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余莉
《群書治要·周易》中說：“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學習古圣先賢的言論和行事，以史為鑒，培養和提高自己的修身境界和智慧學問，是歷代凡有成就者共同的規律，無論是為君、為臣，為政、治學，概莫能外。《群書治要》從天道規律、歷史規律、人性規律、社會規律、道德教化規律等方面系統論述了戒奢崇儉的必要性，對于領導干部更好地形成共識、凝聚力量，堅持不懈地反對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堅定文化自信、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都具有重要啟示和借鑒。
一、天道規律：“天道損有余而補不足”
《周易》中記載，古代的圣人上觀天象，下察地理，從中得出了關于世間一切事物產生、發展和變化的規律。古人所謂的天道，就是自然而然的規律。在中國古人那里，人應當如何行為并不是隨意規定的，而是奠定在對天道的深刻洞察的基礎之上的。那么，天道有怎樣的規律呢？
《周易》中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這個陰陽，不是虛玄的，一一都有事實可以作為依據：譬如，有日必有夜，有寒必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漲就有潮落等等。從這個道理來觀察，都是一盈以衰，一消一長。而把這個道理推及到人事，也是如此：例如人世的一盛一衰，人心的一憂一喜等等。中國古人所說的“富不過三代”，講得就是這個道理：第一代創業者往往是白手起家、兢兢業業，用自己的雙手開創了天下，第二代還能耳聞目睹父輩創業的艱難，還懂得克勤克儉，勵精圖治，但是到了第三代，一出生就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久而久之就把祖輩父輩辛辛苦苦開創的基業敗光了。這些變幻的人事，有智慧的人自然會留心看得出來，曉得與日月起落、寒暑往來的道理是一樣的。天道是個太極圖，半邊是黑的，半邊是白的，中間有一個界限；如果過了這個界限，陰陽失去了平均，就要引起變化，這叫做“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換句話說，就是盛極必衰，消極必長，物極必反。
可見，天道是非常簡單的一件事：就是過分的，要受到制裁；吃虧的，要受到補益。這就是《尚書》上所言“天道福善禍淫”以及《老子》上所言“天道損有余而補不足”的道理。在歷史上，凡是家道能夠承傳三代以上的家族，都有嚴格的家規、家教、家訓，正如《群書治要·文子》所說：“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鑒，而能為非者寡矣。”所以，熟讀圣賢經典，提倡節儉、反對奢侈享樂便成為這些家族家教的重要內容，從而使得“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群書治要·周易》）、“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群書治要·孝經》）、“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義之杼也”（《群書治要·中論》）等思想深入人心。這樣才能做到凡事節約而不奢侈浪費，并能控制自己的欲望，把職位、權勢作為建立仁德、施行道義的工具，而不是驕奢淫逸的資本，從而避免身敗名裂乃至“富（貴）不過三代”的悲劇。
凡人對于勤儉節約，都是恭敬歡喜；而對于驕奢淫逸，都是怨怒隱恨。因此天道也是人事的表現，《尚書》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從此可知，我們對面的一切人、一切物，就是天，隨處都是有天理存在其中的。因此，古人教導我們，對他人的勞動果實，要珍惜節約，正如《群書治要·漢書》所言：“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意思是說：古代的人說：一個農夫不耕種，有的百姓就會挨餓；一個婦女不織布，有的百姓就會受凍。萬物的生長是有時節的，但使用卻沒有節制，這樣財物一定會用盡。
