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宣部部長劉奇葆同志在 2014 年 3 月 5 日的 《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在全社會大力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文章，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高度重視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習近平總書記多次作出重要論述、提出明確要求。中央政治局圍繞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傳統美德進行集體學習。中辦下發《關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的意見》。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和有力部署，為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實踐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本文在充分認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意義的基礎上，主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 如何借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切實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一、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看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意義
2014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就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傳統美德進行第十三次集體學習。習近平同志強調：“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牢固的核心價值觀，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于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中華傳統美德是中華文化精髓，蘊含著豐富的思想道德資源。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更好創新。”
深入探討中華傳統文化中的治國理念，可以深刻認識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于促進社會和諧、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意義。
《論語·子路》記載了孔子與其弟子冉有的一段對話，從中可以得出孔子治國的基本思路：
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這段話講到，孔子到衛國，冉有替他駕車子。孔子說：“好稠密的人口！”冉有道：“人口已經眾多了，又該怎么辦呢？”孔子道：“使他們富裕起來。”冉有道：“已經富裕了，又該怎么辦呢？”孔子道：“教育他們”。
這段話表明，在孔子看來，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是實現社會和諧的物質基礎。孔子從來沒有否認過人對物質財富的正當追求，例如他曾經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意思是說，發大財、做大官，這是人人所盼望的事情，當然“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論語· 里仁》) ，意即不是通過正當的方法去得到它，君子不接受。孟子也說，“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制禮義哉”(《孟子·梁惠王上》)？可見，無論是孔子還是孟子，都認為一定的經濟基礎和生活條件是社會和諧的物質保證。
另一方面，孔孟也看到，僅僅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對于實現社會和諧是遠遠不夠的，因為經濟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會自然而然地帶來道德的進步、精神的充實和社會的和諧。因此孔子認為，在人們生活富裕之后，必須“教之”，即應當重視對人們施以倫理道德的教育，使他們明了自己所處的人倫關系以及相應的道德責任。孟子也說：“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 ( 《孟子·滕文公上》)。也就是說，雖然經濟發展了，人們富裕了，但是如果沒有接受良好的倫理道德教育，就會出現吃喝嫖賭、驕奢淫逸等不良社會現象。而這恰恰是在我國東南沿海發達城市和西方發達國家正在出現的問題。
既然要“教之”，就必須首先提出一種全社會可以普遍遵守的價值觀和道德觀。而核心價值觀把道德精神和價值理想規范化，體現了“大道至簡”、“道簡易行”的特點。核心價值觀是全社會普遍遵守的，要明確化、簡要化、具體化、規范化。因為它概括簡單，才易記易傳，便于把握、便于家喻戶曉，容易深入人心，形成全社會普遍奉行的價值觀和道德標準。
