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余莉
中國歷史上的慈善傳統，經過先秦時期思想的發端，到了兩漢時期得以落實在社會執行層面，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眾多較大規模的官辦慈善機構。漢魏六朝時期的社會慈善活動，主要體現為官方承辦的救濟式慈善，即國家注重從制度設計層面消除因為階層、行業、老弱、疾病、災難等所導致的貧富差距。
（一）
戰國時期的動亂影響了漢初的發展，社會背離了“以農為本”的方向。到漢文帝時，接受了賈誼和晁錯的建議，厲行節儉，重農務本。晁錯在上書中說：百姓趨從利益，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并不在乎流去的方向。珠玉金銀，餓了不能充饑，寒時不能保暖，然而大家都認為貴重，那是因為上層之人喜歡，底層之人就會效仿，爭相搶購。東漢的崔寔也提出：世間奢侈的風氣越來越重，服飾違背禮制，沒有實用價值的器具（如古玩、字畫、奢侈品、石頭等）越來越昂貴，而農業這個本業卻越來越低賤。務農之人很勤苦，收入卻都很微薄；從事工商業的人很安逸，利潤卻豐厚百倍。這導致農民放下鋤頭去雕花刻鏤，織女放下織機去刺繡。結果，耕種之人愈來愈少，從事末業（即商業）之人愈來愈多。財富集聚在少數商家的手里，百姓窮匱。一旦年景不好，五谷不豐，受饑挨餓、流亡過世的人就數不勝數。從上到下都很窮匱，無法做到互相接濟。因此“明君貴五谷而賤金玉”，應把農業看成是國之根本，而不看重金銀珠寶。
正因為認識到農業是國之本業，漢文帝開設了天子的責任田，并且親自耕種以勉勵百姓回歸農業。此外，漢朝還采取了一系列利農惠農的政策，重視糧食蓄積，以備賑災救濟之用。例如，漢宣帝時設立了“常平倉”的制度來調節糧價，保障農民的利益：遇豐年谷賤傷農之時，政府提高價格買入糧食，稱之為“糴”；遇到災害之年，市場上糧食價格較高時，政府降價出售豐年之糧，稱之為“糶”。這種倉儲制度通過在供需之間建立平衡，調節糧價，既有利于在豐收之年穩定市場，又有利于在大災之年通過降價銷售糧食，變相負擔起一部分人的生活成本，達到賑濟災民的目的。
可見，古人對慈善救濟這一問題思慮深遠，能夠從國家制度的設計上扶持貧弱、抑制奢富，保持福利的公平配給，消除貧富分化，而非就事論事。
（二）
對于官員而言，扶持貧弱，首先要做到不與民爭利。春秋時期公儀休擔任魯國宰相時奉公守法，循理辦事，使得“百官自正”。他規定享受朝廷俸祿的官員不能與百姓爭利益，因為既然已受朝廷大恩，眼里就不能盯著小利，做那些經商盈利之事。漢朝繼承了這一傳統，也嚴格要求為官者不得與民爭利，正如董仲舒所言：“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
古禮規定，在位者除了不與民爭利之外，還要承擔慈幼、養老、振窮、恤貧、寬疾等責任。漢朝把這些禮制做得更為具體細化。例如，一位母親生三個孩子，國家為該家庭提供乳母；生兩個孩子，國家為其提供食糧；14歲之前的少年人不用服徭役。這些都是慈愛幼童的具體制度。在養老方面，漢文帝時期改進了受鬻法，即官府為符合救助條件的老人每月賜予一石米，以維持其基本物質生活；秋天的第二個月，要注意養護衰老的人，授給他們專門的坐幾和手杖。在賑濟貧窮方面，國家對于鰥寡孤獨等困窮之人，要提供谷物糧食；要加賞以身殉國者的后代，對殉國者的妻子兒女提供財祿的供給。在寬待殘疾之人方面，凡是有殘疾不能做事的，不用服兵役。
在救濟災難方面，要求守土官員如發現當地有災難，需向朝廷奏報，實施救助，隱匿不報者要受到相應處罰。如果災情屢發，皇帝還要下“罪己詔”，如漢文帝的日食引咎罪己詔以及漢武帝的輪臺罪己詔，都是在國家遭受重大自然災害或因自己的錯誤做法為民眾招致重大禍難時誠心悔過而頒布的詔書。
在引導民眾參與慈善方面，“賞善罰惡”是引導人們向善的重要手段，同時也重視教民行義，并從制度上引導富人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