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余莉
摘 要：領導者的識人能力是任人唯賢的保證。領導者明辨是非、忠奸的能力是決定領導者能否重用賢人的關鍵，能否明辨忠奸是評價領導者明智與否能力的一項重要因素。提升識人能力可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一是既要博聽，也要精察，掌握二者之間的辯證關系；二是不能僅靠眾人的好惡來判斷人才的賢德與否，以避免結黨營私的弊端；三是要重視從根本上觀察人的德行，抓住“任賢遠佞”的用人原則，選任孝廉之人、賢圣之人、直諫之人，薦賢之人、隱惡揚善之人。
關鍵詞：領導能力 明辨 任人唯賢
諸葛亮在《前出師表》中寫道：“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很多領導者似乎都明白任人唯賢的重要性，但在實際生活中，卻往往做不到任人唯賢。《群書治要·六韜》中曾總結不能重用賢者的七種原因：“主弱親強，賢者不用”，即君主弱小，親屬勢力強大，權力無法集中在君主的手中，即使出現了賢德的人，也不能被君主重用；“主不明，正者少，邪者眾，賢者不用”，即君主不夠明智，而身邊正直的人少，邪曲不正的人多，賢德的人也不會被重用；“賊臣在外，奸臣在內，賢者不用”，即賊臣在外誹謗，奸臣在內進獻讒言，賢德的人也不會被重用；“法政阿宗族，賢者不用”，即法律政策都是偏向于自己的親戚，導致任人唯親，而不是任人唯賢，賢者就得不到重用；“以欺為忠，賢者不用”，即把欺騙自己的人當成是忠臣，賢者就不會被重用；“忠諫者死，賢者不用”，即忠臣發現國君有錯誤，不惜犯顏直諫，指正其過錯，但是君主喜歡巴結諂媚、阿諛奉承的人，厭惡直言不諱的人，不僅不獎賞賢臣，反而會置賢臣于危險的境地，這樣賢者也得不到重用；“貨財上流，賢者不用”，財貨都流向上面，說明君主貪財好利，而賢德的人最大的特點就是沒有自私自利、貪財好利的心。在以上這七種不能重用賢德之人的情況中，有四種都與領導者不夠明智，因而不能明辨忠奸、誤用小人密切相關。因此，提升領導者明辨是非、忠奸的能力就成為決定領導者能否重用賢人的關鍵，能否明辨忠奸也成為評價領導者明智與否能力的一項重要因素。以史為鑒，領導者提升識人用賢能力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掌握好博聽與精察的辯證關系
《群書治要·體論》中講：“夫聽察者，乃存亡之門戶，安危之機要也。若人主聽察不博，偏受所信，則謀有所漏，不盡良策；若博其觀聽，納受無方，考察不精，則數有所亂矣。”“聽察”指聽取和考察各種意見，“門戶”比喻事物的關鍵，“機要”是關鍵的意思，“無方”指沒有方法，“數”即策略。聽取和考察各種意見是國家存亡安危的關鍵。假如君主不能廣泛地聽取和明察各種意見，只接受親信者的言論，那么謀劃必定有疏漏，采用的不都是上好的策略；假如君主能廣泛地聽取和明察各種意見，但采納的方法不對，考察又不精確，那么策略必然混亂無章。這句話是提醒領導者，廣泛地聽取各種意見對于做出正確的判斷至關重要，此所謂“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但是廣泛聽取建議的時候，還要認真精察，不能什么話都聽信。
君主身處萬人之上，日理萬機，要關心的事情很多，自然會遺漏很多細小之事，不能體會一般百姓的苦楚。所以，要依靠賢明臣子的輔助，才能洞察百姓的需要。因此，君主必須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情況，對全局有所了解，否則，很難作出正確決策。晉平公曾問叔向：“國家最大的禍患是什么？”叔向說：“大臣重視祿位而不愿力諫，小臣怕獲罪而不敢說話，下情不能上達是國家很大的禍患。”
《管子》中也記載，齊桓公向管仲請教：“我想擁有天下而不失去天下，得到權力而不喪失權力，不知如何做到？”管仲回答說：“你要認真考察百姓所厭惡的，從而引以為戒。在黃帝時，他設立明臺讓群臣在那里議論國事；堯設立衢室，為的是讓下情上達，主動詢問百姓的意見；舜在朝門外設立了進諫的旌旗；禹王在朝門外設立了進諫的鼓；湯王設立了一個能夠使街頭巷尾的議論、意見都能匯總的庭堂。這些制度都是為了更好聽取百姓的批評建議。這就是古代英明的圣王之所以能夠擁有天下而不喪失天下、得到權力而不喪失權力的原因。”管子勸諫齊桓公要效法古圣先賢主動聽取民眾批評建議的態度，這樣才能清楚自己的得失，不會失去天下。
