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海天
《群書治要》是太宗面對唐初的內憂外患，立足如何實現多民族統一國家治理等問題，敕令魏徵等重臣名儒編撰的一部資政巨著?！度簳我肥珍洉x前經、史、子部文獻六十六部、唐前古注數十種，系統總結了古代治國理政理論精華，全面回應了國家治理領域的主要問題，堪稱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匡政巨著。
由于唐初雕版印刷術尚未普及，《群書治要》的流通層面應僅限于王公大臣，文獻記載有限，以致后人對《群書治要》在“貞觀之治”中是否發揮真實作用這一基本問題，很難直接地以較為充分的理據加以回答。除《唐會要》《唐新語》《冊府元龜》《全唐文》等史料中記載收錄了唐太宗《答魏徵上〈群書理要〉手詔》等稱贊、推賜此書的些許文字外，更無《群書治要》如何應用于貞觀治理實踐的具體記載。而《群書治要》是否在貞觀一朝發揮實際作用，確實是今人從學術角度探討《群書治要》政治理論現實意義的一個基本前提。筆者認為，要回答《群書治要》實際歷史作用的問題，須從編撰人物和文本內容兩個方面同時尋找線索。
一、魏徵政論對“貞觀之治”的價值旨趣
從《舊唐書》《新唐書》《唐會要》《大唐新語》《冊府元龜》等文獻的記載情況來看，可以肯定魏徵是《群書治要》四位主要編者中的核心人物。從《群書治要》具有嚴密思想體系的基本特征，及魏徵監修“五代史”并對其進行總體增刪的經歷看，《群書治要》應該是經由魏徵統一增刪后才上呈唐太宗的。魏徵所秉持的價值旨趣不僅直接影響了唐太宗的治國理政理念，而且通過編撰《群書治要》對“貞觀之治”產生了深遠影響。
魏徵是“貞觀之治”首功之臣，亦被太宗尊為“帝王之師”。由于其在貞觀一朝影響甚宏，其政論亦多為太宗直接采納而成為貞觀一朝重要的、實際的治理方案。如果魏徵政論與《群書治要》有著緊密的聯系，則可由此推知《群書治要》對“貞觀之治”的實際影響。
現存關于魏徵政論文字的記載，主要見于《大唐新語》《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五代史”《冊府元龜》《全唐文》《唐文拾遺》等史料，其中關乎直接影響“貞觀之治”的政論部分，經后人整理，主要收錄于《魏鄭公諫錄》《魏鄭公諫錄續》及《魏鄭公集》三種文獻中。本文依據清人王先恭所考訂的《唐魏文貞公徵年譜》為經，以魏徵政論為緯，將魏徵的政治實踐與《群書治要》的文字作一比對，說明二者之間的關系，進而在此基礎上對《群書治要》的歷史影響作一客觀、有據的評估。
《唐魏文貞公徵年譜》是由清朝王先恭根據《舊唐書》《新唐書》《唐會要》《貞觀政要》《資治通鑒》《冊府元龜》《玉?！贰段亨嵐G錄》《魏鄭公諫錄續》《魏鄭公集》《魏文貞公故事拾遺》《全唐文》等文獻考據而成。據其自述，“《舊傳》稱公年六十四，《新傳》遺之，司馬公得見《唐實錄》，故《通鑒》編紀月日較他書為審而亦間有疏失，《政要》則傳偽多矣。茲綜公事年月可考者譜之條，其異同審定從違亦學者多識之助”?？梢?，《年譜》雖然篇幅簡約，但其成文卻嚴格依據各種文獻的比對和考證，對《新唐書》《資治通鑒》等文獻的疏漏作了修正，是經當時多位學者參與討論后方確認成稿的。
在紀年方面，《年譜》主要參考了《資治通鑒》，但未完全依從，對《資治通鑒》的部分提及之事未予收錄，如《資治通鑒》貞觀二年、收錄于《諫錄續》的《上嘗得佳鷂》，和《資治通鑒》貞觀十五年、收錄于《諫錄》第二卷的《諫責房玄齡》等?？紤]到《諫錄》為唐人王綝所編，《諫錄續》為元人翟思忠編，而《資治通鑒》成于北宋，王氏所見此幾種文獻即便不同于今人所見，其資料來源較今人亦應只多不少。故未加收錄前幾篇文章的原因，大概是與其他史料比較異同考證未果之故。
本文主要討論魏徵政論與“貞觀之治”的關系，故研究對象的時間段限定于武德九年“玄武門之變”后至貞觀十六年魏徵逝世。在這十七年間，《年譜》記錄魏徵事跡及所作奏疏、表、論、序、議等政論文章126條，魏徵進諫、對答及上疏105條，其中記魏徵行宜14條，太宗稱贊魏徵6條，另記魏徵作文1條。王先恭錄入年譜者，皆有較為信實的時間可考，可推知其內容亦較為重要、更具代表性。此126條，基本概括出魏徵一生主要政治思想和政治實踐情況。故《年譜》當為審視魏徵政論的首要依據。
