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書治要·崔寔政論》論及國家由盛轉衰的原因時，有這樣一段闡述：“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習亂安危，逸不自睹。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疏遠之臣，言之賤廢。是以王綱縱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悲夫！”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大凡國家得不到治理的原因，多是由于君主承繼太平之世已久，風氣日漸變壞也不覺察，政治逐漸腐敗也不變革，習慣于混亂，安于現狀，逸樂而看不到危機。有的荒淫奢侈，不考慮國家大事；有的不聽忠言勸告，滿足虛偽，忽視真誠;有的在歧路徘徊，不知何去何從;有些是被信任的大臣，只求中飽私囊，保住俸祿；有些是被疏遠的臣子，因地位低微，諫言被棄而不用。于是，國法松弛于上，有識之士憂忡于下，真是可悲啊！唐朝詩人李商隱在考察歷史之后，在《詠史》中也同樣感嘆到：“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在《群書治要》中，多處講到了盛世之君與衰世之主的特征。這些特征可以讓我們更深刻認識到官德修養對于國家盛衰的重要性。
盛世之主與天下同喜同憂；衰世之主獨制其民
在《群書治要·魏志下》上講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也。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莫救也。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是說，過去夏、商、周每個朝代都經歷了十幾世，而秦國二世就滅亡了。為什么呢?因為夏、商、周三代的君主，能與天下百姓共享幸福，與天下百姓共同承擔憂患。而秦始皇獨裁專制、壓迫人民，所以一旦國家危險，就無法拯救了。與百姓共享幸福的，百姓必定和他共同承擔憂患。與百姓共享太平的，百姓必定會盡力拯救國家的危難。
盛世之主尊重歷史，以古鑒今；衰世之主自以為是，剛愎自用
《孔子家語》上記載，孔子說：從前之事是用以啟發當今之人的。如果一個君主不努力追尋前朝之所以能安穩存在的足跡，并且又不重視其之所以危亡的原因，這就好像一如往常地倒退行走，卻乞求能趕上前人。《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學習前賢先哲的言論和行事，以培養和提高自己的道德學問，是歷代凡有成就者共同的規律，無論是為君、為臣，為政、治學，概莫能外。
在這方面，唐太宗做出了最好的榜樣。太宗二十七歲即位后，偃武修文，特別留心治平之道，休生養民。鑒于前隋滅亡的教訓，他深知創業不易，守成維艱，在位期間，命令魏征、蕭德言等，整理歷代治國資政史料，編撰成《群書治要》一書。唐太宗在讀《治要》后，在《答魏征上〈群書治要〉手詔》中感慨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學業，先王之道，茫或涉海。觀所撰書，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其為勞也，不亦大哉！”并命令繕寫《治要》十余部，分賜太子及諸侯王以作從政龜鑒。在《貞觀政要·慎終》上記載：貞觀九年，唐太宗再次總結閱讀史書的感受時說：“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由此可見，正是太宗對于歷史經驗的尊重和借鑒，使其成就了“貞觀之治”的盛世。
亡國之君恰與之相反，《呂氏春秋》上說：“亡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自驕則簡士，自智則專獨，輕物則無備。無備召禍，專獨位危，簡士壅塞。欲無壅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眾，欲無召禍必完備。三者，君人之大經也。”是說，亡國的君主肯定是自高自大，肯定是自以為聰明，肯定是輕視眾人。自高自大就會怠慢世人，自以為聰明就會獨斷專行，輕視他人就會沒有防備。人才不齊備就會招致禍患，專斷獨行會使地位不穩，怠慢士人就會閉塞視聽。想不閉塞就一定要禮賢下士，想地位穩固就一定要得到眾人支持，想不招致禍患就一定要人才齊備。這三條，是君主的治國大略。
從歷史上看，亡國之君恰恰違背了這幾條。《史記》上記載的商紂王和秦王朝的例子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紂天資聰明，口才好，反應很快，辦事敏捷，他的才能和力氣超過平常人，能空手與猛獸格斗。他的智慧足夠用來拒絕臣下的勸諫，掩飾自己的錯誤。他向群臣夸耀才能，認為別人都不如自己。結果就被武王推翻了。而秦朝自穆公以來，漸漸蠶食諸侯，最終成就了始皇。始皇自以為功業勝過五帝，疆土之遼闊超過三王，因此恥于與其并列。始皇自滿，不肯向別人請教，一錯到底，不曾改變。二世秉承其作風，因循不改，暴虐無道，加重了政治危機。子嬰孤立無親，憂懼軟弱，無人輔佐。秦朝三代君主迷誤終身而不覺悟，導致滅亡，不是很應該嗎？
盛世之主任用賢臣；衰世之主相信佞臣