可見，在位者必須重視傾聽人民的呼聲，使下情上達。為此，古人還設立各種制度，鼓勵臣子進諫。正如《群書治要·潛夫論》中講：“治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后君明察而治情通矣。”《群書治要·漢書五》記載：古代圣王采取的制度，是史官在前記載君主的過失，樂工誦讀規勸的諫言，平民百姓在道路上可以批評時事，商旅之人在市場上可以隨意議論朝政，這樣國君方能聽到他的過失，見義則從，加以修正。《群書治要·后漢書三》中亦記載楊震之語：古代圣哲明王所以能明察事理、修政安民的原因，就在于不僅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讓人們隨時可以進諫，甚至聽到百姓的怨罵，都會洗耳恭聽、真誠接受，真正地做到了廣泛聽取普通百姓的意見、全面細致地體察民情。這些勸諫制度的制定，都是為了使民情上達，民心安定。只有廣開言路，才能洞察隱憂，做到兼聽則明，不被蒙蔽。
君主雖然要博聽眾意，引導群臣直言不諱、敢于勸諫，但是在接受勸諫的時候，也明辨是非邪正，不能什么都聽。
貞觀三年，唐太宗對房玄齡和杜如晦說，他聽聞古代帝王上合天心，都能以上天的仁慈之心來治國，因而能讓天下太平。同時，這些帝王除了有仁愛心之外，關鍵還在于有這些股肱大臣的輔佐。他體會到這一點，于是廣開直言之路，鼓勵臣子勸諫。唐太宗廣開言路的目的是了解政事得失，以避免百姓之中有被冤枉的。但是后來卻發現，這些上奏言事的人都在揭發別人的隱私，談論百官的缺點，而且非常瑣碎，與國家的安定和諧根本沒有關系。大多數人都在利用皇帝廣開言路的機會批判別人的隱私，甚至公報私仇。
唐太宗接著說，他考察歷史上的很多皇帝，都是因為一些人嫉賢妒能、毀謗臣子，造成君主懷疑臣子而對臣子失去信任。而一旦君主不信任臣子，下情就不能上達。臣子“欲盡忠極慮”，臣子想竭盡全力地為國家出謀劃策也做不到。由此可見，中國人非常講中庸之道，沒有偏在一邊。雖然強調廣開言路，鼓勵人們犯顏直諫，提出不同意見，但同時也要辨別諂媚之言、誹謗之言以及不符合公義之言，不能聽之任之。不能因為那些沒有見識的人專門無中生有地進獻讒言而去懷疑臣子，破壞臣子良好的聲譽，搞亂君臣之間的關系，這對國家長治久安沒有絲毫幫助。所以，唐太宗下令，從今以后，假如有人上書無中生有攻擊他人，就要定進讒言的罪。
唐太宗一方面廣開言路、聽取諫言，另一方面又能明察、分辨這些勸言的邪正，從而作出正確的決定，使謀劃、策略不至出現大錯。可以說，這一智慧不僅對于提升領導者明辨能力至關重要，也對新時代做好信訪工作具有重要啟發。
二、眾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焉
領導者判斷屬下的賢德與否，不能僅僅依靠眾人的意見，而必須自己深入考察、細致了解具體情況，明辨眾人贊揚或毀謗一個人的真實原因。《群書治要·史記》記載，齊威王即位后，九年之間，諸侯都來討伐他，致使國家得不到治理。于是，齊威王召來即墨大夫，對他說：“自從你到即墨之后，寡人每一天都能聽到毀謗你的言語。但是寡人派人視察即墨，發現田野都得以開辟，人民豐衣足食，官府沒有積壓的公事，齊國東部地區因此得以安寧。這是因為你不會討好我的左右以求得贊譽的緣故。”于是，齊威王封賞了即墨大夫一萬戶食邑。
接著，齊威王又召來阿地的大夫，對他說：“自從派你去駐守阿城，每一天我都能聽到贊嘆你的聲音。但是寡人派人到阿地視察，田野沒有得到開辟，人民過著貧苦的生活。趙國攻打甄地的時候，你不能出兵去救援；衛國取得薛陵的時候，你居然連這件事都不知道。這是由于你善于以重金巴結寡人的左右以求取聲譽所導致的。”所以，當天齊威王就烹殺了阿地的大夫，而且把曾經贊譽阿大夫的人也一同烹殺了。結果，齊國上下都感到很恐懼，人人不敢再文過飾非，做事務求真實，竭盡全力做好自己的本分。最終齊國得到治理。