奢靡之風會導致天下的糧食等物資缺乏，甚至會導致全球的資源危機。《大學》中講：“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反之，則如《群書治要·漢書》中所說，“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哉。”生產者、特別是生產糧食的人愈來愈少，而浪費者、不勞而食者愈來愈多，奢侈浪費的風氣也愈來愈嚴重，天下的財產怎么會不枯竭！
康熙皇帝在位時，曾頒布《圣諭十六條》用以教導百姓，其中就有“尚節儉以惜財用”，強調開其源尤當節其流，即不僅要知道如何生產、聚集財富，還要知道節約、儉省財用，這樣才能使得包括糧食在內的物質及財富“不可勝用也”。
面對由于人類無止境的貪求所導致的糧食不足、物資短缺，以及資源枯竭和生態危機，古人的遠見卓識不能不引起今人的重視。全球資源危機從根本而言是由人們愈來愈膨脹的欲望與地球的有限資源之間的矛盾所致。因此戒奢崇儉也是解決環境問題、資源枯竭問題的出路。
二、歷史規律：“成由勤儉敗由奢”
《群書治要·淮南子》中描述了在周成王和周康王統治時期的盛況：“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跡，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茍出，行不茍為，擇善而后從事焉。”意思是說，周成王和周康王繼承文王和武王的基業，遵守明堂制度，明察前代興亡的事跡，看清國家成敗的演變，不合乎道義的話不說，不合乎義理的事不做，言論不隨便出口，舉動不隨便作為，先選擇出好的方法然后根據它去行事。正因如此，“成康盛世”時，社會安定和諧，甚至達到了囹圄空虛、刑措不用的境界。
而自周成王、康王以后到了漢代，幾乎將近一千年的時間，想治理好天下的君主非常之多，可是太平盛世卻不能復興，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群書治要·漢書》中用一句話道明了根源：“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原因就在于，領導者舍棄了治國的常理常法，放縱自己的私欲，奢侈風行而荒廢了仁義。《群書治要·魏志下》中記載著臣子有這樣的進諫：所謂好的政治，主要是提倡節約，珍視民力；所謂惡劣的政治，就是隨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希望陛下認真考察一下古代的政治，開國之初為什么會清明興盛，到末期為什么會衰弱以至于滅亡，同時再看一看漢朝局勢的變化，就足以觸動內心而產生戒懼了。
《群書治要·晉書上》也講到：“三代之興，無不抑損情欲；三季之衰，無不肆其侈靡。”也就是說，從歷史上看，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興盛，沒有不是抑制自己情感上的欲望而成就的；三代的衰敗也沒有不是由于恣意講究奢侈浪費而導致的。可見，要重建盛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首先杜絕奢靡之風。
關于奢靡之風對國家衰亡的影響，《群書治要》中的論述很多，并把這視為盛世之主與衰世之主的根本區別之一。《群書治要·政要論》中說：“故修身治國也，要莫大于節欲。傳曰：欲不可縱。歷觀有家有國，其得之也，莫不階于儉約；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儉者節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節欲者安。”堯舜所住之處，門前只有三級土臺階，夏天穿葛布衣服，冬天穿鹿皮衣服。大禹宮室低矮，飲食微薄。這幾個帝王，不是其心里不喜好，但是卻做到了十分節儉。可見，大凡歷史上能成功治理國家的君臣，無不是節欲儉樸。
北宋名臣司馬光在其家書《訓儉示康》中寫道：“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反之，“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司馬康在父親的教育下，從小就懂得儉樸的重要性，他以此家訓為鏡子，不斷鞭策自己，后來歷任校書郎、著作郎，以儉樸、廉潔揚名于世。
