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漢俊
作為一朝之丞相，最痛苦、最感恥辱的事，莫過于目睹君王被俘、三宮受辱、山河易主，莫過于親眼見到皇帝跳崖、群臣赴死、軍民遭戮，自己卻無能為力的了。
但這一切，文天祥都遭遇了。
公元1279年3月19日，南宋祥興二年二月六日，南海廣東新會崖山島海面，一場曠世未有的海戰正在發生。南宋朝廷的生命汞柱，正在歸零。
蒙古大軍從三個方向包圍了南宋小朝廷，經過了長江丁家洲水戰、焦山水戰的蒙軍水師已經強大起來，宋軍的人墻防線被攻破，連營戰船被焚燒，二十萬南宋軍民背水一戰，或血戰到死，或蹈海而死。左丞相陸秀夫在催促妻子兒女全部跳海而死后，毅然背起年僅8歲的幼主趙昺，跳入大海，盡忠殉國。副樞密使張世杰突出重圍后，戰船傾覆，壯烈犧牲。
崖山一戰，南宋全軍覆沒，“浮尸出于海十余萬人”。崖山，為南宋朝廷畫了一個慘烈的句號，也畫下一個悲壯的感嘆號。這是大宋王朝歷史上，也是中國朝廷史上最沉重的一頁。
而此刻，在不遠處的一艘海船上，南宋右丞相文天祥正痛苦而悲憤地目睹這一切。
他是作為蒙古大軍統帥張弘范的俘虜，被押來觀戰的。文天祥拒降的斬釘截鐵，讓張弘范的勸降有些咬牙切齒，他陰陰地看著這位聞名已久的同齡人說，“我要讓你親眼看到，宋朝是怎么死在我手上的，看你降還是不降！”
把悲劇撕裂給你看，把制造悲劇的過程活生生地展示給你看，是一樁殘忍而狠毒的事?！耙怀旎栾L雨惡，炮火雷飛箭星落”“誰雌誰雄頃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渾”，這一幕幕令文天祥有錐心之痛，欲哭無淚，“惟有孤臣雨淚垂，冥冥不敢向人啼”。想到那些賣國求榮、賣主求生而腰纏萬貫的奸臣內賊，文天祥不禁怒憤難遏：“我欲借劍斬佞臣，黃金橫帶為何人”。悲憤與吶喊，痛心疾首與深惡痛絕，充斥著一代熱血忠臣的胸膛。
張弘范此舉，是想摧毀其心理、解構其尊嚴。不但沒能降服文天祥，反而激起他反抗到底的決心。
文天祥此刻的想法只有一個，我堂堂大宋丞相，怎能降服于屠我軍民、碎我河山的異族他邦！與其茍且，寧肯一死，為國盡忠。
崖山海戰之前，文天祥的心已死過兩回。
第一回心死，是在三年前，即文天祥被元軍扣押的日子。
公元1275年初的一天，時任贛州知州的文天祥接到詔書，蒙古大兵進犯，長江上游告急，南宋首都臨安危在旦夕。朝廷被迫頒詔天下，號召各地以兵馬勤王?；噬习Ц?，臣子焚心，文天祥聞詔痛哭，決心不惜毀家紓難，組織義軍，千里馳援京師臨安。朝廷任命文天祥為江西提刑、安撫使，兼平江知府。
剛剛上任，蒙古大兵就從金陵殺入常州。文天祥命將士出戰，但義軍畢竟不是正規軍，各路人馬被強悍的蒙古大兵打敗，或戰死，或潰逃。文天祥棄守平江，退守余杭。此刻的大宋王朝風雨飄搖、朽木難支，不少在位的重臣猛將聞風辭朝而逃。危難之際，朝廷決定任命文天祥為樞密使，加任臨安知府，不久升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期待文天祥作為中流砥柱，力挽狂瀾。此時升官，實為赴湯蹈火，文天祥毅然臨危受命，慷慨赴義。
公元1276年正月初二，臨安被包圍，元軍統帥伯顏拒絕了南宋大臣陸秀夫的談判條件。三天后，南宋朝廷謝太后派出使臣，到元軍軍營遞交降表，表示甘愿俯首稱臣，且尊稱忽必烈為“仁明神武皇帝”，供奉真金白銀、綾羅綢緞，仍然遭到伯顏嚴拒。南宋朝廷于是不惜降格，自稱為“侄”，亦不同意，再降為“侄孫”，仍然不許，又乞求留一方圓小國以茍延殘喘，均被拒絕。蒙元勢欲吞滅大宋、統一天下之心，彰然于世。