另外，《年譜》外的《諫錄》《魏鄭公集》中，記魏徵事66條，其中進諫計52條，太宗稱贊魏徵5條，行宜4條，記撰序文碑文等5條?？芍獛撞课墨I合計魏徵進諫對答157條，太宗稱贊魏徵11條，魏徵行宜18條，撰文6條。即以魏徵進諫對答為主要收錄對象，是對《年譜》的重要補充。
在《年譜》105條進諫對問中，太宗認同及采納者76條，未采納者2條，未記錄太宗反饋者27條。其中認同采納的76條中，依《年譜》所錄順序（不重復計入相似主題），包括忠誠、立信、教化、仁政、征伐、戒驕、民本、戒貪、杜讒邪、田獵、任賢、兼聽、敬慎、論樂、賞罰、敬大臣、朝貢、安邊、重民利、法治、儉約、禁彈射、憂患、封建諸王、禮制、克終、選舉、諫諍、節外戚、納諫、教誡諸王、委信、災祥、慎言、刑法、君道、恕道、修史、定嫡庶、教誡太子、重孝道、戒奢費、遠閹豎、論人、守職、用人、求索、考績、慎兵、忌猜疑、克己等五十余個主題。從主題來看，完全可以直觀發現魏徵成功進諫的內容所涉范圍之廣，可以說全面涵蓋了君道、吏治、內政、外交、皇室事務等多個主題，可由此直觀看出魏徵對貞觀朝政全方位的影響。而未采納的二條進諫中，均是關于如何處理異族、異邦關系的問題，其一為貞觀四年的《諫河南安置突厥部落》，另一為貞觀十四年的《諫平高昌以為州縣》，此中魏徵反對華夷雜處及興師遠征，但太宗均未采納，這是二人鮮有的意見不合之處。但據史料記載，事后，太宗對此二事均表后悔。可以說，唐太宗與魏徵關于治國理政問題的認知是相當一致的，位居相職的魏徵也確實對貞觀政治的走向產生了全方位而深刻的影響。
日本平安時代九條家本《群書治要》
（此本于昭和二十七年被指定為日本國寶，現藏于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二、魏徵政論與《群書治要》的關系考察
本文考察魏徵政論與《群書治要》的具體關系，主要圍繞魏徵政論文字中與《群書治要》直接、間接相合的情況展開。在呈現具體數據之前，先對直接相合、間接相合的認定標準作一簡要說明。
直接相合者，為與某典籍原文或掌故直接相應、且有明確出處者。如《魏鄭公諫錄》卷二《諫高昌不失臣禮》（貞觀十五年）說：“昔齊桓公、管仲、鮑叔牙、寧戚并飲，桓公謂叔牙曰：‘曷不起為寡人壽？’叔牙奉觴而起曰：‘使公無忘出而在于莒也，使管仲無忘束縛在于魯也，使寧戚無忘飯牛車下也?！腹芟侔菰唬骸讶伺c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這段文字與《群書治要·管子》的內容非常相似：“桓公、管仲、鮑叔牙、寧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叔牙曰：‘盍不起為寡人壽乎？’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出而在于莒，使管仲無忘束縛在于魯也，使寧戚無忘飯牛車下也?！腹芟侔菰唬骸讶伺c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彪m然個別文字略有差異，可視為直接相合。
間接相合者，為其意旨合乎《群書治要》的政治理論，且文字表述接近，但并未能直接對應出處者。如《諫錄》卷二《諫聘鄭仁基女為充華》說：“陛下為人父母，子愛萬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樂。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心為心。故君處臺榭，則欲人有棟宇之安；食膏梁，則欲人無饑寒之患；顧嬪御，則欲人有室家之歡。此人主之常道也?！边@段文字與《群書治要·漢書》的“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以及《群書治要·典語》的“明主智君，階民以為尊。國須政而后治，其恤民也，憂勞待旦，日側忘飡，恕己及下，務在博愛。臨御華殿，軒檻華美，則欲民皆有容身之宅，廬室之居；窈窕盈堂，美女侍側，則欲民皆有配匹之偶，室家之好；肥肉淳酒，珠膳玉食，則欲民皆有余糧之資，充饑之飴；輕裘累暖，衣裳重繭，則欲民皆有溫身之服，御寒之備”的文字和文義均較相似，但非直接相合者，故視為間接相合。