亂世之君臣卻恰恰相反，以驕奢淫逸為樂。《群書治要·尚書》記載：帝禹之孫、帝啟之子太康身居帝位而不務正事，貪圖安逸享樂，喪失了應有的品德，百姓都對其懷有二心。他縱情游樂沒有節制，在洛水之南打獵，百余天不回京都。有窮國國王后羿，趁著國民不能忍受其所作所為的機會，在黃河岸邊阻擋太康回都。當時，太康的五個弟弟侍候他們的母親隨從打獵，在洛黃交匯的河灣等候他。其五個弟弟都埋怨太康，遂遵循大禹的訓誡而作歌，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五子之歌”。其中之一這樣說道：“訓有之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獲弗亡。”意思是說，在內迷戀女色，在外迷戀游獵，縱情飲酒毫無節制，貪嗜歌舞不知滿足，住著高大的房子，墻上還雕飾彩色圖案。以上幾項只要沾有一項，就沒有不滅亡的。更何況現在某些領導干部以上幾項全都沾染了呢？這一訓誡直到今天仍然有助于領導干部提起戒慎警懼之心。
可見，唐朝著名詩人李商隱的“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正是總結了歷史發展得出的必然規律。這一規律在古代適用，在今天也依然適用。據統計，美國只有30%的家族企業到了第二代還能夠延續，等到了第三代就只有12%了，繼續往下發展，四代以后仍然能夠存在的家族企業，則只有３%。“酒店老板，兒子富人，孫子討飯”，這是西班牙的說法，“富裕農民，貴族兒子，窮孫子”的說法來自葡萄牙，而德國人則用“創造、繼承、毀滅”來形容家族企業在三代里的發展情況。
三、人性規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
在古人看來，人性生而虛明洞徹，人心原本也是平和的。正是因為貪著物欲，所以使心性受到染污，失去了本有的光明。從而導致了利令智昏，情令智迷。這恰如一晶瑩剔透的水晶球，原本光芒四射，但是為污泥所染，蒙蔽了本有的光芒。正如《群書治要·老子》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而修身的目的，無非是去除外在的染污，回復心性的光明。這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明明德”。
《群書治要·文子》中說：“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圣人能遺物反己，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也。”意思是說，水的本性是清凈的，但沙石卻使其混濁；人的本性是安靜的，但是欲望卻來禍害它。只有圣人能夠拋棄物欲而回歸自己的本性。圣人不被物欲所控制，淡然自若的心態不被欲望擾亂，這樣才能身處高位而不危險，保持安穩而不傾覆。人性雖然本自清凈，但是人的七情五欲卻蒙蔽了清凈的本性。因此，必須必須節制情欲，才能復歸本性。
《群書治要·崔寔政論》中也指出：“夫人之情，莫不樂富貴榮華，美服麗飾，鏗鏘眩耀，芬芳嘉味者也。晝則思之，夜則夢焉，唯斯之務，無須臾不存于心，猶急水之歸下，下川之赴壑。”這說明，人之常情，莫不喜好并追逐物質的享受，如果任其發展，就會做出違背本性、越禮非分、乃至喪天害理的事來。所以古人把“欲”比作深淵，提出要調理情感、節制欲望。
古人云：欲是深淵。奢靡之風的盛行，使人沉溺于享樂奢侈而不能自拔，喪失了心性之正，導致的是欲壑難填，久而久之就會走上玩物喪志的道路，甚至為了滿足自己的不斷增長的欲望而泯滅天良。所以圣人制禮作樂，正是為了教人回歸本自清凈的本性：“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群書治要·禮記》）
四、社會規律：“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奸智生、邪巧作”
從社會發展的規律來看，奢靡之風導致了資源匱乏以及作奸犯科行為的產生，也是刑罰產生的根源。
《管子》中論述道：以前圣君開始制造車船，是為了方便百姓辦事。而今的君主制造車船就與此不同了。完備、堅固、輕巧、便利都具備了，卻仍向百姓橫征暴斂，用來裝飾車船，用彩色刺繡裝飾車輛，用精雕細刻裝飾舟船。于是，女子放棄紡織而去學習刺繡施彩，所以百姓挨凍；男子放棄耕種而去學習雕刻，所以百姓挨餓。君主制造車船如此華美，左右親近的臣子亦都效仿。這樣，百姓饑寒交迫，所以去作奸犯科。違法亂紀的事多了，那么刑罰就越苛刻，刑罰苛刻國家就會動亂。國君真正想使天下太平，確實憎惡天下混亂，那么從制造車船的節儉上就不能不審慎了。可見，車船只是便利人們的實用工具，不該成為競奢斗富的擺設。