作為提綱重臣的文天祥一面力諫朝廷趕緊秘密轉移，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一面滿城排兵布陣，盡臨安知府之責，與都城共存亡。但六神無主的謝太后沒有采納。南宋朝廷的卑躬屈膝又令朝內文武百官失望和憤怒，張世杰等重臣反對朝廷不戰而降，紛紛辭朝而去，貪生怕死的重臣陳宜中偷偷溜走。在朝中無人的情況下，謝太后不得不倚重報國心切的文天祥，而右丞相這個位置，已是居皇帝右手的主相，可以掌管軍政大權、都督各路軍馬了。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面對國難危局，文天祥挺身而出，他輔佐幼帝和謝太后，行使統領文武百官的權力，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獨木力挺，任重如山。
近一年來，是文天祥成長最快的時期。在艱難中被提拔、危難中被重用，高官無厚祿，升官不發財，更無光宗耀祖的念想，唯有兇險，唯有艱險，唯有犧牲。但文天祥義不容辭，有“壯心欲填海”“一日定千年”之志。
公元1276年正月十八日，呼嘯的鐵蹄狂奔到距臨安僅三十里的皋亭山，突然停住了。元軍統帥伯顏勒馬叫陣，聲稱只有宋朝大丞相文天祥親自來請降，方可商談。
謝太后說，你去吧。國難當頭，沒有退路。為了保全江山社稷大宋朝廷，文天祥只能是置個人安危于度外，慨然前行，有一種當年荊軻的悲壯。
面對元軍威勢逼人的高頭大馬和寒光閃閃的蒙古戰刀，勢單力薄的文天祥強調，宋元之間是議和、是談判，不是議降，必須平等相待。不卑不亢，傲骨凜然；他指斥元軍侵犯大宋王朝，破壞社稷法統、踐踏文明禮儀、濫殺無辜蒼生，是野蠻行徑，據理力爭，義正辭嚴。伯顏自知失道寡義，只好承諾“社稷必不動，百姓必不殺”。文天祥進而要求，元軍必須先退兵平江或者嘉興，再談其它；如果元軍想毀我宗廟社稷，則我大宋豪杰并起，抗爭到底。文丞相態度堅定，毫無妥協之意。伯顏勃然大怒，以殺害文天祥相威脅，文天祥說：“吾乃南朝狀元宰相，但欠一死報國，刀鋸鼎鑊，非所懼也！”大義凜然、威武不屈。元軍在場諸將無不被文天祥的凜然氣勢所懾，紛紛暗稱他為“大丈夫”，“北方相顧稱男子，似謂江南尚有人”。
幾場交鋒下來，原本惱羞成怒的伯顏慢慢地欣賞起這個對手的忠誠、勇敢和睿智來，暗起降服之心。伯顏放回其他宋朝使者，命他們按他的旨意寫投降書，唯獨扣留了文天祥。當文天祥再次見到伯顏和宋朝同事時，已是在受降儀式上了。文天祥震怒，捶胸頓足，仰天長嘆，痛惜南宋朝廷的卑躬屈節，痛斥元軍的蠻橫無恥，痛罵宋臣的賣國求榮。而此時的南宋朝廷已經解除了文天祥的丞相職務，解散了他的勤王義軍。被擲為棄子的文天祥無可奈何，只能痛悔自告奮勇孤陷敵營，但仍然希冀有機會出去率兵殺敵、復興大宋，“南國應無恙，中興事會長”。
降元的宋朝沒有了顏面，舉國蕭條悲涼，國璽被送往元大都，宗室大臣文武百官收頜俯首，在臨安城的瑟瑟寒風中排隊晉見元軍統帥伯顏。被軟禁在元營的文天祥一籌莫展，唯一的抗爭便是緘默不語。
悲莫過于無聲，哀莫大于心死。沉默，也是一種抗爭。
元朝皇帝忽必烈下令，把文天祥押送到元大都。
公元1276年二月九日，押解文天祥的元軍向燕京出發，二月二十九日路過鎮江時，文天祥等十幾人趁著夜色逃脫了元軍魔掌，從揚州取道長江口，沿海路向南追趕小朝廷，“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文天祥一邊尋找逃難的朝廷幼主，一邊回首遙望江南故國，“昨夜分明夢到家，飄搖依舊客天涯。故園門掩東風老，無限杜鵑啼落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啼血。