《論語》中說：“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子貢曾經向孔子提這樣一個問題：“鄉人皆好之，何如？”全鄉的人都贊嘆他好，能不能判斷他就是一個善人呢？孔夫子說：“未可也。”意思是說還不一定呢。子貢又問：“鄉人皆惡之，何如？”如果全鄉的人都厭惡他，可不可以判定這個人就是個惡人呢？孔子說“未可也。”這也不一定。“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不如全鄉里善良的人都喜歡他，不善良的人都厭惡他，這樣才能夠判斷出這個人的善惡。
在《群書治要·晏子》中記載著一個類似的故事，也說明了這個道理。起初，齊景公派晏子去治理阿城。結果治理了三年，毀謗晏子的聲音全都傳到了齊景公的耳朵。齊景公非常生氣，就把晏子召了回來。他說：你去治理阿地三年，結果到處都是毀謗你的聲音，看來你治理得很有問題。晏子很有智慧，他沒有立刻辯白，也沒有馬上說明事實真相。他說：請您再給我三年的時間，三年之后，我一定讓贊嘆的聲音傳到您的耳朵。齊景公答應了他。結果晏子再去治理阿城，三年之后，果然贊嘆的聲音全都傳到齊景公那里。齊景公很高興，把晏子召回來，并要封賞他。這時，晏子才說：三年之前我所做的事應該受到獎賞，但是您卻要懲罰我；而三年之后我所做的事應該懲罰我，但是您卻要獎勵我。我不應該接受您的獎賞。
齊景公問其原因。晏子說：以前我在去治理阿城的時候，修筑小路，加強住宅里巷門戶的防務，這樣做了之后，邪惡的人就憎恨我；我還提倡生活節儉，力行孝順父母、友愛兄長，懲罰那些茍且偷懶的人，以至懶惰的人就怨恨我：審判案件的時候，我不包庇顯貴豪強，以致顯貴豪強之人厭惡我；我身邊的人有所要求，合法的我才給予，不合法的就不給予，結果我左右的人就討厭我；我接待地位顯貴的人時，親近程度不超過禮儀的規定，結果地位顯貴之人也不喜歡我。于是三種邪惡之人在外毀謗，兩種讒佞之人在內部毀謗，所以三年之內，這些毀謗的聲音全都傳到您的耳邊。后來，當我再去治理阿邑時，我就改變了原來的做法，停止修筑小路，放松住宅里巷門戶的防務，結果邪惡之人就高興了；不再推崇生活節儉、盡力孝順父母、親愛兄長，也不懲罰那些茍且偷懶的人，結果懶惰之人就高興了；判決訴訟時偏袒顯貴豪強，顯貴豪強的人就高興了；只要身邊之人有所要求，我不論對錯就全部答應，結果左右之人也都高興了；接待地位顯赫之人時，親近的程度超過禮儀規定，結果地位尊貴之人就高興了。三種邪惡之人在外部稱贊，兩種諂邪之人在內部稱贊，所以，三年之內我的好名聲就傳到您的耳邊了。晏子講完之后，齊景公低頭沉思片刻，仍然給予晏子以重賞。可見，齊景公還是一個非常明理的人。
這說明，一個人雖然想做利益大眾、利益國家的一些事業，但并不是一定就能得到大眾的理解和支持。很多人不支持是因為關注自己的私利，或自己的眼前利益受到了危害，而并不是這個人所做的事從長遠和全局來看本身是錯誤的。因此，如果領導者都以社會世俗大眾的好惡作為判斷事物該做和不該做的標準，并不能總是得出理性和正確的判斷。例如，有些領導干部上任之后，不考慮國家民族長遠的發展，只是希望社會大眾給自己一個贊嘆，留下一時的好名聲，就大搞政績工程，但都是短期效應，卻不顧及子孫后代的長遠發展，但社會大眾也會對之大加贊嘆。長此以往，很多弊病就會出現。《群書治要 ·六韜》中講得好：“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為賢智，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于無罪，邪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故其國不免于危亡。”如果君主把世俗大眾所稱贊的人看成賢德的、有智慧的人，把世俗大眾所毀謗的人稱為不肖之徒，那么喜歡結黨營私的人往往被舉薦出來；而不愿意結黨營私、黨羽少的人就會被罷退。因此，邪曲不正之人結黨營私、排除異己，把真正賢德之人蒙蔽、埋沒了，忠臣還可能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被處死，奸邪小人以虛有的聲譽取得了領導的位置。結果，世間的亂象愈來愈嚴重，這個國家也就免不了要危亡。