回顧歷史，在中國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既能夠保持各民族大團結的統一局面，又能不斷融合外來民族并充分尊重各民族的風俗習慣和文化傳統，就是因為中國傳統社會秉持了“不同而一”的理念，在全社會提倡了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等為核心的價值理念，而且這些價值理念能夠為各個民族、各個宗教信仰的人們所認同，從而成為全體人民普遍奉行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形成了社會統一的是非、善惡、美丑的標準，因而沒有出現如墨子所講的“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的情況，即社會上有一個人時，有一種道德標準，兩個人就有兩個人的道德標準，十個人就有十個人的道德標準。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出現各種不同的意見和紛爭，甚至會出現當代西方社會所出現的“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情況。 因為沒有一個統一的價值觀和是非榮辱的標準，“我愿意、我高興”成為某些個體道德行為選擇的最終理由。當代西方著名的美德倫理學家麥金泰爾在《誰之正義？何種合理性？》中所批判的，正是西方社會的這種道德混亂狀況。
我們黨在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一奮斗目標后，隨即就提出了“三個倡導”24個字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內容:：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這24個字概括了國家的價值目標、社會的價值取向和公民的價值準則。這正是繼承了中國歷史上重視道德教育以實現國家治理、社會和諧和個人修身的經驗而得出的重要結論，對于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重要意義。
二、借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實際、融入生活
習近平同志強調，要切實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穿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要通過教育引導、輿論宣傳、文化熏陶、實踐養成、制度保障等，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化為人們的精神追求，外化為人們的自覺行動。借鑒中華傳統文化中道德教育的經驗，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實際、融入生活。具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建立在孝道教育的基礎上
中國的古圣先賢是在“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天下”的基礎上提出了可以為世人普遍遵守的價值觀。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他們也總結出了行之有效的道德教育的經驗與規律。因此，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和價值觀有其不可忽視的超越時代的可繼承的內容，道德教育也具有不可顛倒的先后次序。《論語》上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這就是說，勸人向善的道德教育，應當從培養人的孝心開始。這是因為，孝的教育，首先培養的是人的一種恩義、情義、道義的情感。如果恩義、情義、道義的處世原則培養不起來，就會形成一種以利害為取舍的處世原則，這樣的人往往就會見利忘義或忘恩負義。而孝的內容包括： 養父母之身、養父母之心、養父母之志、養父母之慧。例如《弟子規》上說：“身有傷，怡親憂； 德有傷，怡親羞”，一個對父母有孝心的孩子，為了免于讓父母擔心，自然會遵紀守法、愛崗敬業、待人友善、忠于國家。“物雖小，勿私藏”，一個孩子與父母交往時能克服自私利己之心，走上工作崗位也就能樹立無私廉潔的品行。因此，孔子的弟子有子說：“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亂者，鮮矣！”《孝經》上也講：“長幼順故上下治”。可以說，孝心一開，百善皆開。因此，孝的教育是核心價值觀教育的基礎和根本。
傳統中的孝親、尊親美德。一方面有利于維系人類的種族繁衍，符合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有其客觀物質的基礎；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和睦親情，維系人類家庭，是血緣親情的自然表現，具有主觀心理的根據。又如傳統孝道中的悌長、敬賢美德，強調長幼有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把孝悌作為仁之本，“愛人”首先從愛父母做起，然后愛其族人、愛其長上、愛其民族、愛其國家。這種推己及人的自然親情，符合人的認識與情感發展的規律，易于為人們所接受。試想一個連自己的父母都不敬愛的人，怎么可能讓他真心實意地去友善他人、愛民族、愛國家呢？從孝悌觀念開始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更使得這些價值觀不僅僅是外在的強制灌輸和說教，而成為家庭教育和個人修養的內在追求，這符合道德觀和價值觀形成和產生作用的規律，有助于人們通過社會教化(大化) 和自我修養(自化) 相結合的方式，把這些價值觀滲透在自己的思想和行為之中。可見，弘揚孝悌的美德，有助于維持社會秩序，形成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當代西方國家在物質文明高度發達、法制相對健全的情況下，仍然出現了犯罪率激增、少年犯年齡下降等現象，無疑與夫妻關系失調、家庭崩潰、父子失教的狀況有關。
