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余莉
摘 要：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華文化以“道”為本體，提倡“一體之仁”的價值觀，這是理解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根本。正是因為以道治國，才能得道者多助，使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在順應天道的前提下與時偕行，革故鼎新，才使中華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創新性；“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培養了中華民族“天下大同”的博大眼光和“天下一家”的開闊胸襟，對內形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對外形成“萬國來朝”的國際局面，使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統一性；中華文化懷抱著“道并行而不悖”及“和而不同”的開放精神，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在這個過程中，中華文化與其他文化中合于“道”的部分相互吸納融合，有悖于“道”的部分則在歷史的發展中逐漸淘汰，使中華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包容性；按照“天道好生而惡殺”的規律處理國際關系，必然采取慎戰、德政，“強不執弱，富不侮貧”“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使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
關鍵詞：中華文明；“志于道”；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中華文明之所以綿延不絕承傳至今，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圣賢之道的傳承。圣賢之道的傳承需要圣賢人開展圣賢教育，將人培養為圣賢、君子，進而踐行圣賢政治，使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制定遵循“志于道”的發展方向和“一體之仁”的思維方式。古人講“文以載道”，圣賢之道記載在經、史、子、集之中，體現在禮法制度的設計乃至詩詞、歌舞、建筑、雕塑等藝術上，形成了綿亙不絕的“道統”。因為“道統”不中斷，所以文明不中斷。特別是經部典籍，記載的是自古以來的圣賢治國的智慧和經驗，因此需要通過研究經典，特別是對古圣先賢治國理政所遵循的圣賢之道進行深入挖掘，使圣賢之道得以彰顯。同時，中國古圣先王依循圣賢之道“宣文教以章其化”，創下了成康盛世、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盛世等一代代歷史盛世，因此也需要深入史書，通過學習歷史，具體剖析盛世的歷史成就及其背后的治理規律，研究中國歷史上圣賢政治體系的產生、發展和完善過程，從而總結出成就盛世所必須遵循的治理規律，即中國傳統治道思想以及與此相應的圣賢政治體系，并通過經史合參、史論結合的方式論證這些歷史規律的普遍性。
然而，由于20世紀的某些歷史原因，在經歷了對經典的誤讀和對孔孟等圣賢之道的批判之后，一些學者對中華文化的誤解達到極端，因而也一度喪失了文化自信和歷史自信。改革開放以來，面對西方的經濟增長、物質豐富和科技發達，盲目崇洋媚外、不加選擇的“拿來主義”傾向也甚囂塵上，這讓人深刻感受到，一個沒有高尚文化熏陶的民族，猶如一個沒有高尚精神支撐的軀殼。中國人迫切需要樹立文化自信和實現精神獨立。
在這種歷史文化背景之下，習近平總書記審時度勢地強調：“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一個拋棄了或者背叛了自己歷史文化的民族，不僅不可能發展起來，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歷史悲劇。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堅定文化自信，是事關國運興衰、事關文化安全、事關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大問題。”“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習近平總書記在朱熹園考察時的講話振聾發聵，引導人們在理解中國道路、理論、制度時，當放眼五千年文明史，從中華五千年文明中探尋其歷史文化底蘊。這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有了更加宏闊深遠的歷史縱深，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文化根基，表明我們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達到了新高度，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推進文化創新的自覺性達到了新高度。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座談會上重點闡述了中華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就是希望我們在堅定歷史自信、文化自信的基礎上，“把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繼續傳承下去”“將來傳下去，還要傳五千年，還不止五千年”，并為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共同難題提供借鑒和啟示。這就必須既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