在《群書治要·吳志》上總結前人治國的經驗說：“古之圣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而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意思是說，古代的圣明帝王，之所以居住在深宮之內而知道萬里之外的事情，安閑地坐在衽席之上，卻能看清楚八方的最遠處，原因就在于任用了賢才。相反，大凡亡國之君，其朝中不見得沒有能使國家大治的臣子，其府中不見得沒有古代先王留下的典籍，然而卻終未免其亡國，原因是什么呢？是因為其賢臣不能得以任用，其先王的禮法不能得以推行。《傅子》上還舉例說明了這一點：“桀信其佞臣推役侈，以殺其正臣關龍逢，而夏以亡。紂信其佞臣惡來，以剖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而殷以亡。”《典語》上總結說：“夫世之治亂，國之安危，非由他也。俊乂在官，則治道清；奸佞干政，則禍亂作。”
盛世之主樂聞其過；衰世之主樂聞其譽
在《群書治要·吳志》上總結前人治國的經驗說：“古之圣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而明照八極之際者， 任賢之功也。”意思是說，古代的圣明帝王， 之所以居住在深宮之內而知道萬里之外的事情，安閑地坐在衽席之上，卻能看清楚八方的最遠處，原因就在于任用了賢才。相反，大 凡亡國之君，其朝中不見得沒有能使國家大治的臣子，其府中不見得沒有古代先王留下的典籍，然而卻終未免其亡國，原因是什么呢？是因為其賢臣不能得以任用，其先王的禮法不能得以推行。《傅子》上還舉例說明了這一點：“桀信其佞臣推役侈，以殺其正臣關龍逢，而夏以亡。紂信其佞臣惡來，以剖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而殷以亡。”《典語》上總結說：“夫世之治亂，國之安危，非由他也。俊乂在官，則治道清;奸佞干政，則禍亂作。”
盛世之主樂于罪己；衰世之主樂于罪人
孔子最贊嘆的圣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都是喜歡聞聽自己過失的人，并且能做到“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政要論》上引用《左傳》中的話講到：“大禹、商湯歸罪自己，其國家勃然興盛；夏桀、商紂怪罪別人，其國家忽然滅亡。”在《后漢書》上記載：“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宮室榮耶？女謁盛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從前成湯遭遇旱災的時候，便以六件事自責說：“治理政事不符合法度嗎？使用民力太急劇了嗎？宮室是不是太奢華？得勢嬪妃弄權干政形成風氣了嗎？賄賂盛行了嗎？進讒言的人太猖狂了嗎？”而夏桀和商紂王恰恰相反，因為他們荒淫無道，被湯武征伐，他們不僅不反省自己的過失，反而后悔以前沒有殺了湯王和文王：“故桀囚于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于夏臺;紂拘于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其不殺文王于牖里。”(《淮南子》)
盛世之主抑損情欲，勤于政事；衰世之主縱欲享樂，荒廢政事
《晉書上》講到：“三代之興，無不抑損情欲；三季之衰，無不肆其侈靡。”也就是說，從歷史上看，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興盛，沒有不是抑制自己情感上的欲望而成就的； 三代的衰敗也沒有不是由于恣意講究奢侈浪費而導致的。《魏志下》上記載著臣子有這樣的進諫：所謂好的政治，主要是提倡節約，珍視民力；所謂惡劣的政治，就是隨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希望陛下認真考察一下古代的政治，開國之初為什么會清明興盛，到末期為什么會衰弱以至于滅亡，同時再看一看近代漢朝局勢的變化，就足以觸動內心而產生戒懼了。
《政要論》上也說：修身治國，沒有比節制欲望更重要的了。經傳上說：欲望不可放縱。遍觀家庭與國家，其取得成功，沒有不憑藉于儉約的；其導致失敗，沒有不是因為奢侈的。儉約者控制欲望，奢侈者放縱情感;放縱情感者危險，節制欲望者平安。堯舜所住之處，門前只有三級土臺階，夏天穿葛布衣服，冬天穿鹿皮衣服。大禹宮室低矮，飲食微薄。這幾個帝王，不是其心里不喜好，而是因為十分節儉。
在《尚書》上記載：帝禹之孫、帝啟之子太康身居帝位而不務正事，貪圖安逸享樂，喪失了應有的品德，百姓都對其懷有二心。他縱情游樂沒有節制，在洛水之南打獵，百余天不回京都。有窮國國王后羿，趁著國民不能忍受其所作所為的機會，在黃河岸邊阻擋太康回都。當時，太康的五個弟弟侍候他們的母親隨從打獵，在洛黃交匯的河灣等候他。其五個弟弟都埋怨太康，遂遵循大禹的訓誡而作歌。 其一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我觀天下之事，認為愚夫愚婦都能戰勝我。對于民怨，豈能只在乎已經顯露的，應在尚未顯現時就有謀劃。我面臨億萬民眾，危懼的心情就像用腐朽的繩索駕駛六馬之車，作為民眾的君主，怎能不謹慎呢？”其二曰：“《訓誡》中有這樣一段話：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獲弗亡。”其三曰：“只因有了堯帝，才占有了冀州這塊地方，現在如果丟棄了堯的治國之道，搞亂了堯的法紀綱常，就會招致滅亡。”其四曰：“我們十分圣明的祖先，是眾多諸侯國的君主，有治國的典章法則，遺留給他的子孫，現在卻聽任荒廢前人的事業，覆滅宗族，斷絕祭祀！”其五曰：“啊！我們將何以回歸？我想到這些便感到悲傷。普天下的人都怨恨我們，我們將依靠誰呢？我內心充滿哀傷，臉上蒙著深深的羞愧，平日不慎修自己的品德，雖然后悔，難道能追回嗎？”
“讀史使人明智。”習近平同志在《領導干部要讀點歷史》的講話中談到：“歷史的興替演進、起伏變幻，往往沉淀出許多規律，完全可以古為今用、古為今鑒。”從學習《群書治要》中的歷史經驗，可以得出這樣的基本結論：國家由盛轉衰的根本原因在于官員的道德出了問題，正所謂：“國家之敗，由官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