據筆者統計，《年譜》涉及的《諫錄》《諫錄續》《魏鄭公集》三部文獻中，總計收錄魏徵朝堂進諫、對答、上疏等政論方面的文章數、字量、直接間接相合《群書治要》的情況見表1：
根據表1可以得到魏徵政論收錄《群書治要》情況的基本信息：《年譜》收錄了政論105篇，計32523字，其中直接與《群書治要》相合計119處、3824字，間接與《群書治要》相合計102處、3122字；未收錄于《年譜》而見于《諫錄》《諫錄續》《魏鄭公集》的政論共52篇，總計7809字，其中直接與《群書治要》相合計26處、647字，間接與《群書治要》相合計37處、885字。
從表1的統計數據可知，《年譜》中魏徵政論對《群書治要》的直接相合率、間接相合率皆較《諫錄》《諫錄續》及《魏鄭公集》都要高，詳見表2：
從統計情況可知，作為更具代表性的《年譜》中列入的政論，從單篇直接相合頻次、單篇直接相合字量比重、單篇間接相合頻次三個指標來觀察，均超出《諫錄》及《魏鄭公集》，特別是“單篇直接相合頻次”一項，前者超出后者一倍有余，而且“直接相合頻次”及“直接相合字量比重”更為重要。這些數據直接反映出，魏徵政論中的代表性作品與《群書治要》的關系更為密切，即越是具有代表性的政論，與《群書治要》相合的頻次越高、文字越多，二者呈正相關的關系。此是從政論內容特點的維度所作的初步判斷。
而以魏徵全部政論作整體統計，其單篇平均直接相合頻次為0.92次/篇、相合字數比重為11.09%，單篇平均間接相合頻次為0.89次/篇、相合字數比重為9.94%。也就是說，平均來看，幾乎每篇政論都會直接和間接與《群書治要》文字相合一次，直接間接相合的總字數比例共占全文字數的20%，可見魏徵政論與《群書治要》二者之間的對應關系十分緊密。
另外，從政論產生的時間維度，同樣可以對魏徵政論與《群書治要》的關系作一考察。魏徵受命編撰《群書治要》最早可能始于其就任秘書監的貞觀三年，至貞觀五年九月上呈太宗。就此時間線索，可將魏徵政論初劃分為三個時段：武德九年至貞觀二年，此為《群書治要》未有期；貞觀三年至貞觀五年，此為《群書治要》編撰期；貞觀六年至貞觀十六年，此為《群書治要》面世期。因涉及對具體時間階段的考察，故此處只以《年譜》所列之政論為分析對象。這三個時間段中，《年譜》中魏徵政論與《群書治要》關系詳見表3：
根據表3中的基本信息，可以分析得出三個時間段中，魏徵政論與《群書治要》關系的變化，詳見表4：
從分析統計數據可知，在《群書治要》呈獻太宗的貞觀五年后，魏徵政論中與《群書治要》的直接相合的次數和字數比例均有非常顯著的提升，對比《群書治要》尚未編撰的貞觀二年以前，其在直接相合的情況方面，直接頻次由0.83次/篇躍升至1.33次/篇，直接相合字量比重由6.96%躍升至13.49%，幾乎是成倍增長。需要注意到的是，直接相合的數據在第二階段，即貞觀三年至五年有所明顯下滑，而至第三階段突然大幅躍升，為求直觀，可參見圖1：
綜合來看，從第一到第三階段，間接相合頻次的情況呈明顯上升趨勢，且在第二階段的提升彌補了直接相合在第二階段的下降趨勢；而在第三階段，由于直接相合頻次及字量比重的提升，間接相合頻次的上升趨勢趨于緩和，而間接相合字量呈現微幅下降，這再次印證了在第二階段所呈現的直接相合和間接相合的互補關系。故從直接相合和間接相合的綜合情況來看，可以認定從武德九年到貞觀十六年間，魏徵政論與《群書治要》的關系愈發緊密，總體呈現顯著增長趨勢；直接相合與間接相合情況呈互補關系，即直接相合明顯下降時，間接相合則會明顯上升；直接相合呈大幅上升趨勢時，間接相合的上升情況隨之放緩。