對歷史進程的認識越全面，對歷史規律的把握越深刻，黨的歷史智慧越豐富，對前途的掌握就越主動。正是在對中華文明的歷史發展和突出特性深刻而全面理解的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把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概括為五個方面：突出的連續性、突出的創新性、突出的統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
一、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要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
英國著名歷史哲學家湯因比在《展望21世紀——湯因比與池田大作對話錄》《未來屬于中國——湯因比的中國觀》《歷史研究》等著作中，在系統研究了世界各國文明發展史的基礎上，最終對中華文明給予高度肯定。因為在此之前歷史上產生的所有文明中，歷經兩千多年，即使遭遇王朝更迭依舊保持了文明特征連貫性的唯有中華文明。從歷史上看，中國人在絕大多數的歷史階段都尊重了古圣先賢“志于道”的發展方向，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觀，采取了“一體之仁”的整體思維方式，堅持了“民胞物與”的道德觀念。這些宇宙觀、思維方式、道德觀念滲透在國家治理和社會制度的方方面面，具體體現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教育、法制、外交等思想觀念和制度設計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治理體系，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結果，與之具有一脈相承的歷史性及獨特的民族性，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認識中華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特別要深刻理解中國歷史文化中“志于道”的發展方向和根本之點。
《周易·系辭上》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荀子說：“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托。”《說苑·談叢》云：“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無論《論語》中孔子的“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還是老子《道德經》的“道可道，非常道”“上士聞道，勤而行之”，都把“道”作為宇宙萬有的本體，有時也指回歸本體的道路、途徑、方法和規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所以優秀，是因為它是“志于道”的圣賢文化，提倡“一體之仁”的整體思維方式，追尋宇宙人生的大道，這是中華文化相對于西方文化而言最鮮明的特點。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強調唯有順應“道”來修身治國，才能達到理想效果，否則必然衰落乃至敗亡。
因為“道”是宇宙萬有的本體，無所不在，因而“得道之人”也必然具備“無所不知”的特點。這就使得為道與為學的方法不盡相同：為學即求知識的方法是學得越多、知識越豐富越好，但知識再多，有知就會有所不知。而為道是要達到無所不知的境界，那就必須求“無知”，“無知”起作用才能“無所不知”。正如老子所言：“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中國古代的圣人通過“心齋”“坐忘”“滌除玄覽”“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等方式成為“得道之人”。“得道之人”在不同學派有不同稱呼，在《周易》中稱為大人，在儒家稱為圣人，在道家稱為真人。
孔子明白求道、得道并不是一般人都能夠追求的境界，所以很少談玄說妙，即使孔子的大弟子子貢也不免感慨，“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一般人很難體悟“道”，孔子就講“德”，即得道之人的德性；如果人還是不能理解，孔子就用“仁”來描述得道之人的品質特征。因此，孔子的學說又被稱為“仁學”。而王陽明對仁者的解釋尤為貼切：“夫大人者，以天下萬物為一體者也。”莊子也說：“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可見，具有“一體之仁”的德性，是得道之人最鮮明的特征。
可見，體悟并按照一體的宇宙觀來行事的人就是圣人。在這種一體觀的影響下，父與子、夫與婦、領導者與被領導者、長輩與晚輩，乃至朋友之間、國家之間、人與自然之間，都是和諧一體的關系，因而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以這種“一體之仁”的價值觀、道德觀為指導，中國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始終保持著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國家、人與自然、國與國之間的和諧關系。“志于道”的形而上基礎以及一體之仁的思維方式是理解中華文明具有突出連續性的關鍵。
