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英
自古以來，我國就是貴民重民、貴農重農的國家。《群書治要》不僅輯錄了經史百家中有關中國古代治國安邦、匡政利民的治世思想，同時也擷取了許多重民重農的詳細論述，諸如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群書治要·尚書》）“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元史·食貨志》）這些思想在歷代歷朝的太平盛世均發揮了穩定社會、百業興旺、富民保國、協和萬邦的重要作用。
黨的十八大報告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講話中多次提出“講仁愛、重民本、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思想和理念，深入挖掘優秀傳統農耕文化蘊含的思想觀念是推動鄉村振興的重要抓手。特別是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進了新時代，面對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程度的不斷提高，面對地球資源日漸匱乏、人居環境嚴重污染、糧食安全危機四伏，人類生命健康受到威脅以及未來農業發展何去何從的背景下，將以5000年農耕文明著稱于世的農業大國的重農智慧挖掘出來，以堅定自信的姿態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繼續開創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偉大征程，具有重要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
梳理《群書治要》中的重農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 對三才的重視:“天人合一”的思想
眾所周知，天人合一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這一理念源于遠古時期伏羲對“天地人”的觀察和古人實踐經驗的積累，作為華夏民族人文始祖的伏羲將天地變化的規律用代表陰陽的符號畫出了八卦，揭示出“天道”“地道”“人道”的相互對立又和諧統一的生生不息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運行規律，這個規律被稱為“道”。天之道，揭示宇宙生生不息、周而復始的自然規律；地之道，順承天道‘而長養萬物的厚德之道；人之道，人與人之間行仁義禮智信之倫常大道。老子說：“天大地大人亦大”（《道德經》）孔子也說：“天地之性，人為貴。”（《孝經?圣治章》）在天地萬物之間，人之所以被稱為萬物之靈，是因為唯有人可以傳承天的持之以恒、自強不息的精神，唯有人能夠像大地那樣寬廣、包容、謙卑；當人能夠遵循天地的規律，再現天地無私、無畏、無條件付出的德行之時，也就是與天地之道相合之時，所以 “天人合一”也被稱為“天人合德”。道為體，德為相，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經?系辭上》）道為天地之母，順應自然，順應道者則昌，違逆道者則亡。
何謂“農”？農，耕也。《漢書·食貨志》：四民有業，辟土植谷曰農”。農的本意指耕作，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農，耕人也；各本無人字，今依玄應書卷十一補。”段玉裁先生對 “農”的解釋，使其含義更加深刻。早期的農業是指狹義的耕作，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對農業的認知逐漸從狹義的種植業，擴展到畜牧業、養殖業、林業，再進一步擴展到農產品加工、銷售、商貿、機械、管理等成為廣義的農業。但同時隨著工業文明的步步推進，人們卻逐漸淡化和忽視了“人”在農業中的作用和在四民（士農工商）中的地位。
習主席講五大振興：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幾大振興前提都是人才，沒有人才產業、文化、生態、組織如何振興？事實上，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古人就對“人”的能力和作用有了清醒地認知。“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呂氏春秋?審時》）。種植五谷啊，播種它的是人，令它成活的是土地，滋養它的是上天。
戰國時代一些著名的思想家還從不同角度論述了“天時、地利、人和”內在聯系和相互作用的原理，如《管子?五輔》把三才稱之為“三度”：“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進一步論述，三者缺一不可，互為因果。“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饑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三者之來，政之自召。”
管子認為，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利不宜，則有饑荒；人道不和，則有禍患。三者的到來，都是因為領導沒有遵循三才之道而招致的。因此，告誡官員們要尊重自然規律，要了解民情，滿足百姓生活之需，并通過道德教化，使人感恩天地之德，才能夠順天時、尊地利、致人和。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發揮才智，縱然有天災，也可找到避險的方法。反之，違背天道，小視地道，悖禮悖德，逆天行事，勢必危難頻起、災禍難抵。孟子也提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論斷。荀子和管子更加強調“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才能富國強民。
