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人操|中国av中文字幕|最好看十大无码av|av日韩网|黄色黄页网站免费

網站首頁 網站收藏 【本網站內容版權所有,歡迎下載轉發,轉發請注明出處。】
文章
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
2022-12-12“學習強國”學習平臺

作者:劉余莉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十年前,我們面對的形勢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巨大成就,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取得顯著成效,為我們繼續前進奠定了堅實基礎、創造了良好條件、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時一系列長期積累及新出現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亟待解決。”的確,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發展成就,也出現了一些令人堪憂的問題,例如貪污腐敗嚴重、假冒偽劣充斥、食品安全堪憂等,這些問題已成為影響社會長治久安的重要因素。對此,曾有學者認為,只有把西方的民主制度搬到中國,才可解決這些問題。這種觀點缺乏對社會治亂根源的深刻分析,不僅不能解決問題,還不可避免地導致“異體移植”的弊端。借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建設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已迫在眉睫。

一、從富之、教之到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

《論語·子路》記載,“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管子也明確提出:“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可見,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物質基礎是道德教育的基礎。正是基于治國應該首先富民的思想認識,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根本上說,沒有扎扎實實的發展成果,沒有人民生活不斷改善,空談理想信念,空談黨的領導,空談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空談思想道德建設,最終意識形態工作也難以取得好的成效。”

同時,如果僅僅重視物質文明而忽視以道德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設,就會出現《大學》中所說的“外本內末,爭民施奪”的情況,也就是《孟子》上所說的“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這一規律無論對于中國還是西方國家都同樣適用。

從歷史上看,西方的文化傳統是宗教特色的文化,西方以維護公平正義為核心的政治制度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換言之,西方的政治制度維護了程序上的公平正義,但仁慈博愛、誠實守信、公平正義的道德情感是通過教會培養的。所以,事實上,西方人維護社會秩序,一方面靠公平正義的制度建設,一方面靠仁愛誠信的道德教育,只不過道德教育是由教會來承擔的。二者良好的配合,才使西方社會一度保持了和諧發展的局面。但是,一些學者在提倡向西方學習的時候,僅僅看到了其重視公平正義的制度建設,卻忽視了這種制度得以建立的根:即由長期的宗教教育所培養起來的公民道德素質。當代西方著名的倫理學家麥金泰爾說:“無論美德與法律之間在其他方面有著怎樣的緊密聯系,對于法律的應用而言,它僅僅對那些擁有正義的美德的人才有可能發揮作用。”也就是說,公平的制度必須得有正義美德的人才能設計出來,而即使公平的制度設計出來了,也必須有正義美德的人才能實施到位。美國聯邦上訴法院法官勒納德·漢德說:“我總是不明白,人們為什么要求助于憲法、法律、法院、法官來實現公平和正義,我反復地告誡你們,這么做是錯的。因為真正的公平正義只存在于男女老少的心中,如果公平正義在人們的心中死去,那么憲法、法律、法院、法官誰也救不了他!”這說明,如果人的良心泯滅了,領導者為了私利而無視公平正義的存在,制度的改革最終也只能淪為某些聰明人更加堂而皇之腐敗墮落的保護傘。現代西方社會的亂象,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宗教的沒落使其承擔的道德教化功能也相應弱化的結果,因而領導人已不具備其宗教教義所倡導的仁慈博愛、誠實守信的道德品質。

中國古人也有同樣的觀點。《群書治要·傅子》指出:“明君必順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說明賢明的領導者必須通過推行好的制度,才能達到社會安定。但是,并不是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實現大治,還必須有賢德的人去推行善政。可見,要實現大治,人的因素至關重要。《群書治要·孫卿子》也提出:“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無君子,則法雖具,足以亂矣。”禮法制度不能孤立地存在,有了圣明的君主,禮法制度才會存在,失去了圣明的君主,禮法制度也會隨之消亡。法制,是治理國家的始端(憑依),而人(君子)是法制的本源。所以有了賢人君子,法律即使簡略,也會使國家普遍得到治理;如果沒有賢人君子,法律即使很完備,也會使國家混亂。從這個意義上說,當物質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時,通過道德教育培養具有道德素質的人(包括領導者)才是社會大治的根本。