總之，“道”是宇宙萬有的本體，有時也指自然而然、本來如是的規律。“德”是人用來體認“道”、成為“得道之人”的品質狀態。道為德之體，德為道之用。《周易》記載，古圣先賢“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圣人在觀察天地自然、社會人文之道（規律）的基礎上，提出了促進身心和樂、家庭和睦、社會和諧、天下和平的常道。唯有順著天地自然之道、社會人倫之道來修身治國，才能達到理想的效果，否則必然敗亡。而“天下無二道，圣人無兩心”，這種“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常理常法恒常不變，歷久彌新；而體現和落實這些常道常理的方法和形式，則可以而且必須隨著時代發展加以適當取舍和創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這就是“變”與“不變”的辯證關系。“道”是具有普遍性的規律，依據道來治理，就可以達到順天者昌、得道者多助的效果，甚至還可以超越特殊而達到普遍，這也使得中國式現代化所包含的“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精神”具有了文明價值，既有時代性，又有超越性。
二、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
早在《周易》中就有《革卦》與《鼎卦》，后世將其合二為一成為“革故鼎新”這一成語，表達除舊用新的意思，其與因循守舊、陳陳相因相對，彰顯了中華文明獨特的創新性。在《周易》中，《革卦》排在《鼎卦》之前、《井卦》之后，“《井》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可見三個卦之間有著極為密切的內在關系。自其表面觀之，革、鼎指的是除舊布新，改革進取；究其本質，革、鼎蘊藏著“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深刻內涵，寓意唯有變通才能日新又新，成就長久之業。
革故鼎新即除舊布新，打破由生至死的線性發展狀態，形成日新又新之“生生”的內在力量。《周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體現的正是革新作為發展的動力。從廣義上講，《周易》六十四卦，無論是一卦之內還是兩卦之間，都包含著變革之力。
《革卦》和《鼎卦》是《周易》中直接講到變革精神的卦，詳細闡述了革故鼎新的變革意義。《革卦》卦辭曰：“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根據《周易全解》，這一卦辭說明了變革的成功前景和必備條件。變革舊事物并非輕而易舉之事，需要長期的努力，必須持之以恒、不急不躁，才能贏得人們的理解和信任，而且必須堅持行正道，那么即使曠日持久，無論艱難險阻，變革也終將成功。《革卦·彖》云：“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天地之道，陰陽升降，溫暑涼寒，迭相變革，然后四時之序皆有成。從天道以明人事。夏桀殷紂，兇狂無度，天既震怒，人亦叛亡。商湯周武，聰明睿智，上順天命，下應人心，放桀鳴條，誅紂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惡俗，因此是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據《誠齋易傳》，“革而不信”，革而“有悔”，則如勿革。那么，如何能夠“革而信”“革而當”？這就要做到未革而民愿之，將革而民從之，相慶其舉于既革之后，這樣就能做到“革而信”“革而當”。天地得此理，故革而四時成；湯武得此理，故革而天人悅。任何的變革，都必須順天應人，行于正道，才能成功。這里特別強調的是，變革、創新不能向悖于“道”的方向發展，違背“一體之仁”的精神，否則發展越快，離道越遠；離道越遠，也就離失敗滅亡越近。
革為去故，鼎為取新。《鼎卦·彖》云：“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圣賢。”木上有火，這是烹飪之象，鼎是調和烹飪的器具。把生的食物烹熟，這就是形成新的東西。木火相因，金在其間，調和五味，所以養人。除舊布新，人人用之。圣人用鼎烹飪食物，其意義在于享神和養人，享神養人中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是享上帝和養賢。郊天用特牲，用鼎烹飪之，故曰亨不曰大亨；而養賢之禮貴豐，曰大亨。郊天與養賢之禮的區別，含義非常深刻。禮主敬，祭祀要盡至誠恭敬之心，外在的形式只是儀，關鍵是要引發內心之敬。而養賢則不同。養賢的最終目的是養民。因此，尊賢是其中的重要環節。任人唯賢、選賢與能成為中華民族一以貫之的政治傳統。只有尊重賢才，才能獲得賢才的支持和輔佐，護佑天下的民眾。養賢之禮貴豐，也是向天下昭示因為愛民養民而求賢若渴之心。
自然界是一個不斷變革的有機體，人類社會也處在不斷變革之中。革故鼎新的變革精神是歷史不斷向前發展的助推器，它不僅促進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推動國家治理不斷完善，也使歷史文明在綿延賡續中不斷進步。
總之，無論是《周易》中“天地革而四時成”，《周易·鼎卦》的“君子以正位凝命”，還是《詩經》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都旨在強調要在順應天道的前提下革故鼎新、與時俱進，而非夜郎自大、故步自封。自古以來，這種改革創新精神便融入了中華民族的血脈，成為中華民族共同堅守的理想信念，使得中華民族勇于打破舊世界，開辟新時代，迎來新征程。