管子還分析道：“國奢則用費”，當一個國家有了奢侈浪費的風氣時，它的花費就會非常多。“用費則民貧”，花費很多，老百姓就會貧窮沒有錢財。就像現在很多國家因為奢侈浪費已經在花費第二代、第三代的錢財。這種不合理的現象根源在于自私，甚至自私到連后代子孫的利益都不予考慮的程度。“民貧則奸智生”，一些人已經習慣于過著奢侈浪費的生活，因為由奢返儉難，沒有錢財花費就會很難受，因而就會產生奸智的念頭，“奸智生則邪巧作”，結果邪巧的做法就出來了。可見“奸邪之所生，生于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于侈。”所以要想從根本上杜絕奸邪欺詐的行為，就要從提倡節儉、遏制奢靡之風開始，這是國家和每個家庭的當務之急。
《群書治要·說苑》中記載，魏文侯問李克刑罰產生的根源，李克回答說“生于奸邪淫佚之行也”，指出刑罰的根源是產生于人們邪曲不正、放縱奢侈的行為：“凡奸邪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文飾之耗。……饑寒并至，而能不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功，則國貧民侈。國貧民侈，則貧窮者為奸邪，而富足者為淫佚，則驅民而為邪也。民已為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為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源，人主不塞其本，而督其末，傷國之道也。”
李克認為，凡是奸詐邪曲的念頭，都是由饑寒引起的；淫逸放縱的行為，是因為耗神于文飾。饑寒交迫，而能不做奸邪之事者很少；男女裝扮精美并以此互相夸耀，而能不驕奢淫逸者，也未曾有過。所以君主不禁止奇技淫巧，防止其泛濫，所導致的結果就是國家越發貧困，百姓愈來愈奢靡浪費。國家貧困、百姓奢侈，那么貧窮者為了謀求享受，就會去做奸邪之事；而富足者則會放縱欲望，做出荒淫之行，這就等于是驅使百姓去做壞事。百姓既已被驅上邪路，做出壞事，又隨即用法令誅殺他們，這就如同為百姓設下了陷阱。所以，刑罰的興起是有根源的，君主若不從根本上加以杜絕，而只從枝末上來禁止人們的惡行，這是“傷國之道”。因此，先王治理天下，“必明法度以閉民欲，崇堤防以御水害”，即通過禮法、制度，做到防患于未然，并教人把欲望調適在合理的范圍內，做到欲而不貪。
五、道德教育規律：“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長期以來，道德教育之所以很難深入人心，甚至還讓人對道德教育產生了反感，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把道德教育變成了“說教”。《群書治要·禮記》記載：“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而從其所行，信民化行不拘言也。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說明良好有效的道德教育是“正己化人”，也就是《說文解字》中所說的“教，上所施，下所效也。”
當季康子患盜而求教于孔子時，孔子回答道：“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子以為，人有欲心，才有盜心，有盜心就會作盜賊，所以答復季康子：假使你自己不貪欲，雖然你獎賞人為盜，而人也不去盜竊。意思是說，上行下效，居在上位的人不欲，則在其下的人便會以欲為恥，所以縱然有賞也不愿作盜賊。在《論語》的其他地方，孔子也多次強調：“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茍能正其身，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于正人何？”實踐證明，“言教者訟，身教者從”，“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弊。”（《群書治要·后漢書》）領導者和教育者先受教育才符合道德教育的規律。因此，從領導干部做起，反對奢靡之風和享樂主義，才能帶動整個社會興起勤儉節約的風氣。