（一） 順天時的思想
俗話說：“看天看地種莊稼”。自古至今，我國許多山區的鄉村或在一些偏遠地區，人們還保留著這種敬天的觀念或春耕前祭天的習俗，以表達對天地的感恩和敬畏之情，也希冀秋天有個好收成。很多不了解傳統文化內涵的人，認為這是迷信。何謂迷信？不了解其中的道理，盲目信從或跟從的行為稱之為迷信。事實上，古代把祭祀天地祖宗看做是國家的頭等大事。《左傳》上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古代帝王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順承天意。“祭之旨在不忘本，所謂報本返始也。”祭祀的目的，是為了通過定時舉辦祭祀典禮，表達對天地萬物、祖先以及有功于國家之人的恭敬與感恩。
荀子說：“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荀子?禮論》）禮有三個源頭。天地是萬物的根本，沒有天地，就沒有萬物；先祖是人類的根本，沒有先祖就沒有后世子孫，領導人和老師是治理的根本，沒有領導者日理萬機的治理和老師的辛勤教導，就沒有安定和諧的社會環境。
《呂氏春秋?義賞》上也講：“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為。”草木生長與凋零，是由節氣（氣候變化規律）支配的，人們必須按照自然規律辦事，才能使草木為我所用。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已深刻認識到“農時”的重要性，強調在農業生產中要“不違農時”，才能耕有所獲。
反之“種禾不時，不折必稴，稼熟而不獲，必遇天災。”（《呂氏春秋? 審時》）伐木不順應天時，木材不是折斷就是彎曲。莊稼熟了不及時收獲，一定會遭到天災。《荀子?王制》指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谷不絕，而百姓有余食也”。只要不違背農時、耽誤百姓耕種，糧食就吃不完。不僅僅強調以糧食生產為主的種植業要順天時，對于廣義農業所涉及的牧業、林業也要求“不失時”。孟子說：“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孟子·梁惠王上》）不用細密的網在池塘里捕撈，魚鱉就吃不完；按照時令采伐林木，木材就用不完。
為保證農業生產的正常運行，（《管子?小匡》）說：“無奪民時，則百姓富。”還有具體的政策措施作保障。據《呂氏春秋·上農》記載，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農忙季節不準大興土木，不準興師打仗，不準庶人行冠禮、婚嫁、享祀，不準設宴集會……等。
二是：“制野禁”，即制定鄉村禁令，包括不準本地男子出贅、女子出嫁外地；地未整理好，不準做其他事；不上年紀不準種園；力量不足時，不準廣泛開拓荒地而耕；農民不得經商，也不得從事非農事活動。
三是：統治者要三不奪，即不“奪之以土功（大興土木）”，“不奪之以水事（大搞水利工程）”，“不奪之以兵事（興兵打仗）”。如果“數多民時”，“大饑乃來”。
可見，不違農時不僅成為農業生產中的寶貴經驗，農本邦寧也已經成為古代統治者治國理政的基本原則。
（二） 重“地宜”的思想
從事農業生產，不僅要了解天氣變化的規律，順天時，利用天時，獲得植物所需的陽光、空氣和雨水，還要充分利用土壤的養分和土地資源為人類生產財富，所謂“地宜”就是因地制宜地合理利用土地資源，以滿足不同地域、不同環境、不同土質、不同作物的生長的需要。
春秋戰國時代，管理農事的官員已經高度重視地形和土壤狀況的開發和利用。《禮記·月令》記載：“王命布農事……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每到春耕季節，天子下令布置農耕之事，往往要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自躬耕，并要求地方農官認真地考察丘陵、坡地、原矚各種土地所適宜種植的作物，教導農民什么谷物應在什么地方種植，免得農民疑惑。這表明戰國時期，無論農夫還是有關農林牧副漁的官員已經對因地制宜和精耕細作的思想有了深刻地認識。或者說，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人們已懂得因地制宜地采取精細的土壤耕作，周到的田間管理，合理的灌溉、施肥（有機肥）及選育良種等一系列農業技術措施，以達到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的目的。
（三） 盡人力的思想
在農業生產中，古代人們不僅僅深知“生之者地，養之者天”的道理，更看重人在農業生產中的主導作用。天有四時的變化，地有蘊藏的財富，而人有利用天時、挖掘地利的辦法。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因時因地因物從事農耕，趨利避害，是我國傳統農學思想的重要特色。思想觀念決定行動，讓人首先從思想上認知“農人”和農業的重要性十分必要。
《管子·八觀》：“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勞身。”管子說:“農民不種糧食沒有飯吃，糧食不靠土地不能生長，土地沒有農民不能耕種，農民不賣力氣就得不到財富。財富的產生是出于使用勞力，勞力的產生是出于勞動者的身體。”就是說，要想使百姓生活富足，國家富強，不僅要清醒地認識順天時、重地宜等遵循自然規律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要重視涉農的“人”，發揮其主觀能動性和創造力，在有限的土地資源條件下，通過借助和利用天地的能源或盡可能地改變不利的環境條件，才能取得人類所需要的高產高質的農產品。如何達到孔子和孟子所說的“使民以時”“雖勞不怨”的效果，以實現“天時、地利、人和”的天人合一的社會和諧景象?