三、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統一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各民族文化融為一體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統一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各民族文化融為一體，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決定了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決定了國家統一永遠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決定了一個堅強統一的國家是各族人民的命運所系。這種統一性來自古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天人合一”的境界正是得道的圣人、大人所達到的境界。《周易》言“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因而能夠如莊子那樣明白“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真相，秉持“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價值觀。只有“一體”才能“和”，因而“一體之仁”的思維方式有助于化解沖突、促進和平。這種一元和合的思維方式是理解中華文明統一性的關鍵。在古人“天人合一”的理念下，孕育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理想、“協和萬邦”的長遠眼光和開闊胸襟，形成了世界大同、胸懷天下的文化傳統，對內形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對外形成的是“萬國來朝”的國際局面。
在歷史上，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具體表現為政治一統、思想一統、民族一統、文化一統。
所謂政治一統，即擁護天子王權，維護國家統一。公羊學家以史為鑒，指出若不尊天子，禮崩樂壞，社會就會陷入大混亂，“大一統”局面就會土崩瓦解。為維系“大一統”的秩序，必須延續周朝的禮樂制度，興起道德教化。《春秋》強調“王”者要“貴微重始”，懷誠敬之心，見微知著，謹修德行，廣施仁政，慎終如始。
政治一統是維護大國統一局面的有力保障，思想一統則是增強全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關鍵所在。歷史上“大一統”思想以經學為核心，融合了諸子百家之長，成為漫長歷史進程中的主流思想觀念，在中國各民族中成為共識。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的建議，將全國上下思想統一于經學，確立了以儒學原則為政治的根本思想。唐太宗曾確立了以儒為綱，兼融佛、道的文治思想。康乾盛世提倡儒釋道“三教理同出于一原，而道并行而不悖”，延續了歷史的“經筵”傳統，并興三教。政治大一統為維護統一大國局面奠定基礎，思想大一統有利于統一思想，增強民族凝聚力，在一定程度上規范著歷史文化發展的方向，突顯民族精神的特色。
文化一統是促成政治一統的黏合劑，亦是促進民族融合的催化劑。儒家以天道為體，洞悉“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故而以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為發展理念。諸種文化各有所長，但其最終目標一致，即共同遵循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實現人類社會的安定與美好。歷朝明君往往以儒釋道思想對民眾施以教化，在全國形成統一的思想價值體系，其影響植根于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使得中國在歷史上始終維持統一的大國局面，雖經歷過短暫分裂，但統一無疑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這一精神始終是中華文化的價值根柢和國家的治理導向，奠定了中華民族之魂。
民族一統體現在中國文化強調“王者無外”“夷夏一體”，以民族大融合為和諧形態，追求各民族在統一實踐中的共同進步。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相互吸收、不斷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民族統一局面。正如《禮記·王制》中記載，“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故當承認其在民族風俗文化上的差異性，做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與中華文明的統一性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以二元對立思維方式為特征的西方文化，而對立引發競爭，競爭升級是斗爭，最終引發戰爭。因此，真實的西方近代史建立在殖民和掠奪基礎之上，借助工業化而實現逆襲，其發展邏輯不具備普遍性，只是人類社會進程中的局部形態，其建立的功業只可大而不可久。西方發達國家在其現代化進程中，經歷了貧富懸殊、形式民主、文化庸俗、社會混亂、生態惡化等問題。當前困擾人類的一系列全球性問題，如生態危機、資源短缺、環境問題、虛無主義、弱肉強食、安全危機等，都是由這種異化的現代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這些問題的產生都是以二元對立為思維模式、以自由主義為出發點的必然結果。而破解這些問題的唯一路徑，便需要跳脫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回歸中華文明天人合一的宇宙觀，推行“一體之仁”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在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打破現代化=西方化迷思。唯有如此，才能堅定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堅持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并在協和萬邦、和而不同的基礎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為世界文明的和諧共處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案。