因此,中國自古重視道德教育,并把道德教育視為精神文明建設的核心與根本。儒家尤其重視道德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論及德才關系時寫道,“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一個人博學多聞固然重要,但若沒有一定的道德素養作為承載,就可能導致知識越多、能力越強,卻對社會造成越大危害的結果。司馬光接著說,“才德全盡謂之圣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顛覆者多矣。”在物質追求上,《大學》在講到德財關系時強調:“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財者末也”并非指財不重要,而是指“財”是“德”的結果,即《大學》中講的,“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誠然,現代西方國家在普及科學知識技能、培育公民精神、促進社會物質發展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積極作用,然而,其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教育的本質——關于做人的教育,這也是導致西方國家現代化過程中形形色色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的重要原因。

二、忽視道德教育所導致的社會問題

中華傳統圣賢教育正以明明德、長善救失為目的,強調智仁勇,恰恰對于加強包括公民道德建設在內的精神文明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忽視了倫理道德教育,不僅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因人的道德滑坡而出現的種種社會問題,甚至還會出現《群書治要·漢書二》上所說的“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以薪救火”的現象,不僅不能解決問題,還會使它們愈演愈烈。

在古人看來,忽視道德教育而僅僅重視公平正義的制度,會導致以下結果。

其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即人們因為懼怕刑法的處罰而免于作惡,但是也沒有羞恥心,甚至還以作惡后能想方設法地免于刑法的處罰而沾沾自喜,自以為聰明。這表現為法律管轄之外的“反社會行為”比比皆是。狹義地講,“反社會行為”就是指沒有觸犯法律但卻是不道德的行為,如校園霸凌、青少年酗酒斗毆等。此外,離婚率上升、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犯罪低齡化更成為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

其二,“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即法律條款越來越嚴密具體,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違法亂紀的人依然眾多。這表現為監獄以人滿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為憂。嚴格的法律和監督機制可以把犯人關進監獄,但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如果缺乏倫理道德的教育,犯人們在監獄里學到的反而是更加狡詐的作案方式,一旦被釋放,仍然會危害社會。因此,《群書治要·袁子正書》中說:“不能止民惡心,而欲以刀鋸禁其外,雖日刑人于市,不能制也。明者知制之在于本,故退而修德。”

其三,不能培養出品德高尚的圣賢君子。《群書治要·鹽鐵論》中提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在《群書治要·淮南子》上也說,“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墨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法律可以把不孝的人判處死刑,但是不能使人們成為孔子、墨子那樣有德行的人;法律也能夠對竊賊施以刑法的制裁,但是不能使人成為伯夷那樣廉潔的人。孔子教育的弟子有三千多人,每一個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門尊敬長輩,言為世則,行為世法,一言一行,都能成為世間的表率,是依靠教育所成就的啊!

其四,“刑罰積而民怨背”。《漢書》中說:用禮義治國者,積累的就是禮義;用刑罰治理國家者,積累的就是刑罰。刑罰用多了人民就怨恨背叛,禮義積多了人民就和睦親愛。本來世代君主都想讓人民德行美好的意愿是相同的,但用以使人民德行美好的辦法卻不同。有的是用道德教化來引導,有的是用法令來驅使。用道德教化引導,德教和諧時人民的精神狀態就表現出歡樂;用法令來驅使的,法令嚴酷而民風就呈現出哀怨。在《論語·堯曰》中,孔子說“不教而殺謂之虐”。也就是說,在位者如果沒有教導人們仁義慈悌的道理,人們因為缺少倫理道德的教育、不知做人的本分責任而走向違法亂紀的道路,就被處以死刑,這種政治屬于虐政。《群書治要·史記下》講:“漢興,破觚而為圓,斫雕而為樸,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在道德不在嚴酷也。”“彼”即道德教化,“此”即嚴苛的法制。漢朝之所以興起,是因為去嚴刑而從簡政、去浮華而倡質樸,法網寬疏得可以漏掉能吞噬船只的大魚,可官吏的政績卻蒸蒸日上,誰也不敢為非作歹,百姓和美安定。由此看來,治理國家重要的是道德的引導,而不在于刑罰的嚴酷。

其五,不能達到“不忍欺”的最高管理境界。重視倫理道德的教育可以達到“不忍欺”的管理境界,這高于“不能欺”和“不敢欺”的管理境界。《群書治要·體論》中說道:用道德教化是第一位的,禮法則緊隨其后。道德與禮法都是引導人民的工具啊!遠古時代的道德教化,使人民日益轉向善良,卻不知道自己為什么會轉向善良,這是最好的治理(正己化人,無為而治);其次,使人民互相禮讓,身受勞作之苦而并無埋怨,這是次一等的狀況;最后就是用法規來糾正,使人民因利益得到保障而喜歡從善,因畏懼刑罰而不敢做非法之事,這是最末一等的治理。