早在20多年前，國際上就有人發出了‘誰來養活中國人’的疑問，勤勞的中國人民用實際行動已經作出了最有力回答，而取得這一創造的結果，其根本得益于我國“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傳統思想的指導與應用。
二、對“農人”的重視
（一）“與民休息”的思想
“與民休息”原義是指給與百姓休養生息的機會，保養民力，復興經濟。實則是對農民的尊重，對農業的重視，通過提倡重農、崇儉和輕徭薄賦等風氣，調動人民的積極性，使百姓過上安居樂業的幸福生活。據《漢書·食貨志》記載，文景時期的“與民休息”政策使當時社會經濟獲得顯著的發展。文景二帝多次下詔勸課農桑，在縣級、鄉級按戶口比例設置三老（能率眾的長老）、孝悌（忠厚之人）以及力田（耕作優秀的人員若干），給予他們賞賜，以鼓勵人民尊老愛幼，熱愛土地，發展生產，還通過各種稅收優惠政策鼓勵人民開荒。并多次下詔申明以農為立國之本，強調重本抑末。文帝二年（公元前155?年）春正月，漢文帝下詔書說：
“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重申以農為本，反對棄本事末，還決定減免當年半數的田租。漢文帝十三年的時候，還全年免田稅。漢文帝多次下詔書申勸務農之旨，對漢初社會生產力的恢復和發展及社會的穩定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漢文帝提倡簡約的生活、農為本、德化民的工作作風，也使漢景帝繼承下來。漢景帝也曾下詔說：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并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
大意說：在器物上雕鏤花紋圖形，是損害農業生產的事；編織精致華麗的絲帶，是傷害女工的事。農業生產受到損害，就是饑餓的根源；女工受到傷害，就是受凍產生的根源。饑寒同時出現，而能不做壞事的人是很少的。我親自耕種田地，皇后親自種桑養蠶，為的是給祭祀祖廟時提供谷物和祭服，為天下人民做個先導。我不接受進獻的物品，減少膳食，減少老百姓的徭役賦稅，是要天下人民努力種田和養蠶，平時有積蓄，才可防備災害。可見，領導認知事物的高度決定百姓對事物的認知程度。領導之德如風，百姓之德如草，風向哪邊吹，草向哪邊倒。
《史記?孝景本紀》中記載，由于文景時期，政治清明，仁政愛民，采取減輕田賦稅率等休養生息的惠農政策，糧食充足，百姓生活安定，使中國出現了第一個太平盛世。然而，隨著物質的不斷積累及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很容易放縱耳目口腹之欲，過上驕奢淫逸的生活。《群書治要·漢書二》中描述商人的生活是“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而有仟伯之得。”這些富人中男的不耕田種地，女的不養蠶織布，穿的一定是華麗的衣裳，吃的一定是細糧和肉，沒有農民的勞苦，卻有田間的收成。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若不及時引導，棄農從商的人就會增多，人們的私欲也很容易膨脹起來。加之，“農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群書治要?崔寔政論》）從事奢侈品制造的人口增多，務農人口勢必會減少。自然會導致農民可能因趨利而離開農業、轉向工商行業。
這樣農業的基礎性地位很容易動搖，如果農業勞動力流失，會直接導致糧食、布帛減產，進而引發全社會動亂。當時漢景帝能及時下詔，提醒人們不要追名逐利，舍農本求商末，并躬身自律，攜帶家人親自下田耕種養蠶，做出表率興起重農之風，不能不讓后人敬佩贊嘆。
至于漢代規定商人衣服上不能有花紋圖案，不能穿綾羅綢緞等高級衣料制品，不能用金銀玉石做衣服裝飾物等，其目的均為提醒當時領導者不要本末倒置，而應高度重視農業，進一步增加農業人口，減少游民，促進社會治安的穩定。
（二）粟貴薄賦的思想
文景之治與貞觀之治時期，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重民本、尚勤儉和徭薄賦，使人口不斷增加，流民還歸田園，使農業得以不斷發展。然而，農業的發展，卻使糧價大大降低，史載漢文帝時每石糧食僅十余錢。民以谷為命，糧價的變動對百姓的生活有最直接的影響，。糧價過高會使百姓生活成本加大，影響民眾情緒。糧價過低則會使農民喪失積極性而荒廢土地，不利于農業發展。如何解決產品過剩，而又不傷害百姓的利益呢？
西漢初期重要的政治家晁錯為文帝獻策，寫了一篇《論貴粟疏》。這篇奏疏，全面論述了“貴粟”（重視糧食）的重要性，并細致地分析了農民與商人之間的矛盾，導致農民流亡，糧食匱乏的嚴重狀況。晁錯繼承了賈誼的重農思想，提出重農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張。鼓勵有錢人家購買農民的糧食，捐獻給國家。對于能捐獻糧食并運送到邊境糧庫的，國家按照捐獻數額的不同賜予不同爵位，還可以贖罪，這叫“入粟補爵”。 晁錯認為，“欲民務農，在于貴粟”，但“貴粟”的方法并不直接提高糧價，而是“使民以粟為賞罰”，具體措施即是能夠為國家貢獻一定數量的糧食之人“得以拜爵，得以除罪”，通過提升糧食的熱度間接提升糧價。