在《未來屬于中國——湯因比的中國觀》中，湯因比指出，要避免世界動亂、拯救人類文明，未來的世界必須走向統合，因此，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統一的“世界政府”是必要的。但這個統合絕非依靠軍事、強權的統一，而是依靠文化的統合。特別是核武器、生物圈的環境污染、資源枯竭等危機，依靠狹隘的政治國家是無法有效應對的，應該基于整個地球的一體視野去應對。中國在歷史上既有長期統一的歷史經驗，中華文化也擁有天下一家的胸襟，所以湯因比把世界未來的希望寄托在中華文化上。在《展望21世紀——湯因比與池田大作對話錄》中，他強調：“就中國人來說，幾千年來，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顯示出這種在政治、文化上統一的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這樣的統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絕對要求。”湯因比認為，中華文化如果能被世界各國所學習和借鑒，必能帶給世界和平與希望，因為中華文化是“志于道”的文化，講求道德仁義。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華文化可以為紛繁復雜的世界局勢提供出路，未來需要建立一種新型世界體系，使世界人民攜手共進，共創美好未來。
四、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決定了中國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諧格局，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中國的哲學邏輯以一元和合為基礎，強調“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傳統理念中有陰陽對立，但更強調陰陽平衡，陰陽轉化，陰陽交流，陰陽相成，陰陽和合而統一于太極。有了陰陽的轉化，也就有了周而復始。所以中國傳統哲學講的是“生生”，與西方哲學所講的“生死”完全不同。“生死”局限了人的視野和眼光，強調事物的線性發展，使人容易追求效果和功利。“生生”則強調辯證思維，認為死亡、滅亡、消亡并不是結束，而是下一個開始，因此眼光就不會僅局限在當下，不會局限在我的人生、我的文化、我的民族、我的國家，還會放眼過去、未來，胸懷你方、他方，最后“豎窮三際、橫遍十方”。古人考慮事情，多著眼“千秋萬世”“家國天下”，千秋萬世是時間上的整體性，家國天下是空間上的整體性。這就是一元和合的思維和“生生”的理念奠定的中國古人整體性的時空觀。“生”則必然走向“和”，因為對抗的盡頭是毀滅。“一體之仁”和整體性思維使中華大地各處得以“不同”而“和”，也使中華文化能夠始終保持生機和活力，歷久彌新。
西方的哲學邏輯以二元對立為基礎，由此催生了“文明的沖突”。亨廷頓認為，沖突是普遍的。全世界的人在更大程度上根據文化界限來區分自己，意味著文化集團之間的沖突越來越嚴重；文明是最廣泛的文化實體；因此不同文明集團之間的沖突就成為全球政治的中心。沖突的根源在于不同文明國家或集團對人民、領土、財富、資源和相對權力的控制，也就是將自己的價值、文化和體制強加于另一個集團的能力。然而，這些所謂的“沖突”，無非西方對立的思維模式所導致的各種現實沖突，以及將西方內部沖突（例如兩次世界大戰）外溢，使之表現為貌似具有普遍性的沖突。事實上，真正的文明不會沖突。既文且明，乃合于道，內則和合一體、同心同德，外則文明融合、兼收并蓄。“文明沖突論”實則是在西方話語邏輯的掩蓋下為維護西方中心主義而將非文明之間的沖突裝入“文明沖突”這一籮筐而形成的偽命題。
針對“文明沖突論”，費孝通提出了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進入現代社會之前，世界上各個群體大多是自給自足，自我發展，是“各美其美”的經濟和社會基礎。隨著社會的發展，封閉的群體被打破。進入現代社會后，全世界各個地方的人群越來越成為休戚相關的整體，就必須從“各美其美”上升到“美人之美”，擺脫本位中心主義，容忍不同的價值觀，求同存異、相互理解、日趨靠攏。以此為基礎，進一步加強群體之間的接觸、交流和融合，在實踐中篩選出一系列能為各群體自愿接受的共同價值標準，實現“美美與共”。這樣的社會也就是中國古人遺留下來的理想社會，即所謂“天下大同”的美好世界。
當今世界，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習近平總書記結合《中庸》“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的理念，強調“一枝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和羹之美，在于合異”，指出文明多樣性是人類進步的不竭動力。“要樹立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堅持美人之美、美美與共……我們既要讓本國文明充滿勃勃生機，又要為他國文明發展創造條件，讓世界文明百花園群芳競艷。”
在當前經濟全球化浪潮引起的各種問題全球化的關鍵歷史節點，中華民族在歷史上形成的“多元一體格局”和中華文化“和而不同”的理念可以為應對并化解危機、世界秩序的重建，提供重要的啟示和借鑒。世界呈現多元文化的格局，只有從多元走向一體，也就是走上“美人之美，美美與共”的道路，世界才能有光明的未來。