從家庭、從對父母的孝敬開始培養起人的感恩之情和仁愛之心，抓住了道德教育的根本，正是中國傳統道德教育的深刻之處和成功所在。宋代的契嵩在《孝論》中講：“圣人之善，以孝為端；為善而不先其端，無善也。”這就是說，勸人為善的道德教育，應當從培養“孝悌之心”這個根本開始。“本立而道生”，否則仁愛之心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這也是劉奇葆同志強調引導人們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抓好孝敬教育的原因。
2.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穿在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的全過程
歷史表明，依據道德規范進行道德教育是中國德育的優良傳統。沒有明確規范的道德教育，只能是一種倡導“自發性”和“盲目性”的道德教育。只有確定了明確的核心價值觀，才能夠把這些觀念貫穿在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乃至宗教教育之中。如果在家庭里家長灌輸的、學校里老師教導的和社會傳媒宣揚的價值取向不一致，甚至相沖突，就會讓人們特別是青少年無所適從。而核心價值觀的確定，為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提供了一以貫之的價值取向。而核心價值觀也必須通過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等多種教育形式才能融入實際、融入生活。
家庭教育是核心價值觀教育的開始。古人持家治國，可謂“國有國法，家有家規”，但自五四運動以來，傳統文化慘遭批判，家規大都被廢棄，即使能夠自我反省，也因無所憑依而看不到自己的過失，致使人沒有做人的準則，才導致人心悖逆、越理犯分之事層出不窮。所以，當前可以結合恢復家規、家訓，使核心價值觀教育滲透在家庭教育的全過程，從小教會孩子做人的規范，明確是非、 善惡、美丑的標準，也為社會大眾提供了可以共同遵守的道德觀。
學校教育是核心價值觀教育的延續。在中國古代，以道德規范、價值觀等為內容的品德教育是學校教育的首要內容。例如《群書治要·漢書》說道：“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意即古代的君王，沒有不把教化看作是大事的。他們設立大學以教化于國都；設立庠序( 地 方學校) 以教化于城鎮鄉村。用仁誘導百姓，用義勉勵百姓，用禮限制百姓，所以那時的刑罰很輕可是并沒有違犯法令的，這是因為推行教化而帶來了良好的風情民俗。如今，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核心價值觀的教育要從娃娃抓起、從學校抓起，做到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這是非常及時而必要的。
社會教育是核心價值觀教育的擴展。中國傳統的社會教育秉持了孔子提出的“思無邪”的理念。因此中國古代的文藝作品，不論音樂、歌舞、戲劇、詩詞等等，無不是以宣揚“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主要內容，這樣才能使社會的正氣上升，邪氣下降，有助于改善社會風氣，并自覺抵制腐朽文化的侵蝕。
中國傳統社會甚至還通過建筑物的設計來有效地強化和實現倫理道德的教育，把倫理道德的教育潛移默化地滲透到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例如，在中國傳統社會承擔著重要道德教育功能的建筑物有三種：一是供奉祖宗的祠堂，它承擔著教“孝”的功能，教導人知恩報恩、飲水思源，達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的效果；二是供奉著至圣先師孔子的孔廟，它教人尊師重道，承擔著尊師教育的功能；三是供奉了閻王的城隍廟，城隍廟里面描繪了地獄的種種情景，讓人明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報應關系，這有助于幫助人們形成內在的自律，使人從內心不敢去做壞事，承擔著因果教育的功能。總之，這種高度藝術化的社會教育，體現在傳統建筑、雕塑、音樂、繪畫、美術之中，成為道德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科學迅猛發展的今天，廣播、電視、網絡滲透到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社會教育對人價值觀的影響更是起著潛移默化的深遠影響。國家可以培養選拔一些真正通達核心價值觀且德行兼優的教師，于中央電視臺、各省市電視臺、網絡廣播等各類傳媒，日日宣講和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精神，使人羞于作惡。此外，我們的文化部門、新聞媒體，網際網絡等，也應當通過文藝節目、影視作品、公益廣告等承擔起宣傳核心價值觀、弘揚社會正氣的責任，為倡導和樹立核心價值觀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
3.政策制度、法律法規的制定實施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內在精神和價值靈魂