其六,“不知禮義,不可以刑法。”如果忽視了道德教育,即使有了好的法制,卻沒有有德之人來推行,也難以達到國家大治的結果。誠如當代西方著名的倫理學家麥金泰爾所認為的,無論道德或法律原則有多么具體和完美,如果人們不具備道德品格或美德,這些原則就不會起作用。

當代西方社會也出現了以上這些問題。近現代以來,一些西方人把宗教斥為迷信,宣稱“上帝死了”,普遍忽視宗教所承擔的仁慈博愛、誠實守信的道德教育,而出現的這些問題僅靠維護公平正義的民主制度是無法解決的。正如麥金泰爾在《誰之正義?何種合理性?》中所質疑的:“如果忽視了個體美德的培養,所謂的正義制度、正義規則是‘誰之正義’呢?”由此可見,社會和諧與否,從根本上取決于人心的善良和行為的正當,即古人所謂“人心正則國治,人心邪則國亂”。

中國的文化傳統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文化,是一種重視倫理道德教育的圣賢文化,注重通過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宗教教育等形式,培養出德才兼備的人作為官吏的候補,并在官吏的選拔、考核、監察、獎勵、培養和管理上落實“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的主張,保證德才兼備的人被選拔到領導職位上。《孟子·離婁上》說:“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換言之,這種政治制度同時兼顧了公平正義的制度建設和仁慈博愛的道德教育兩個方面。所以,中國歷史上的理想政治制度是圣賢政治。在這種政治制度中,所有的制度建設和改革都是圍繞著如何把一個人培養成為好人,把好人選拔在適合的位置上而設計的,其結果是“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于無功,刑罰不施于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者有賞……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圣賢政治所達到的是“無為而治”的理想效果。

《鹽鐵論》中對刑罰與道德教化的關系進行了形象比喻:刑法對于治理國家,就像馬鞭對于駕車一樣,好的馭手不能沒有馬鞭就去趕車,而是拿著馬鞭卻不輕易使用。圣人借助刑罰來實現教化,教化成功了,刑罰便可以擱置不用。這就是《尚書》上所說的“刑期于無刑”。刑罰是要起到警戒、威懾的作用,但是最終的目的是期望人們不要觸犯法律。歷史上,西周時期的“成康盛世”,因為興起道德教化,結果囹圄空虛,刑措不用;唐朝貞觀四年(630年)全國被判處死刑的囚犯只有29個人,到了貞觀六年(632年),死刑犯雖然增至390人,但是這一年年末,唐太宗準許他們回家辦理后事,第二年秋天再回來就死,結果第二年9月,390名囚犯全部回來,竟無一人逃跑。

從歷史上看,中國一直重視倫理道德教育,不僅出現了一代代明君,更開創過一個個盛世,達到萬國來朝的局面,治理功績舉世矚目。總結這些盛世成就的規律,都是在重視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特別重視以倫理道德教育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設。這些經驗仍是當代中國建設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的寶貴財富。

三、中華傳統道德教育的經驗

中國傳統圣賢教育的經驗與規律,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目標明確

中國古代對倫理道德的教育,是站在治國理政的高度予以重視的。《禮記·學記》提出,“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說明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的過失得以挽救、使人的善良不斷增長。那么,“長善救失”的目的是什么呢?《大學》開篇講道,“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即是點明了教育的目的是明明德,即恢復人們本善的本性,并且通過親民,愛民,化民,使人民也明明德。明明德與親民是自覺覺他的教育過程。這種明明德的教育,就是成圣成賢的圣賢教育。

(二)規范概括

中國古人講大道至簡。傳統道德規范也簡要明確,易記易傳,概括就是“四維”“八德”“五倫”“五常”。四維即禮、義、廉、恥。《群書治要·管子》講“四維張,則君令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八德即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五倫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常即仁、義、禮、智、信。這些都是千百年來人們普遍奉行的價值觀。