漢代通過補爵助農的思想，以國家所富有者換取國家所需求者，確實是一種高明的“交易”策略。文景帝采納了曹錯的建議后，邊防要塞的糧食儲備迅速充足了，各郡縣的儲備充實后，便免收農民的田租。在這樣政策的鼓勵下，農民的收入保障了，負擔減輕了，國家的儲備也充足了。“損有余而補不足”的有效方法，既保證了國家的糧食儲備，滿足百姓生活所需，又促進民間財富合理流動，也刺激了農業的發展，最終以各取所需的方式，達到“用人力”對國家資源的優化配置。
獎懲策略歷來是治理有效的方法，但關鍵的問題是上層領導要對哪些人獎勵，獎勵什么，方向不對，努力白費。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智慧的領導往往會在根本上下功夫，本固枝榮是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
（三）集約經營的思想
氣候（光、熱、水）、地形（平原、山地）、土壤（酸性）、水源這些特點給人們提供了開發智力和提高農業技術的機會，通過對自然條件的適當利用，如何更好地因地制宜進行精耕細作，提高單產面積產量，一直是古今思想家和農學家考慮的問題。
從夏商周到清朝時期，墾辟農田的活動一直在進行，春秋戰國時代鐵器的發明和農具的應用，促使擴大耕地面積的勢頭更為迅猛，特別是隨著人口的增加，在開墾農田的同時，提高單產面積產量，以及土地利用率已引起當時人們的普遍重視。例如戰國時期的政治家李悝曾為魏文侯制定了充分利用土地生產能力的教令：
“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 ”（《漢書·食貨志》）
李悝認為土地方圓百里，總共有九萬頃，除去山地大湖村居所占的三分之一，還有田畝六百萬畝，耕耘田地勤奮小心則每畝加收三斗，不勤奮自然會減去三斗。方圓百里土地上的糧食增減一下，就是一百八十萬石粟。李悝的“盡地力之教”即勤謹治田思想，主要是希望通過開墾土地及勤奮耕種以達到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的目的，其措施包括“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力耕數耘，收獲如寇盜之至”（《史記》）。告訴農人谷物的耕植要多樣化，耕地要深，除草要勤，收獲時要如防備寇盜那樣快，以免作物遭受自然災害而受損失。由此可以看出，這種精耕細作和集約經營的思想在戰國時期已經有所體現。《荀子》也提出要善于治田，“苦耕傷稼，枯耘傷歲”粗糙不細致的耕耘會傷害莊稼，減少收成。《管子》還把是否實行精耕細作，作為一個國家糧食是否富裕的標準。他說：“行其田野，視其耕耘，計其農事，而饑飽之國可以知也。”巡視一個國家的田野，看看它的耕耘狀況，計算它的農業生產，饑飽之國，就可以區別出來。耕地不深，鋤草不勤；宜種的土地沒有種，未開的土地很荒亂，已耕的土地不見得肥沃，荒蕪的土地不見得貧瘠；按人口總算土地，荒地多而熟地少。即使沒有水旱天災，這也是一個饑國的田野。此外，戰國時代已經開始普遍實行連年種植制，說明農田雖在墾辟，但人們并非追求廣種薄收，而是更注重精耕細作和提高土地利用率。這種多種經營的思想，漢代又有所發展。《淮南子?主術訓》說：
“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植桑麻。肥磽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谷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為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
教育人民飼養繁育六畜，按季節播種栽植，努力修整田地，培植栽種桑樹線麻。肥沃貧瘠高爽低洼的土地，各自根據它們所適宜的種植。丘陵險坡不生五谷的地方，用來栽植竹子樹木，春季采伐枯干的樹木，夏季收取瓜果，秋季貯藏蔬菜糧食，冬季砍伐木柴，把它們作為人民的積蓄。因此活著不缺乏用的，死了不棄置尸體。
由此看出，中國的這種勤勞、簡約、充分利用資源的集約經營思想，對于充分發揮人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種土地為人類創造財富的傳統至今還被傳承和發揮著作用。
當代農史學家梁家勉先生認為，“只要我國人多地少的情況和自然條件沒有大的改變，我國農業就必然要繼續走精耕細作、多種經營、農林牧結合、節能低耗、維持生態平衡、集約經營和提高單產的道路。” （梁家勉，1989）
三、對糧食安全的重視：居安思危的思想
倉廩實，天下安。“洪范八政，食為政首。”（《漢書?食貨志》）我國是個人口眾多的大國，糧食安全是農業安全中重要的基石，關乎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自古至今，解決好吃飯問題始終是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中國古代許多關于“糧食安全觀”的論述和實踐，既反映了古人樸素的生存思想和強烈的憂患意識，也是歷史經驗教訓的精辟總結，非常值得后人借鑒和重視。