試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在第一階段，魏徵尚未編撰《群書治要》時，其政論與后來問世的《群書治要》相契合，說明魏徵對古代文化的把握深刻，關于治國理政方略已經有通篇系統的思考、成竹在胸，故在其后編撰的《群書治要》中，這些認知、積累在《群書治要》中得到直接體現；在第二階段，即《群書治要》編撰的過程中，魏徵將編撰中的《群書治要》治國理論意旨提煉出來引入政論，主要以間接而非直接的形式使用《群書治要》，故在間接相合部分，呈明顯的上升趨勢，而直接相合減少，間接相合彌補了直接相合，總體仍呈上升趨勢；而第三階段與第二階段相對應，在上呈太宗后，太宗對《群書治要》的輔政價值予以高度評價，通過閱讀，太宗熟悉了《群書治要》中的治國理論和歷史案例，以故魏徵在進諫上疏時更傾向于直接使用《群書治要》的文字，這樣更容易引起太宗的服膺和共鳴，獲得事半功倍的進諫效果。以故直接相合的情況明顯躍升時，間接相合頻次在上升的同時放緩。對三個階段魏徵政論與《群書治要》相關性的分析，都能直接反映出魏徵政論與《群書治要》的緊密聯系。
通過對《群書治要》、魏徵政論及“貞觀之治”相關的史料爬梳，基本可以確認“魏徵政論與《群書治要》”、“魏徵與‘貞觀之治’”相互關系的基本情況，進而可以說明《群書治要》對太宗執政的影響方式和影響程度等問題。通過太宗的閱讀學習、魏徵等人的進諫運用而直接影響貞觀一朝的施政決策，在貞觀君臣論對的活動中動態形成對治道問題的總體認知和具體決策，應是《群書治要》在“貞觀之治”中發揮作用的基本形式。
日本鐮倉時代金沢文庫本《群書治要》
（現藏于日本宮內廳）
三、《群書治要》對貞觀治體的引領
分析“貞觀之治”的成功因素可以有許多維度，但“治體”與“治制”是兩個具有基礎性的考察維度。所謂“治體”即此政治實踐背后之精神文化，“治制”即此政治實踐所依之具體制度。唐承隋制，在治制方面毋須創造，故隋敗唐興之主要區別在于治體，即以不同之政治精神充實治制，使之煥發新的生機?！度簳我纷鳛榭偨Y唐前歷史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在貞觀時期主要扮演著治體引領的角色，具體而論可分為人文理念、歷史鑒戒、權變思維三個方面。
首先，是經典傳遞的人文理念?！柏懹^之治”的成功，背后必有其理論依據。施政理論的產生一般為二端：一為“文”，從閱讀經典文獻而獲得理論；二為“人”，即君臣論對闡釋經典、產生理論?！度簳我纷鳛橐徊靠偨Y歷史文化的資政巨著，其主編魏徵、虞世南等皆是太宗日常論政的重要對象，以故《群書治要》本身便兼具“文”與“人”兩種屬性。就內容而言，《群書治要》的經、史、子三大部已經涵蓋修齊治平、內政外交的各個主題，為貞觀君臣提供了系統、全面且具體的施政建議。是以太宗覽《群書治要》后贊嘆不已，稱其“博而且要，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其為勞也，不亦大哉！”可見，此書問世之及時、見地之深刻與主題之完備?！度簳我芳仁翘谑┱闹匾碚撟ナ?，也是貞觀君臣建立共識的契機和文獻依憑。貞觀時期流播后世的著名政論多出自《群書治要》。如太宗魏徵論政，言“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即出自《群書治要·孔子家語》之“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以及《群書治要·孫卿子》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又如，魏徵去世后，太宗曾言“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出自《群書治要·申鑒》的“君子有三鑒：鑒乎前，鑒乎人，鑒乎鏡。前惟訓，人惟賢，鏡惟明”?！度簳我返挠绊懏斎徊幌抻诖藥孜淮硇匀宋?，通過文本對比可以發現，《群書治要》與《貞觀政要》《新唐書》《舊唐書》《資治通鑒》等史料的貞觀朝部分，均都有大量相應之處?？梢姡懹^君臣的執政理念受到《群書治要》的直接影響，而《群書治要》代表了對古代文化的繼承。