總之，無論是古代還是當今，經濟上通商往來、文化上交流互鑒等，都是在國家治理中必不可少的。中華文化極大的包容性源自“和而不同”的理念及其背后“生生”的追求，支撐“和而不同”理念的是高度的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中華傳統文化自古以來就提倡“和而不同”的治理境界。在文明交流互鑒、文化不斷融合的過程中，中華文化將其他文化中合于“道”的部分吸納融合，有悖于“道”的部分則在歷史的發展中逐漸淘汰。外來文化在此過程中完成了本土化，這個過程是自然而然的。外來文化本土化，就是對外來文化去粗取精，將其融入“志于道”的中華文化之中。“志于道”的特點不僅使中華民族在文明互鑒、文化交融過程中始終保持高度自信，也避免中華文明被其他文明反噬——即使在國家形態遭受局部入侵乃至發生朝代更迭時，文明也并未中斷發展。
五、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決定了中國不斷追求文明交流互鑒而不搞文化霸權。中國的歷史經驗是“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強不執弱，富不侮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愛人”“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化干戈為玉帛”“國雖大，好戰必亡”“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以和為貴”“與人為善”“和而不同”“協和萬邦”等，這些理念在中國代代相傳，深深植根于中國人的精神中，深深體現在中國人的行為上，使得中國始終追求和平的發展道路。中國歷史上曾經長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但沒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國的記錄。
“西方”一度是“高科技”和“文明進步”的代名詞，現代化就等于西方化。“西方中心主義”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哲學、社會，乃至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通過學術與實踐，影響著全世界一代又一代人。“西方”被制造者和接受者神化成了一種精神支柱。然而，西方近代史的發展邏輯不具備普遍性，只是人類社會進程中的局部形態，其建立的功業也并非可大可久之功。文揚認為，“‘西方’這一神話，從西歐基督教諸國向東方的進軍開始，在其征服全球的宏大歷史中逐漸成形，又伴隨著數百年來科學的發展，被一代又一代歐美知識分子東拼西補，逐漸成為一個完整的精神產品，服務于新老帝國主義的全球統治和霸權”。
15世紀至16世紀，新航路開辟，西方大航海時代到來，伴隨開啟的是殖民地的建立和對世界資源的掠奪（此過程至今仍未結束）。17世紀，歐洲主要勢力建立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結束了歐洲30年戰爭，表面上確立了國家主權平等的原則。18世紀，人類開始第一次工業革命，人類社會邁入加速發展的軌道，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挖掘出了人類社會巨大的生產力，整個世界也被逐漸卷入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從19世紀初的維也納體系，到20世紀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雅爾塔體系，重復著“矛盾引發戰爭、妥協建立體系、矛盾累積再發動戰爭、妥協再建新的體系”的循環。這種循環由西方根本性矛盾引發，并將世界逐次卷入其中，所建立的體系無非歐洲各國在政治、宗教、資本擴張、資源掠奪和勢力范圍等方面暫時性的相互妥協。
當前經濟全球化產生的各類問題，亦是西方國家資本掌權、無序擴張、過度逐利、監管失守、政商勾結的必然結果，其根源依然在西方文化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下所導致的西方國家的根本性矛盾。面對這些問題，西方國家自然會捉襟見肘、束手無策，甚至還成為很多問題的幕后推手。世界各地爆發的局部沖突以及全球性疫情大流行，就是“戰爭-妥協”循環中變相的戰爭，這是新自由主義破產前的垂死掙扎。西方資本主義主導的國際體系和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只能將世界帶入下一個“戰爭-妥協”循環，然而在世界存在核武器的現實中，人類根本經受不起一場戰爭。西方發展模式在使現代性得到空前釋放的同時，將整個人類拖入了生存與毀滅的邊緣。當前，“西方至上論”“西方中心論”的老調已難以為繼。因此，唯有向東方這一具有“志于道”“天下為公”格局和“大一統”“和而不同”經驗、承續了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智慧和力量的中國，尋找解決問題的出路。中國作為雅爾塔體系下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是唯一可以破解西方“戰爭-妥協”循環的力量。
中國自古以來就提倡“王天下”而不是“霸天下”。“王天下”就是《大學》開篇所說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君主能夠率先垂范，以修身為本，百姓也能夠效法修身，結果必然是社會和諧。當別國來訪，自然生起效法之心，主動學習中國的禮樂文化，這就是“王天下”，即為天下人做出榜樣示范。
“霸天下”則如《群書治要·文子》中所說：“亂國之主，務于廣地，而不務于仁義；務于高位，而不務于道德。是舍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這正切中美西方大國走向衰敗的根本原因。《弟子規》中也說：“勢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無言。”這個“勢”不僅包括政治上的權勢，也包括經濟上的優勢、軍事上的威勢等。