“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十四漢書二》），大意是說，一個農夫不耕種，有的人就可能因此而挨餓；一個女子不紡織，有的人就可能因此而受凍。生產東西有時節的限制，而消費它卻沒有限度，這樣下去，社會財富一定會用盡。古代的人治理國家，考慮得極為細致和周密，所以把存儲糧食作為國家安定的依靠。或者說，重農之政的目的在于促進糧食生產而保國富民；而倉儲之策，則在充實谷物之積蓄，居安思危而防患于未然。《漢書?食貨志》云：
“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
由于農業本身具有地域性、周期性、季節性等特點，受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的影響比較大。糧食生產必須遵循農作物本身的生長規律和周期。由于作物依靠自身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較差，一旦天災頻發，造成了糧食歉收，則短期內無法進行補救。如果沒有充足的儲糧，國家很快就會陷入危機。所以，倉廩空虛可謂國之“毒憂”。正如《崔寔論證》中所描述的：“倉廩空而囹圄實，一谷不登則饑餒流死，上下俱匱無以相濟。國以民為根，民以谷為命，命盡則根拔，根拔則本顛。此最國家之毒憂，可為熱心者也。”為此，古代歷代王朝都很重視糧食的倉儲，并形成了倉儲制度。
我國歷來倉庫之種類甚多，而其性質也各異，且常因時代變遷，而相互影響、相互滲透以至不可辨別為利為弊。從周朝的“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委積即儲備糧草的地方，可謂糧倉的雛形）到漢宣帝設立的 “常平倉”制度：“令邊群皆筑倉，以谷賤時增其賈而糴（買進），以利農，谷貴時減價而糶（賣出），名曰常平倉。”目的是充實邊軍糧餉，賑濟災民、平衡糧價、抑制商人囤積居奇、避免“谷賤傷農，谷貴傷民”。后隋、唐、宋、元、明清又有義倉、社倉（鄉倉）、廣惠倉、豐儲倉、平糴倉的倉儲制度，其作用大致相同。尤以“常平倉”和“義倉”最為廣泛。因為二種糧倉的性質均為國家建立的糧倉，通過糧倉吞吐，平抑糧價，保護農業生產，保護農民和城市平民的利益。盡管這些倉儲制度有其弱點，如因糧倉多設在城鎮，很難照顧到偏遠山區的村民，或容易使貪官污吏鉆空子從中牟利，但在兇荒之年仍然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據鄧云特的《中國救災史》記載，在唐代近三百年間，旱災、水災、蝗災等各種災害達493次，重大災害有10余次，一次水災死亡就達兩萬余人（鄧云特，1998），這些無妄之災都給當時的社會經濟造成了極大的破壞。但由于唐代歷屆君王廣施仁政，無償開倉賑濟，尤其是唐太宗和玄宗時期，災難很快得到救治。如唐陸贄疏云：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餓殍之人，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入致歉乏之外，設備于災沴之前耳。（《陸宜公集》）
倉儲制度在重大災難的賑恤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管子?牧民》上講：“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國有四維（禮義廉恥），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文景之治時期，由于皇帝一直奉行不奪農時、息止兵事、均田輕賦等原則，也感得自然災害的頻次不到0.2次/年，出現“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的繁榮景象。據國氣候專家葛全勝等學者研究，2000年來氣候冷暖變化與中原王朝興衰的時期進行對比，發現兩者之間存在著良好的對應關系，大凡社會穩定、經濟發達、國勢強盛、人口增加和疆域擴展的大一統王朝時代，恰恰都與氣候暖濕或變暖期大體一致，而藩鎮割據、農民起義和外族入侵的分裂混亂時期，則屬于中國歷史上的氣候冷期與變冷期。（葛全勝等，2011）
手中有糧，心中不慌。在這種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思想的指導下，古代還根據前人的經驗，為防患于未然計算儲糧的年限。如要求倉粟儲存九年，米儲存五年，潮濕的地方粟只能存五年、米只能存三年，并通過出糶、貸給、賑濟等方式來調濟倉貯糧食的更換。《禮記?王制》認為：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兇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后天子食日舉以樂。”
《漢書?食貨志》也云：“民三年耕則余一年之畜……余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曰泰平，然后王德流洽，禮樂成焉。”古代為什么強調儲備足夠九年食用的糧食才能促成“王德流洽”的太平盛世局面，主要基于兩方面的考慮。一是為了防御不可預料的“天災”，另是為了預防突發的“人禍”。據《中國救災史》記載，中國災荒之多，世界罕見，三千多年來，幾乎無年不有災。旱災、水災、蟲災等自然災害導致的災荒情形之嚴重，令人咂舌，加之戰爭、瘟疫等人禍之災，無人種糧，若無三年的糧食儲備，只能坐等待斃。