在很多時候，我們宣揚的價值觀、道德觀之所以不能落實或成為空洞的口號，就是因為我們忽視了社會倫理秩序的完善，撇開了影響社會大眾道德水平提高的各種社會因素而進行空洞的道德說教，沒有在實際制度的安排上建立使核心價值 觀真正深入人心的機制。事實上，任何法律和制度都是一定價值觀的外在表現，都體現和倡導著一定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是政策制度、法律法規的內在精神和價值靈魂。
從歷史上看，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價值觀之所以能夠在全社會普遍推行，就是因為它并不是空洞的道德說教，而是依靠教育、考試、選拔、監察、法律、激勵等各種制度《群書治要·韓詩外傳》中說：“故圣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可見古代制度都是順著人情而設計的。在古人看來，“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既然每一個人都希望得到富貴的地位，那么如何引導人們正當地追求富貴的地位呢？《群書治要·傅子》中說：“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與”，即“無德的不授爵位，無功的不給俸祿”，也就是官吏的任用選拔都以德行為首要條件，論功行賞。這兩條規矩確定了，那么賢良之士不敢以微德接受高貴的爵位，敬業的臣子不敢以微小功績接受厚重的俸祿，何況無德無功的人，怎敢以虛假追求爵位和俸祿呢？建立爵祿的原則既已確定，就一定要公開選用合適之人并予以重用。品德高尚、功勞大的人，授予重爵高位，享受厚祿高官；德行淺薄、功勞少的人，授予低爵小位，享有薄祿低官來保障的。
為了貫徹德治主義，保證把賢能之人選拔出來，從漢代開始就實行了“舉孝廉”的人才選拔機制：地方官負責把具有孝廉品質之人舉薦出來，作為官吏的候補，由國家培養。因為一個人孝敬父母，也就會忠于國家；一個人廉潔，就沒有貪心，不敢妄取錢財。此外，還規定不孝在法律上要受到處罰。《孝經》有：“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于不孝”的說法，規定對不孝者要“斬首梟之”。北齊律首創“重罪十條”，而其中不孝罪為“十惡不赦”的罪名之一。唐律規定，罵祖父母與父母的要處以絞刑，毆者處以斬刑，從而對不孝的種種罪行作出了更具體的處罰。魏晉行“九品中正制”，以九品衡別官吏，也以德義有無缺失為衡量標準。隋唐以后，實行科舉制度，官吏選拔須經考試。各朝考試方法各異，但所試內容則均以重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經典為主。這些制度，無不有助于形成和強化既定的價值觀。
而為了進一步引導地方官具有公正的品格，把真正具有孝廉品質的人舉薦出來，而不是把自己的親朋好友舉薦出來，也不是把向他行賄之人舉薦出來，還有一個制度加以保證，即《群書治要·傅子》所說的“進賢者為上賞，蔽賢者為上戮”：如果一個官員舉薦的人才為國家建功立業，國家一定對舉薦者給予最高的賞賜。相反，如果一個官員不舉薦手下的人才，反而因嫉賢妒能把人才埋沒了，一經發現，這位官員也會受到國家最高的懲罰。當然，如果這個官員所舉薦的人做了禍國殃民的事，也一定要追究舉薦者相應的責任。這樣的人才選拔制度一實行，就保證了德才兼備的人出任領導位置。
總之，中國古代對道德觀、價值觀的重視，并不是空洞的道德說教，而是滲透在社會制度的方方面面。簡單地講，我們弘揚什么樣的核心價值觀，就要通過制度激勵培育這樣的價值觀；反對什么樣的價值觀，就要通過制度約束這樣的價值觀。只有充分發揮政策、法規、制度的導向和約束作用，使正確行為得到鼓勵、錯誤行為受到制約，才能強化人們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行動自覺。
4.領導干部要率先學習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說文解字》把“教”解釋為“上所施，下所效”。道德教育、包括價值觀教育的有效方式是身體力行的感化而不是空洞的說教，因此特別強調“正人先正己”、“身教勝于言教”，強調領導者的道德示范作用。在這方面，孔子多次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意思是說，領導人的德行好比風，老百姓的德行好比草。風向哪邊吹，草就向哪邊倒。又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 顏淵》)“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論語· 子路》) 實踐證明，“上行則下效”：“上有克讓之風，下有不爭之俗”，“上清而無欲，則下正而民樸”，“上重義則義克利， 上重利則利克義”，“大臣不廉，小臣必污；小臣不廉，風俗必敗”。
孟子繼承了孔子重視領導者以身作則的道德示范作用，他說：“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孟子·離婁上》)。只有仁人應處于統治地位。不仁的人處于統治地位，就會把他的罪惡傳播給廣大的群眾。《禮記》上也說：“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這就是說，下級事奉上級，并不是看他所下達的命令，而是看他的行動。如果上級領導喜歡這個東西，下邊的人一定會有更加喜歡的，所以上級領導所喜好和厭惡的東西就不可以不謹慎。因為他是人民的表率。