由此可見，領導者不能簡單地僅僅依靠眾人的好惡來對人才的賢德與否作出判斷。同時也說明，西方一人一票式的民主選舉很難避免結黨營私，因而也不能保證所選舉出來的候選人是德才兼備的合適人選。
三、任人的原則和標準
領導者要提升明辨忠奸的能力，就要學會從根本上觀察人的德行，抓住用人的原則并掌握一些具體觀察人的方法。古人的用人原則簡單地概括為一句話就是“任賢遠佞”。《群書治要·說苑》記載，周成王將要行冠禮。周公讓祝雍致祝辭，并要求簡明扼要。祝雍說，“使王近于仁，遠于佞，嗇于時，惠于財，任賢使能”。即希望大王能夠親近仁德的人，遠離奸佞的人，珍惜時間，惠施財物，任用賢德能的人。所以任賢使能、近賢遠佞就成為古人用人的基本原則。這也是幫助領導者保持明智的重要方法。那么，怎樣觀察和判斷一個人是賢德之人呢？古人認為，賢德的標準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孝廉之人
古人說，“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自古以來，中國就把舉孝廉作為人才選拔的根本標準。《孝經》中說，一個人不愛他的父母親而愛其他人，是與德行的本質相背離的；一個人不尊敬他的父母親而尊敬其他人，是與禮的本質相背離的。這是因為，人生在世，對自己恩德最大的無過于父母的養育之恩。但如果一個人連父母這么大的養育之恩都不能報答，那么還有誰的恩德值得他報答呢？所以不孝父母的人，沒有恩義、情義、道義的處事原則，往往就會見利忘義、忘恩負義。此外，因為孝子“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言行舉動都會小心謹慎，念念不忘父母的教誨，自然不會做貪污賄賂，以權謀私等辱沒父母名聲之事。
廉，首先意味著不貪。《大學》中講，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又從戒貪開始，即人在財色名利等各種誘惑面前，都能把持自己，做到如如不動。古人任用官員，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看他是否有貪心，其實也就是看他是否足夠理智，否則就會情令智迷、利令智昏。
（二）賢圣之人
《群書治要·呂氏春秋》中說，忠臣孝子是君主、父母特別想得到的；榮華富貴也是人臣、人子所希望的。但是君主、父母往往得不到忠臣孝子，臣子、兒女也不能得到富貴顯榮，都是因為不懂得禮義。而不知禮義是因為不學圣賢教誨所致。所以古代圣王沒有不尊師重道的。一個人不尊君子、賢圣為師，便無從了解大道，以致所作所為都是憑著自己的喜好以及世俗的觀念，往往會走向歧路。因此，能夠以言傳身教教化百姓的老師，尤其是圣賢君子，應該受到國家最高的重視。
《群書治要·尸子》中對此做了一個形象比喻：如果房屋失火，有人幫助把火撲滅。失火的人一定會對他感恩戴德；而有經驗的老者提醒他，把墻的縫隙涂好，把煙囪做得彎曲些，使他終身沒有失火的憂患，但他卻不知道感恩戴德；同樣道理，如果一個人被抓進牢獄，有人進入牢獄把他救了出來，使他免于牢獄之災，他家三族之人都會對這個人感恩戴德；而那些教導人仁義慈悌道理的人，讓人奉行仁義而終身沒有牢獄之災，但是人們卻不知道對教導之人感恩戴德。可見，能夠言傳身教教化大眾的仁者，可以使人根本不去作奸犯科，對于形成良善的社會風氣至關重要、不可替代。因此，這些人受到尊敬，就可以將很多社會問題處理在萌芽狀態，達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這也是為什么作為至圣先師的孔子，在傳統社會倍受禮敬和祭祀的重要原因。
（三）直諫之人
《呂氏春秋》說：“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直言也。”賢明的君主最重視的無過于士人。他們之所以重視士人，就是因為他們能夠犯顏直諫。如果士人說的話非常直接，那么君主就能夠看到自己邪曲不正的地方。對于君主而言，最忌諱的就是他想知道自己的過失，但是卻又厭惡直言。這就如同阻塞了水源，卻想要得到水一樣荒謬。如果君主想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過失，就要任用敢于犯顏直諫的人。