也許有人會說，古代交通不發達，需要儲備三年、六年甚至九年的糧食，現今交通便利，只要經濟強大，不需要糧食滿倉，殊不知隨著現代科技的迅猛發展及人過分地貪欲而引起的全球氣候變暖，自然災害的頻率和風險較之古代增加很多。科學家認為，2019年發生眾多自然災害諸如持續數月的澳大利亞山火、印度的極度干旱、東非引起的席卷20多個國家的蝗災均與全球變暖有直接關系。專家指出：“2020年的自然災害不會更少，而是可能更多。太平洋厄爾尼諾現象開始重現。由于全球變暖，大氣、海洋和整個地球系統變得越來越不穩定，所有這些都帶來了新的麻煩。”（氣候專家，2020）再加上現代農業施化肥、噴灑農藥對食物和土地造成的破壞，均可導致糧食生產的不穩定性。《群書治要·吳志》上所說的“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的說法不無道理，糧食確實是國家戰略規劃中所應高度重視的大問題。
尤其是面對美國挑起的貿易摩擦，以及國際四大糧商的壟斷經營，國家至少要準備2-3年的儲糧以抵御“天災”和“人禍”。正如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所說的：“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每一個國家；控制了糧食，就控制了每一個人。”
糧食安全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石，也是是增進民生福祉的重要保障。自古以來，糧食就被看作“政之本務”。建國以來，我國始終將糧食安全當作全黨的頭等大事。盡管十八世紀以來，受工業革命的推動、帝國主義的瘋狂掠奪、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酷剝削、戰爭不斷、災害頻發等內亂外擾的影響，中國近代農業曾一度走向衰微，到20世紀30年代，中國的農業經濟陷入崩潰的境地。但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對糧食生產高度重視，尤其是毛澤東主席更是把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擺在了前頭，提出“以糧為綱”的口號，采取一系列諸如墾荒造田，修筑梯田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促進了農業生產。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后，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逐漸推行，加上風調雨順，全國糧食普遍豐收，糧食總產突破50450萬噸，較1949年增加了4.37倍，在人口不短增加而耕地面積沒有增長的情況下，取得了用占世界7%的耕養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成績。這不能不說是中國農民創造的一大奇跡，也不能不說是中國傳統農業的精耕細作、集約經營、合理利用土地、農牧結合等維持生態平衡的智慧帶給世界的貢獻。
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始終把糧食安全作為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黨中央立足世情國情糧情，確立了“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的糧食安全戰略，提出了“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的新糧食安全觀，采取了一系列藏糧于地、藏糧于技的政策舉措，糧食生產取得歷史性的“十六連豐”，糧食產量連續5年穩定在6.5億噸以上。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于10月14日發表《中國的糧食安全》白皮書指出，目前中國人均糧食占有量達到470公斤左右，比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的209公斤增長了126%，比1996年的414公斤增長了14%，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糧食儲備能力也顯著增強，2018年全國共有標準糧食倉房倉容6.7億噸，簡易倉容2.4億噸，有效倉容總量比1996年增長31.9%。食用油罐總罐容2800萬噸，比1996年增長7倍。規劃建設了一批現代化新糧倉，維修改造了一批老糧庫，倉容規模進一步增加，設施功能不斷完善，安全儲糧能力持續增強，總體達到了世界較先進水平。
盡管如此，打造更加完備的糧食產業體系，為“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碗里主要裝中國糧”，全面提升我國糧食的競爭力和影響力的戰略警覺仍不應放松。
四、對生態農業的重視：循環可續的思想
