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谷文國
《群書治要》是唐太宗于貞觀初年命魏徵等人編撰的治世寶典，凝聚了古人治國理政的寶貴智慧，對于“貞觀之治”盛世的開創有著直接影響，被譽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之精華。魏徵在序文中說，此書的編撰“爰自六經，訖乎諸子”，共選用六十六種典籍，按照經、史、子三部分類法來取材和整合，對于人們有效地閱讀《群書治要》，洞悉其中蘊藏的修齊治平之道，提供了可資依循的指引。
稽古致治：《群書治要》的編撰緣由
《群書治要》一書的編撰，既非一蹴而就，也非隨意剪裁，而是有著鮮明的現實關懷。唐太宗即位之后，深感創業不易，守成更難，于是推行偃武修文、與民生息的政策。考慮到古代遺留下的典籍卷帙浩繁，為政者既不易于通讀，又難于知其大本大要，為了更好地鏡鑒歷代得失成敗，明了歷史治亂興衰之道，進而用之于治國理政，唐太宗下詔命魏徵、虞世南、褚亮和蕭德言等人編撰《群書治要》，綴敘治道大略，以備隨時閱覽。
據魏徵所言，《群書治要》取材自一萬四千多部、八萬九千多卷古籍，時間跨度上始于五帝，下至于晉代，涵蓋了古人關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精髓，凡五十余萬字，因“本求治要，故以《治要》為名”。全書收錄典籍六十六種，皆以救弊于一時，尋究平治天下之道。此書于貞觀五年編成，唐太宗看后稱贊說“觀所撰書，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又說閱讀此書“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堪稱資政巨著，命人繕寫十余部分賜太子及諸王，以作施政參考之用。
弘文崇賢：《群書治要》的編撰背景
隋唐之際，儒家思想經歷了一番新的重構和整合。傳世的九經、十二經、十三經逐步確立，《五經正義》次第編撰，包括六學二館的設立等等，對當時及后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里面有很多舉措是在貞觀之際完成的，被后世史家贊為“儒學之興，古昔未有”，展現了貞觀一朝重視教化的重要一面。據《舊唐書·志·經籍上》所載，唐太宗一方面下令搜集散佚在民間的古代典籍；另一方面，又命魏徵等人對這些典籍進行匯校和整理，使得各方面的書籍漸次完備齊全，為此后自上而下地推行教化奠定了良好基礎。
除了經典典籍的編撰之外，唐太宗還建立六學二館，從制度上加以強化。六學即國子監統轄下的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和算學，二館即弘文館和崇文館。兩館都注重經書典籍的整理和修訂以及教授生徒。每逢朝廷上有重要制度的改革，還可以參與議定。其目的就在于篤厚風俗，化成天下。在史鑒方面，太宗曾謂：“朕觀前代書，彰善祛惡，足為后世鑒。”故又命人修史，希望從中能吸取前代興衰成敗的教訓，避免重蹈覆轍的危險，此足可看到貞觀一朝的文治之風。《貞觀禮》《五禮》《五經正義》等重要典籍的編撰，以及二館的建置，為《群書治要》的順利編撰起到了良好的推動作用，使這部規模宏大的治世寶典得以貫徹和落實用之于治世的初衷。
廣博切要：《群書治要》的編撰體例
《群書治要》按照經、史、子的順序編撰，次第謹嚴，便于尋究，被譽為“次經之書”。魏徵在《群書治要》序文中說，“用之當今，足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有著鮮明的經世致用取向。《群書治要》經部選了十二種典籍，如《周易》《尚書》《毛詩》《周書》《國語》《孔子家語》等，其根本目的在于“先明道之所以立，而后知政之所以行；先尋教之所以設，而后得學之所歸”。讀之能令人見本知末，原始要終。簡言之，要以經為本，先明了大道，然后再以道治國。
從史部來看，《群書治要》選取了以下史書：《史記》《吳越春秋》《漢書》《后漢書》《魏志》《蜀志》《吳志》《晉書》，共有二十一卷之多，所占比例最大，旨在為唐太宗的治國理政提供可資勸戒的歷史經驗教訓，以期達到聞者足戒、簡而易從的效果。《群書治要》子部選了四十八種典籍，囊括了唐以前可以見到的有代表性的諸子著作，如法家類的《商君子》《韓子》、道家類的《老子》《莊子》、雜家類的《呂氏春秋》《淮南子》等，足以說明其視野是寬闊的，只要能有利于治國平天下，一概可以取用。比如法家，魏徵認為“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慝，齊不軌，而輔于治者也”，意思是說，法可以使人君禁止邪惡，整齊法度，進而輔助自己治理國家。雜家之類的著作，兼有儒墨之道，能匯通百家的意旨，使人能獲悉福禍存亡之道，也可以為人君治國所用。正如魏徵在《隋書》中所說：“夫仁義禮智，所以治國也，方技數術，所以治身也。”
總而言之，經、史、子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視域中有其獨特的魅力和內涵，這種分類法本身也足以說明其并非只具有單純的目錄學功能。立足于中國固有的學術傳統和思想脈絡，從經、史、子三部分類的角度探究《群書治要》的編撰體例和主旨，并進而闡釋其蘊藏的明道立政、弘德治世的思想，領會“其務乎政術，存乎勸戒”“昭德塞違，勸善懲惡”的深刻用意，不僅可以日用日新，也能助推其當代價值的彰顯和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