《周易》中說：“王臣謇謇，匪躬之故。”大王的臣子忠厚老實、犯顏直諫，不是為了自身的緣故，而是想匡正君主的過失。君主犯有過失是危亡的征兆。臣子見到君主有過失而不勸諫，就是輕視君主陷于危亡的境地。輕視君主陷于危亡，是忠臣所不忍心做的。可見，如果領導者周圍有冒著大不韙、大不敬的后果而犯顏直諫的人，這個人是對領導非常忠心的人。正如《群書治要·政要論》說，“賢人君子不忍觀上之危，而不愛身之殆”。賢人君子不忍心看到君主處于危殆的境地，所以他不顧自己的危難。“故蒙危辱之災，逆人主之鱗，及罪而弗避者，忠也、義也。”因此他冒著蒙受危難、受辱的災禍，揭開人主的“龍鱗”，即使有罪也不愿逃避，完全是出于一片忠義之心。一代明君唐太宗之所以能夠任用犯顏直諫的魏徵，就是因為他明白能夠犯顏直諫的人才是真正的忠義之士。
（四）進賢之人
古語云：“觀德于忍，觀福于量。”觀察人是否有德行，就看他能不能忍，尤其是能否忍辱；觀察人是否有福德，就看他的度量，因為量大福大。《群書治要·孔子家語》記載，子貢向孔子請教：現在的臣子，誰能被稱為賢德的呢？孔子說：齊國的鮑叔牙和鄭國的子皮可以被稱為賢者。子貢聽后感到奇怪，于是又問：難道齊國沒有管仲、鄭國沒有子產嗎？因為管仲協助齊桓公治理齊國，子產做鄭國的宰相，他們把齊國和鄭國都治理得井井有條，都是很有才能的人。孔子回答說：賜！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聽說是出力的人賢德，還是進賢的人賢德呢？子貢回答說：當然是進薦賢德之士的人，才能被稱為賢明。孔子說：是啊。我聽說鮑叔牙能夠讓管仲顯達，子皮能夠讓子產顯達，而沒有聽說管仲和子產能夠推薦比自己還賢德的人。可見，在孔子看來，評價一個人是否賢德，要觀察他是否能夠推薦賢人。因為，這既需要他有識人之智，也需要有不嫉賢妒能之德，只有毫無私心的人才不擔心德才兼備的人位置超過自己而愿意舉薦賢人。
《說苑》記載，有一賣酒之人，把酒器洗得非常干凈，把酒旗懸掛得也很高，但是他的酒都放酸了也賣不出去。他就問鄰居是什么原因。鄰居說：因為你們家有一條猛狗。當有人攜帶酒器想過來買酒時，這條猛狗就迎上去亂咬。這就是你的酒賣不出去的原因。國家也同樣有猛狗，即國家中有權勢又嫉賢妒能之人。當有道德學問的人想去輔佐國君時，這些有權勢的人就迎上去對他們誹謗、中傷。這些人就是國家的猛狗。
可見，賢能之人之所以被不被任用，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國君身邊所任用的都是嫉賢妒能之人。他們就像猛狗一樣，看到賢德的人便唯恐他們來到國君的身邊而取代自己的位置，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于是不惜造謠生事。
正是因為古人認識到任賢使能對國家安危、成敗至關重要，所以在制度上規定進賢者必有賞，進不肖者必有罪，而不敢推薦人才的人，被稱為無能之人。這一制度的推行有助于避免臣子嫉賢妒能，并愿意舉薦德才兼備之人。
（五）隱惡揚善之人
《群書治要·體論》上說：“君子掩人之過以長善，小人毀人之善以為功。”君子掩飾別人的過惡來長養自己的厚道善良；小人毀謗別人的善行善舉而以為有功。所以古人通過觀察人的言語，就可以辨別其賢德與否。《格言別錄》中說：“德盛者其心和平，見人皆可取，故口中所許可者多；德薄者其心刻傲，見人皆可憎，故目中所毀謗者多。”所以觀察一個人經常毀謗別人、挑剔別人，還是經常贊嘆別人、稱揚別人，就可以知道這個人德行的厚薄了。古人說：“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有德之人念念希望整個集體團結一致，所以不會到領導面前搬弄是非。當然，如果存心是希望幫助同事改正錯誤，則另當別論。對此，領導者也需要“兼聽則明”。
以上是領導者觀人、任人的一般原則。當然，實踐中具體情況往往紛繁復雜，需要領導者在掌握基本原則的基礎上綜合研判、靈活運用。最關鍵的在于領導者心地清凈，以身觀身。而且從根本上說，領導者修身有成，自然能夠感召志同道合的下屬，這就是《周易》中“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