生態農業，又稱自然農業、有機農業和生物農業，其內涵是指按照自然規律進行農業生產，使各種能源循環利用，并能獲得較高的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現代化農業。它要求把發展糧食與多種經濟作物生產，與林、牧、副、漁業，與第二、三產業結合起來，利用傳統農業精華和現代科技成果，通過人工設計生態工程、協調發展與環境之間、資源利用與保護之間的矛盾，形成生態上與經濟上兩個良性循環，經濟、生態、社會三大效益的統一。
從生態農業的內涵來看，古代中國的農業就是健康有機的生態農業，或者說，生態農業的思想起源我國古代的農耕文明。只是在近40年來引進西方技術，在農業上過量投入化學合成的化肥、農藥、除草劑等才改變了農業本來的屬性。生態農業思想可以追溯到中國春秋時期。那時我國古人就懂得順天時、用地養地的道理，以及物理殺蟲、人工除草等做法。1924年生態農業在歐洲才興起，20世紀30-40年代在瑞士、英國、日本等得到發展；60年代歐洲的許多農場轉向生態耕作，70年代末東南亞地區開始研究生態農業；至20世紀90年代，世界各國均有了較大發展。（林祥金，2003）有目共睹，21世紀生態農業已成為世界農業的主導模式，走生態種植、有機保種的可持續發展道路已成為世界各國農業發展的共同選擇。
春秋戰國時期管子、荀子等思想家都曾論述遵循當地的生態節律、土壤特點和作物特性進行農業生產設計、調整、管理和經營的思想。西漢崔寔的《四民月令》中，不僅記載了每月農作物的生產安排，還記載了果樹、家畜、飼草料、染料等相結合的種植規劃，以及農產品在田內加工銷售等經營計劃，體現出生態循環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思想。
老子的《道德經》中也講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告訴人們，世界上有四種東西最大，即人、地、天、道。這四者之間的關系相互獨立，又相互依存。人取法于地，地取法于天。天取法于道，道取法于自然。道，道乃自然規律。道向自然學習，效法并順應自然。道是至高無上的，就連它都要順應并效法自然，更何況人類呢？所以，人類不應該自恃頭腦聰明，有獨立的思想，就可以主宰世間的萬事萬物，而是應該順應自然，敬畏自然。如果破壞自然的和諧，大肆屠殺牲畜，任意砍伐森林，那么大道和天地就會隨時懲罰人類。因此，人類要與天地合二為一，就要向天地學習，了解天地運行的規律，順應天時，努力去發掘大地的優勢，并能順應其特點合理安排資源，和大自然和諧相處，人類才會生活得快活逍遙，無所為而亦無所不為。
這種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早已融入中國人的思維模式中，如《呂氏春秋》一書中的《上農》、《任地》、《辨士》等篇中記載的“代田法”，西漢末期《氾勝之書》記錄的抗旱高產栽培技術“區田法”，均巧妙地體現了“息者欲勞，勞者欲息”的土地利用原則，及合理密植、中耕鋤草、施肥等管理措施。
還有中國保存得最完整的古農書巨著，北魏時期賈思勰撰寫的《齊民要術》提出的 “起自農耕，終于醯醢，資生之業，靡不畢書”，將“食為政首” 貫穿于全書，充分肯定了輪作制和間作套種對防止土地肥力衰退、在消滅雜草、減少病蟲害、防止作物生長良莠不齊等方面的功效。在今天看來都是有機農業倡導的低能消耗的資源循環利用、多種經營、用地養地改土結合使地力常新、精耕細作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寶貴經驗。
五、對農業教育的重視：知農愛農的思想
說起農業教育，人們會情不自禁地想起“后稷教民稼穡”的故事。傳說周族始祖棄兒童時期就知道種植莊稼，于是舜帝封他為后稷教民種植作物，人們都稱他為谷神。他的子孫公劉、古公、季歷乃至文王都遵循祖訓，重視農業生產，厚實民生，施行文德教化，在多年的發展中崛起為強國，最終武王吊民伐罪，推翻商紂王，建立周朝。神農氏發明了農具，教導人進行職業技能的培訓，使之有一技之長以謀生。周朝以農業而興起，以農業而保國，以與農業文明相輔相成的儒家文化治國，享國八百年，成為了中國歷史上國祚最為久遠的朝代。
幾千年來，我國的農業教育不僅教授農業技術，更重要的向百姓傳授“農道”，使務農人知“道”，即天人合一的道理以及農本邦寧的道理并能依“道”奉行。在《尚書· 洪范》中，記錄了我國古代國家施政的八個方面，第一個是“食”，第二個是“貨”。這兩個方面是養育人民的根本，自神農氏的時代就已經興起。百姓接受“農道”的教育及先進的農耕技術，獲得豐收后，將自己的農產品帶到集市上進行貿易，自覺遵守“三才”之道的規則，貨物流通，糧食充足，使人民樂其本業而不感到厭倦，政教風行成，國家自然殷實，人民自然富足。殷商和周朝的興盛，《詩經》《尚書》中已有所記述，其要務在于安定人民，使百姓富足后再教導他們。所以《易經》上說：”天地的大德是生養萬物，圣人的大寶是地位。用什么來保持地位？要靠仁德。用什么來聚集人民？要用財富。”財富，是帝王用來聚合人民、保持地位、養育眾生、治理國家、安定百姓的根本。所以，圣明的君王劃分區域來安置人民，建筑城市讓人們居住，設置井田并建立房屋對人們進行平均分配，開設集市讓人們互通有無，設立學校來教導大眾。士人、農民、工人、商人都有自己的職業。圣明的君王通過衡量人們的能力來授予職業，四民（士農工商）以貢獻自己的才能來接受任務。所以，朝廷中沒有不稱職的官員，城邑里沒有閑游之民，田野中也沒有荒蕪的土地。
