繪畫，掌握幾門技能或藝術特長，而是通過這些技能和藝術的學習，培養起人對真善美的自然親近、對假惡丑的自然遠離，就如“惡惡臭，好好色”一樣自然而然。孔子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這才是現代素質所應特別重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