(三)內容豐富

中國傳統教育不僅包含倫理道德的教育,“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內容。在中國古代,教育由儒釋道三家共同承擔,因果教育貫徹于三家教育之中,核心都是教導人們“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如《周易》的“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大學》的“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中庸》的“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尚書》的“惠迪吉,從逆兇,惟影響”,《詩經》的“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皆屬因果教育。中國歷史上雖無西方意義上的宗教,但因國家、社會大力提倡因果教育,使得因果報應的觀念深入人心、婦孺皆知,故人不敢肆意妄為。因果教育對端正世道人心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為形成淳樸向善的民風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形式多樣

中國古代道德教育的形式多樣,體系完整,可以保證教學始終不中斷。

家庭教育是道德教育的開始。更確切地說,道德教育是從胎教開始。中國自古便重視胎教。《大戴禮記·保傅》記載:“周后妃任成王于身,立而不跂,坐而不差,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古人說,“閨閫乃圣賢所出之地,母教為天下太平之源。”《說文解字》將教育的“育”字解釋為“養子使作善也”,并引徐鍇的解釋:“不順子亦教之,況順者乎?”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進一步注解:“不從子而從倒子者,正謂不善者可使作善也。”正是父母對子女從一出生便開始言傳身教,使子女在無形中打下了德行的基礎。中國古代是傳統大家庭,家庭的穩定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在維護家庭穩定和教育子女方面,家規、家學、家訓、家道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一些千古流傳的家訓名篇如《顏氏家訓》《朱子治家格言》等,至今膾炙人口;清代成書的《弟子規》,更是中國傳統家規的經典之作。

學校教育是教育的主體。《群書治要·漢書二》中說,古代的君王,無不把教化人民作為治國要務,設立太學在國都推行教化,設立庠序(地方學校)在地方教化人民。教化既已昭明,習俗已經形成,天下就曾出現過監獄里空無一人的情形。《群書治要·周禮》中記載,“建邦之六典”中,教典位列第二,僅次于治典,在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之上,教典的作用是“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即安定諸侯,教導官員,馴化百姓。在《周禮》中還詳細記載了掌管教育的各級官員以及教授的內容。由此可知,古時施行教化,無不是以德行教育為教化的主要內容,而且自天子至于庶人,無有遺漏,乃屬全民施教。

學校教育也是家庭教育的延續。《禮記·學記》記載,“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學。”對老師有恭敬心是最難的,有恭敬心才能對老師所傳之道生起恭敬心;恭敬老師所傳之道,才能接受老師的教誨并努力精進。在家里,父母教導子女恭敬老師;在學校,老師教導學生孝敬父母。親師配合共同教導下一代。

社會教育是學校教育的延續,是家庭教育的擴展。上古時代,“風”是很重要的一種教化形式。《群書治要·毛詩》講道:“風,諷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諷上,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在上位的君王通過詩歌對民眾實行教化,在下層的百姓則通過詩歌將民間的風俗與疾苦上達給君王。《論語·為政》記載,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在中國古代,社會教育秉持“思無邪”的理念,音樂、歌舞、戲劇、詩詞等所有文藝作品,無不以宣揚道德、弘揚正氣為主要內容,使得社會的正氣上升、邪氣下降。同樣,在科學迅猛發展的今天,網絡滲透到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社會教育對人們正確價值觀的樹立更是起著潛移默化的深遠影響。所以,國家文化部門、新聞媒體、網際網絡等都應當承擔起弘揚社會正氣的責任,為倡導和樹立正確的道德觀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

(五)次序合理

教學從教“孝”開始。《群書治要·孝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論語·學而》載,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仁之本與。”道德教育應當從培養人的孝心開始。孝能培養人恩義、情義、道義的處世原則,有了這種原則,人們便不會違法亂紀、作奸犯科。相反,以利害為取舍的處世原則會使人見利忘義或忘恩負義。所以,有子繼續說:“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孝經》中也講:“教民親愛,莫善于孝;教民禮順,莫善于悌”“長幼順,故上下治。”孝的教育是維持良好社會倫理秩序的根本。《說文解字》解釋“孝”字為“子承老也”,即父子一體。孝教導人們互親互愛,教給人們“一體”的觀念:“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孝,“始于事親”,進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從“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及至民胞物與,再到“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因此,《孝經》中說,孝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六)保障有力