《群書治要·孔子家語》記載著孔子和魯哀公關于當時國君為什么不能修明禮教的對話。從中可以看到，當時的國君之所以不能成功地推行禮教，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們自己不能像古圣先賢那樣率先厲行節約，反而過著奢侈浪費、荒淫無道的生活：
魯哀公問孔子說：“請問什么是大禮？為什么你一談到禮就那么尊崇呢？”
孔子回答說：“百姓之所以能夠正常的生活，禮是最重要的保障。沒有禮就無法按照一個合適的標準來祭祀天地神靈；沒有禮，就無法區別君臣、上下、長幼的秩序；沒有禮，就無法區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的遠近親疏關系。所以，君王對此十分重視，帶頭恭敬奉行，然后以自己率先所做出來的樣子來教化百姓，使他們順禮而行。居住簡易低矮的房屋，穿戴節儉的衣服飾物，乘坐的馬車不加雕飾，使用的器物不精雕細刻，飲食不講求美味，心里也沒有過分的奢望，使自己與萬民百姓有福同享。古代賢明的君主是這樣恭敬行禮的啊！”
哀公又問：“當今的君王，為什么不能這樣去做呢？”
孔子回答說：“當今的君王追求利益，貪得無厭，荒淫無道，奢侈無度，懶惰怠慢，游手好閑，一味地搜刮百姓的錢財來滿足其貪心，使百姓抱怨朝廷；違背眾人的意愿，去征討政治清明的國家；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不擇手段；任意使用暴虐嚴酷的刑罰誅殺人民，而不依據正常的法度。從前君王治理和役使百姓都是按前述的做法去做，現在君王則是按照后面的做法。可見，當今的君王不懂得修明禮教了。”這段對話啟示我們，道德教育之所以不得力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在位者不能率先接受道德教育并身體力行倫理道德的要求，卻要求百姓積極參加道德教育和實踐，從而是把道德教育變成了愚昧百姓的工具。
《禮記》中說：“國奢則示之以儉。”如果一個國家奢侈之風盛行，就要教導人們崇尚節儉。《群書治要·論語》中也說：“禮，與其奢也，寧儉”，強調節儉更符合禮的要求。而提倡節儉必須從在位者做起，才能起到效果。
針對我國奢靡之風的現狀，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有些領導干部愛憶苦思甜，口頭上說是窮苦家庭出身，是黨和人民培養了自己，但言行不一，心里想的是自己當上官了，終于可以揚眉吐氣了，要好好享受一下當官的尊榮，擺起官架子來比誰都大。享樂主義實質是革命意志衰退、奮斗精神消減，根源是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不正確，拈輕怕重，貪圖安逸，追求感官享受。奢靡之風實質是剝削階級思想和腐朽生活方式的反映，根源是思想墮落、物欲膨脹，燈紅酒綠，紙醉金迷。”在這種情況下，黨的十八大之后，黨中央提出了“八項規定”。2020年，習近平總書記對制止餐飲浪費行為作出重要指示。對于餐飲浪費現象，他用了八個字作評價：“觸目驚心、令人痛心！”這就是“國奢則示之以儉”。而在位的領導者能夠帶頭節儉，就會起到上行下效、立竿見影的教育效果。
在唐朝時，楊綰做了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他為官清廉，崇尚節儉。他被封的命令下達之日，郭子儀正要宴客，聽到這個消息，立即就把坐中的聲樂減了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的隨從本來人數眾多，也于當天就減少了；中丞崔寬把房屋建造得豪華奢侈，結果馬上下令把它拆毀。可見，上行而下效的感應效果如“影之隨行、響之應聲”一樣迅速。
總之，“讀史使人明智。”習近平同志在《領導干部要讀點歷史》的講話中談到：“歷史的興替演進、起伏變幻，往往沉淀出許多規律，完全可以古為今用、古為今鑒。”研讀中華傳統的經、史、子、集，可以讓領導干部深刻全面地認識到奢靡之風的危害，從而自覺地響應黨中央提出的“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號召，把它從外在的道德要求轉化為自己內心信念的主動追求，最終徹底杜絕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