關于“霸天下”和“王天下”的區別，《孟子》也明確指出：“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商湯王的地盤方圓只有七十里，但能成為天下諸侯國效法的榜樣；周文王所統轄的地區不過百里，卻使所有的諸侯國都臣服于他，都是因其厚德所致。例如，在周文王還是西伯昌時，有虞、芮兩國的國君因為田畔產生爭執。他們聽說西伯昌德行高尚，就相約前來請他評判是非。結果當他們一進入西伯侯治理的國境，就看到全國上下和諧安寧，人與人之間皆彼此謙讓，甚為慚愧，不好意思再爭執，結果無需評判就返回國去，并彼此互相推讓田畔。天下人聽說此事后，歸附周的有四十多個諸侯國。因為它們為周的厚德所折服，因而愿意主動向周學習以道德仁義為核心的文化。
《群書治要·新語》中說：“治以道德為上，行以仁義為本。故尊于位而無德者絀，富于財而無義者刑；賤而好道者尊，貧而有義者榮。”在歷史上，殷紂王的酒池可用以載船，糟丘可用以登高遠望，難道還能算是貧困嗎？他擁有統領四海的權柄，主宰著九州的民眾，難道還能說武力弱小嗎？然而論其功業卻不能保全自身，論其威勢卻不能守住社稷，這絕對不是因為貧窮弱小，而恰恰是由于自身沒有道德、對百姓不行仁義！所以，懂得如何謀利卻不明白大道之人，必然是眾人所謀取的目標；敢于動用武力卻缺少仁義之人，必定是戰爭攻伐的對象。
在中國歷史上，雖然“王霸之辯”始終是爭論的焦點，但通過梳理中國歷史王朝興衰的規律可以發現，王天下所成就的功業可久可大，而霸天下的功業雖可大但不可久。如今，王道天下與霸道殖民也成為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諸多特征背后的原因。正是在王天下超越霸天下觀念的指引下，發展出了諸多超越：以人民為中心超越以資本為中心、社會安定超越資本擴張、合作共贏超越零和博弈、和平超越對抗、追求長久超越追求一時，從而呈現出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的鮮明對比。湯因比說：“世界統一是避免人類集體自殺之路。在這點上，現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準備的，是兩千年來培養了獨特思維方法的中華民族。”
《禮記·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中國古人無論是在處理與家國社會之間的關系時，還是在處理與天地自然之間的關系時，都崇尚效法于“道”，按照天道自然而然的規律通達宇宙人生的真理，成就平治天下的事業。正是在這個基礎上，中國古人形成了關于治國理政和社會發展的龐大而又嚴謹的治道體系，其中既有君道、臣道等關乎“人”的一面，也有為政之道等關乎“制度”的一面。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以道治國。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其中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又從10個大的方面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思想做了提綱挈領式的概括，即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貫、多元一體的大一統傳統，修齊治平、興亡有責的家國情懷，厚德載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的經濟倫理，天人合一、萬物并育的生態理念，實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學思想，執兩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維方法，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為人們準確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文化底蘊指明了方向。這10個方面既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最好繼承和發展，也是中國式現代化所蘊藏精神氣質的最佳體現。
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文明的守護者，致力于探索如何為走入困境的人類文明迎來轉機，為世界文明進步再次做出貢獻。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文化角色與文化使命。當前，整個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環境日趨復雜，國內環境也存在困難和挑戰。在國際交往中，合于道則不會有沖突，產生沖突是因為背離了道的方向。中華文明是黑暗中的一道曙光。唯有篤定地堅守正道，以非凡的正氣和銳氣，運用適合于沖突雙方實際情況的手段，使各方回歸正道，人類文明才會有光明的未來。
總之，唯有深刻認識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才能堅定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并在傳承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并為解決當今世界面臨的共同難題提供出路。
基金項目：“研究闡釋黨的二十大精神”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底蘊及思想理念研究”（23ZDA016）
作者簡介：劉余莉，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闡釋黨的二十大精神”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底蘊及思想理念研究”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