其次，是史籍提供的鑒戒與垂范。中國文化重視歷史即是重視實證，僅提出理論構想而缺乏事實論證則不盡善美。太宗注意以史為鑒，也高度重視修史，但在《群書治要》成書的貞觀五年，南北朝以來的史書尚未經官方整理修撰（包括《隋史》在內的“五代史”于貞觀三年方重新啟動編修，至貞觀十年始成），而《群書治要》正為太宗執政提供了系統且詳略得當、體量適中的史籍支撐。《群書治要》共50卷，其中“史部”占20卷，收錄了《史記》《吳越春秋》（合計2卷）、《漢書》（8卷）、《后漢書》（4卷）、《三國志》（4卷）、《晉書》（2卷），呈現出“上始五帝，下盡晉年”數千年帝王治理、朝代興衰之概貌?！耙允窞殍b”是《群書治要》的重要立意，魏徵在《群書治要序》中即開宗明義地闡述此觀點。
而由隋入唐猶如由秦入漢，于唐朝政治家而言，最具有借鑒意義的無疑是建立三百年基業的大一統王朝漢朝。這一點也在《群書治要》的編撰中展現無遺——“史部”特重漢史，僅就體量觀察，收錄《漢書》達8卷（于各典籍中體量最大），《后漢書》4卷，合計12卷。精熟漢史，效法漢治精神，是貞觀時期政治家、史學家的重要思想特征。而此種關切在《群書治要·漢書》中已發其先聲。
第三，是統一與多元兼容的權變思維。多元共融既是唐初文化的特色，也是其亮點。這與南北朝以來胡漢融合的歷史大背景、大趨勢相關，也與李唐皇室胡漢交融的血統有關。唐代是民族大融合、文化大融合的時代，貞觀時期雖然明顯著力于統一意識形態的建立，但也倡導文化觀念的開放多元，形成了大氣磅礴的盛唐氣象。這種氣象也直接表現在貞觀政治理論之中?！度簳我芳捶从?、推進著這種思維方式：《群書治要》“子部”收錄了儒、道、法、兵、雜、墨、名諸家政論，雖然多元，但其于百家言的收錄皆以“經部”之思想為綱宗，以故“子部”內部各家及“子部”與“經部”“史部”之間，不僅沒有抵牾，反而有相得益彰的效果，呈現出貞觀君臣處理“統一”與“多元”關系的權變智慧。
另外，《群書治要》各典籍夾注的選取不拘一家之言（特別是對《論語》《漢書》等集注類注解的選?。舨檬址ǜ呙?，表出其政治理論建構于頂層設計基礎上的靈活權變。這種高明的剪裁手法，受到后世中外學者的一致服膺。此種剪裁背后的指導理念，是將經學、史學、子學融為一爐，將諸子百家學問融會貫通，這既是對“王官之學”的回歸及對漢學的繼承，也是大一統政治格局下政治理論特征的合理呈現?；仡櫇h朝初期用黃老、申韓之說，雖至武帝推行“罷黜百家，表彰六經”，但在統一意識形態的實踐中，實亦雜糅著百家言。唐朝則明白的、同時推行統一與多元并行的文化政策，更顯“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禮記·中庸》）的開放思維與格局，在繼承漢治精神的基礎上更上層樓。
《群書治要》囊括經、史、子三大部，概言之，“經部”已經呈現出整部《群書治要》的基本治理思想，得之則可提挈全書之精華，是理論之綱領；“史部”為“經部”之展開，“經”著重理論而“史”著重事實，以成經史合參、理事相融之美；“子部”為對經、史二部所呈理事之運用與闡發。《群書治要》中經部、史部、子部先后排序，可以直接反映出貞觀君臣對于所謂唐人“史法之爭”的真實態度，即經先于史，經史相輔相成。這些都是統一與多元兼容的權變思維之體現。
日本江戶時代元和二年活字刊本駿河版《群書治要》
《群書治要》云：“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貞觀君臣對古代政治智慧的繼承與發展，集中體現在了《群書治要》對經、史、子典籍的收錄與剪裁之中。可以說，《群書治要》對“貞觀之治”的出現，具有直接、深刻和全面的影響。探討《群書治要》與“貞觀之治”的具體聯系，既是今人評估《群書治要》治國理政思想價值的重要支撐，也是今人深入研究《群書治要》的基本前提。由此結論出發，今人如有意對“貞觀之治”背后的治理之道作一系統、深入的理論探討，則理應把《群書治要》作為重要的、特別的史料依據。只有在確認《群書治要》歷史價值的基礎上，才能進一步從文化傳承的角度對唐人何以開創大一統盛世局面等重要問題，展開更為深入而具體的研究。
日本天明本《群書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