中國歷史上的道德教育之所以奏效,是有各種制度來加以保證和維護的。例如,中國自漢代就實行了“舉孝廉”的人才選拔機制。此外,中國傳統并沒有忽視法律在治國理政中的作用。《孝經》中說:“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北齊律首創“重罪十條”,而其中不孝罪為“十惡不赦”的罪名之一。唐律規定,罵祖父母與父母的要處以絞刑,毆者處以斬刑,并對種種不孝的罪行作出了更具體的處罰。簡單地講,社會弘揚什么,就要通過制度激勵什么;反對什么,就要通過制度約束什么。道德教育與制度建設兩者之間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對立、相互矛盾,而是相互促進、相輔相成。

中國傳統社會對道德教育的重視,是通過教育、考試、人才選拔、監察、法律、激勵等制度予以保障的。此外,中國傳統社會還設計出承載倫理道德教育功能的建筑物,像祠堂、孔廟、城隍廟、四合院等等,使得教育潛移默化地滲透到人生活的各個方面。

(七)方法有效

《說文解字》把“教”解釋為“上所施,下所效”。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是身體力行的感化,而不是空洞的說教,因此特別強調“正人先正己”“身教勝于言教”,尤其重視作為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者、領導人的道德示范作用。《論語·子路》篇中說,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真正賢圣的領導者不僅是身體力行了禮義忠信的道德楷模,而且也是在治國理念上落實“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的人。

(八)重點突出

中國古代社會著重培養的是每一個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責任意識。《孟子·離婁上》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如今,小到家庭夫妻間的摩擦,大到種族、國家間的沖突,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彼此相互責怪而不能反躬自省所致。古人說“各相責,天翻地覆;各自責,天清地寧”。這也是實現社會和諧的心法。

四、借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加強精神文明建設

古人治國,道德教育實為首要。概觀今日災難繁多,矛盾沖突四起,人心惶惶無依,究其根本,是因為忽視了圣賢教育所致。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經濟總量無論世界第二還是世界第一,未必就能夠鞏固住我們的政權。經濟發展了,但精神失落了,那國家能夠稱為強大嗎?”“沒有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沒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極大豐富,沒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斷增強,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前提。”這就強調中華文化的繁榮興盛、人們道德水平的提升和精神文明的發展,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提。為此,仍需借鑒古人“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的理念,從而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中華傳統美德貫穿在國民教育的全過程,滲透到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的方方面面。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注重家庭家教家風建設;主持召開思政課教師座談會,強調思政課的重要性,提出“立德樹人”的教育理念;召開文藝座談會,強調文藝工作者要德藝雙馨;反復強調黨員領導干部要加強以“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為主要內容的政德修養,通過在黨員領導干部中開展群眾路線教育、“三嚴三實”教育、“兩學一做”教育、“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教育、黨史學習教育等將“教學為先”的理念制度化、常態化。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為實現這一目標,可進一步借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做好以下幾個具體方面的工作。

第一,培養并挑選一些真正通達中華倫理道德且德行兼優的教師,在國家電視臺、網絡廣播等各類傳媒上宣講倫理(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道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的精神,使人羞于作惡;同時配以圣賢經典教育,使“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等道理深入人心,令人不愿、不敢作惡。

第二,落實“德才兼備,以德為先”“進賢受上賞,敝賢蒙顯戮”的人才選拔標準,領導者的選拔必須具備“孝廉”的條件,無論是黨員入黨,還是選拔領導者,首要條件即是“孝廉”,并把能否進賢作為領導干部政績考核的一項重要內容。

第三,國民教育和領導干部培訓課程要注重漢字和文言文的學習,并以“五倫八德”的道德教育作為主修課或必修課,以《國學治要》《群書治要》作為治學治國的必讀課本。國家領導人要率先參加并且身體力行中華傳統倫理道德教育,為社會大眾作出榜樣示范。

第四,辦試驗點、辦特區是中國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重要經驗之一。在弘揚圣賢教育方面,可以選擇一個小鎮、社區、學校、企業或監獄作為落實傳統倫理道德教育的試驗區,將其試驗成果通過網絡、衛星電視向全國乃至全球傳播。這種教育方式已經有很多成功的先例。無論是地方“道德講堂”的實驗,還是和諧企業的典范,抑或監獄改造服刑人員的成功案例,都令我們更加堅定文化自信,深信借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圣賢教育能夠導正人心。

總之,借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視道德教育的經驗,推進文化自信自強,可以為建設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貢獻智慧,從而化解人倫沖突,解決因人心墮落而導致的各種社會問題,切實提升全社會文明程度。

《群書治要》學習網

網址:www.zsmeizhi.com 備案號:京ICP備18013041號-1

網站建設多維網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