可見，古代所說的農業教育比我們現在所說的大農業的概念還要寬泛，不僅僅包括產前農業耕種、產中農業管理，產后農產品經管理和銷售，還包括農業與每個人的關系、個人的道德品質的提升，以及農業的地位和作用。無論是從事農業的人還是從事其他職業的人都與農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甚至把農業生產與“農人”比作衣食父母，治國的根本和要務。正如孔子所說“富之教之”（《論語》），人民的生活富裕了就要加強教育，如果將國家喻為大樹，農業就是樹之根，而其余各項事業就是枝葉花果。如果沒有農業這個立國之本，枝葉花果也就無從談起；所以古代十分重視農業教育。
百姓若想獲得幸福安定的生活，首先要處理好人與天地之間的關系。要遵循自然規律，敬重天地父母，尊重農業、農村和農民，感恩天地滋養萬物。其次，要處理好五倫關系。人與人之間誠實友信、相互尊重，找準各自的職業角色，敦倫盡分做好自己份內的事。術有專攻，業有所長。要發揮人的聰明才智，在四種職業（士人、農民、工人、商人）中，要特別尊重付出最多受益最少的農民，要時刻感恩農夫的辛勤耕作，尤其是在商品經濟發達，物質生活日益提高而棄農從商、背離農業為本的時候，領導干部更要以身作則，勤儉持家，教導大眾進一步學習農道與做人之道，提倡知農愛農，勤勞耕作，平等友善，相互交流物資產品，共享勞動所得，這樣才能真正過上“天人合一”的祥和而文明的生活。
在《禮記?月令》中記載：孟春之月，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于東郊……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耕躬帝藉。從《月令》可以看出，早在周朝乃至其前，在國家發展理念上就已經明確了重農傳統。天子不僅每年會親自率領群臣祈禱上蒼，還要帶頭從事農業生產，通過身體力行教導人民重農業。俗話說的好：“火車跑得快，全憑車頭帶”，唯有各級領導重視了農業、農村和農人，黎民百姓才會真正知農愛農。
“耕讀傳家久，詩書濟世長”，耕讀文化是中國千年鄉村文明之魂，是中華文明之根。幾千年來，我們中國人都沿襲著“耕讀傳家”的優良傳統，通過耕種，供給家庭的物質需求；通過讀書，提升個人的思想境界。中央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決策是鄉村文明全面復興的前進號令。二十一世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一定是耕讀文化的復興。耕修德，讀開慧，鄉村文明的全面復興，一定從文化復興開始。
自古至今，無論政治家還是農學家，都很重視人才培養和勞動力質量的提升。管子認為，一年之計，莫如樹谷，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2019年習近平給全國涉農高校的書記校長和專家代表的回信說：“新時代，農村是充滿希望的田野，是干事創業的廣闊舞臺，我國高等農林教育大有可為。希望你們繼續以立德樹人為根本，以強農興農為己任，拿出更多科技成果，培養更多知農愛農新型人才，為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提高億萬農民生活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質、促進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為打贏脫貧攻堅戰、推進鄉村全面振興不斷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習近平總書記給全國涉農高校的書記校長和專家代表回信，充分體現了總書記和黨中央對涉農高校的高度重視、對農業人才的重要，并為高等農林教育人才培養工作進一步指明了方向，即要培養“知農愛農新型人才”，有“頂天”的魄力，勇于探索世界上最前沿、最關鍵、最難突破的農業科學問題；又要有“立地”的情懷，致力于把科技成果轉化為億萬農民的福祉，用之于民、惠之于民。
正如《論語》中所說：“所重，民、食、喪、祭。”《群書治要》對此句的注釋為“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如果國家糧食的儲量和質量安全受到威脅，則必為國之大患。相反，如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都能以農為本，人人都能把“天地和鄉村”當作生養我們的父母，用一顆至誠感恩的心敬愛天地國家、祖宗父母，用以顆無私的心回報我們的地球母親，我們人類的福祉才能日益增進！
作者簡介：
譚英，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媒體傳播系教授。中國傳統文化促進會《群書治要》傳承委員會常務理事；華夏三親啟蒙教育項目顧問；耕讀教育聯盟常務理事。研究領域：文化傳播與鄉村發展；新聞傳播與科教影視。主持國家級省部級相關課題多項；編導出版十余部電子聲像作品和教材，其中，電視科普片《數字化農業》榮獲第八屆全國農業電影電視“神農獎”科普類金獎；著有《中國鄉村傳播實證研究》、《溝通智慧與傳播》、《新農村“自下而上”信息傳播范式研究》等7部；發表學術論文7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