可見，作為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領導者的道德修養對于形成一個社會良好的社會風尚而言是至關重要的。但是，改革、開放以來，領導干部的價值觀和人生觀也在接受著前所未有的考驗和挑戰。面臨著眾多的誘惑，一些領導干部見利忘義，利用自己特殊權力，進行明目張膽的索賄受賄、權錢交易的活動，把人民賦予的權力變成了自己謀取私利的資本，結果從受人尊敬的領導者而變成歷史和人民的罪人，對社會風氣產生了嚴重的不良影響。因此，領導干部率先學習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極為重要的。正如劉云山同志在《著力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講話中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抓作風建設，堅持領導帶頭、黨員干部帶頭，自上而下、以上率下，帶動整個社會出現新的氣象。這深刻啟示我們：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抓好黨員干部這個重點，發揮好黨員干部的引領帶動作用。”他強調：“黨員干部的引領帶動作用，就是要求我們的黨員干部以更高的標準、更嚴的要求，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做時代的先鋒、社會的楷模。”
5.推舉、褒獎、宣傳踐行核心價值觀的先進典型，在示范引導上下功夫
孔子說：“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意思是說，國家推舉善人(道德模范) 來教導尚且不能為善之人，人們就會勸勉為善。《韓詩外傳》上記載：“古者必有命民。民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于其君。命然后得乘飾車并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皆有罰。”所謂的“命民”，就是古代的君主下詔命封賞的人。在平民百姓之中，有能夠尊敬長輩、憐愛孤兒，取舍推讓，做事竭忠盡力的人，就會被君主下詔命給以封賞。古圣先賢知道人都有七情六欲，所以要順著人的情欲愛好才能治理好國家。而喜歡受人尊重，是人之常情。有的平民百姓能力可能不是很高，但是他有德行，國家就會下詔命封賞他，讓他給社會大眾做一個好的表率。那么，他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就會對社會風氣的好轉起到引領作用，這就是他對社會最重要的貢獻。
例如對“取舍好讓”的人，也就是在面對利益得失時，能夠謙讓、禮讓、退讓的人，國家要給予封賞鼓勵。如果人越是謙讓、禮讓越是吃虧，那人人都會靠爭搶去獲得自己的利益。如果“不哭的孩子沒奶吃”成為社會普遍的現象，如果只有通過上訪才能使自己的利益得到保證，那就等于是鼓勵人們去爭、去搶、去上訪。所以國家封賞鼓勵謙讓有禮的人，就是鼓勵人們切實養成謙讓的美德，社 會就可以減少很多不必要的紛爭。
如果人具有這些美德，又受到君主的詔命封賞，就可以乘坐兩匹馬拉的裝飾華美的車子出行；而那些沒有得到君主詔命封賞的人，即使再有錢，也不能夠隨便乘坐這樣的馬車，否則就會受到處罰。這樣做的結果就是:“故其民雖有余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則無所用其余財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人即使有多余的錢財，但是如果不講禮義德行，沒有對國家建功立業，也沒有辦法使用多余的財物。這樣的制度一實行，人們看到有德行的人最受國家的尊重和褒獎，就不會把財物看得最重要，而是把德行仁義看得最重要。
重視道德模范的榜樣示范作用、以典型引路是中國傳統社會道德教育的重要特點。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方面，也可以將那些切實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典型社區、學校、企業、單位、監獄或個人的經驗成果向全國普遍宣揚。正如劉奇葆同志所強調的：典型的力量是無窮的。這些年，重大典型、最美人物、身邊好人的宣傳產生了非常好的效果，要不斷總結、不斷提高，把重大典型宣傳與最美人物、身邊好人宣傳結合起來抓，形成群星燦爛與七星共明的先進群體結構，產生覆蓋全面、遠近皆宜的示范效應。
在實踐中，北京匯通匯利公司、蘇州固鍀電子有限公司、河北鑫華新鍋爐制造有限公司、吉林松花江中學、廣東省博羅縣、河南省息縣等，結合繼承和弘揚中華美德，積極開展了廣泛的道德教育實踐活動，大力普及“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增強了人們的價值判斷力和道德責任感，提高了人們道德水平和道德境界。這些成功的經驗和典型案例，都值得我們認真總結和大力推廣。
總之，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我們黨立足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實現“中國夢”的全局作出的重大決策，是凝魂聚氣、強基固本的基礎工程、戰略工程。我們應積極響應黨中央的號召，要使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方面面的政策制度的制定實施都有利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要利用各種時機和場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生活情景和社會氛圍，使核心價值觀的影響像空氣一樣無所不在、無時不有。唯有調動起每個公民個體的積極性，主動自覺地身體力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才能解決當代中國社會存在的信仰缺失、文化斷層、教育失誤等問題。唯有通過社會主義核心 價值觀的教育覺悟人性、喚醒人心，才能拯救人民心靈，化解矛盾沖突，達到國泰民安、社會和諧的結果，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