文天祥沿途收拾殘兵游勇投入斗爭，但此時的宋朝軍隊已是力如綿薄、兵心渙散，將士們互相猜疑、彼此設防，文天祥也多次被懷疑，險些被有戒備之心的宋將誤殺；多次被元軍逼得躲進叢林，甚至籮筐中，歷盡千難萬險，吃盡千辛萬苦。在逃離鎮江京口過程中，文天祥經歷了“定計難”“謀人難”“踏路難”“得船難”“紿北難”“定變難”“出門難”“出巷難”“出隘難”“候船難”“得風難”“望城難”“上岸難”“入城難”。從公元1276年正月18日被元軍羈押元營、二月二十九日逃離，到五月二十六日終于到達福州，奉詔回歸朝廷復任樞密使，文天祥經歷了九九八十一天，遭遇了九九八十一難，可謂行路難、路難行。
不僅經歷“難”，還親歷了“死”。光從鎮江到溫州這一段距離，文天祥就體驗了二十多種死法。痛斥元軍當死，痛罵叛將當死，與元朝高官爭執當死；逃往京口，隨身攜帶匕首，隨時準備自刎；在江面遭遇元軍巡邏船，差點葬身魚腹；逃往真州因被懷疑，在城門處徘徊，差點兒被處死；過瓜洲突遇元軍哨兵，差點兒被打死；揚州城下進退兩難都是死，桂公塘外元軍路過險被擒，賈家莊口哨兵盤查欺凌死；夜逃高郵迷方向幾被陷死，清早竹林遇騎兵差點暴露；過高郵、海陵、高沙、海安、如皋、通州，數次死里逃生；乘一葉小舟，涉萬頃波濤，幾回回險遭船翻人亡，終于到達溫州。九死一生，但九死不悔。
第二回心死，是在崖山之戰的前一年，即文天祥被俘的日子。
這是公元1278年，南宋祥興元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午時分，在廣東潮陽當地土匪引導下，元軍漢軍統帥張弘范帳下500兵突襲深藏在五坡嶺的宋軍營地，正在吃飯的文天祥被包圍，情急之中他吞服預先準備好的龍腦，想自盡表忠，不料因連日腹瀉，藥力失效未死，一眾部將全部戰死。
文天祥被押到張弘范跟前，元軍官員命文天祥行跪拜之禮，文天祥堅決不從。張弘范與宋軍總指揮、抗元大將張世杰是親戚，但二人志不同道不合，各事其主。此刻張弘范要做的一件要事，是讓文天祥寫信招降張世杰。文天祥義正辭嚴地說：“我不能保衛父母，還教別人背叛父母，可以嗎？”文天祥拿出《過零丁洋》以明心志。當張弘范讀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時，不禁連聲贊嘆“好人！好詩！”愈發對文天祥敬佩有加。
但文天祥心已死、情不移、志更堅。
這一次，張弘范強迫文天祥觀崖山海戰，想讓他親眼看著南宋是如何滅亡的，讓他萬念俱滅、回心轉意。
這是文天祥第三次心死。
心碎，萬箭穿心；心痛，宛如刀絞。
征服不了，勸降無效，張弘范只得奉忽必烈之命，派人押送文天祥到燕京，一路上嚴加防范，防止文天祥再次脫逃。
路過南京時，文天祥看到昔日繁華的金陵城“草合離宮轉夕暉”“城郭人民半已非”的衰景，深感“風雨牢愁無著處，那更寒蛩四壁”，發出“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的悲嘆，表達出哪怕“鏡里朱顏都變盡，只有丹心難滅”的決心，惆悵地期待“從今別卻江南路，化作啼鵑帶血歸”。錚錚鐵骨硬，拳拳丹心堅。“想男兒慷慨，嚼穿齦血”，咬斷牙根也要報亡國之仇。信念堅似鋼，意志強如鐵，字字皆悲秋，句句都是淚。
一路上，面對元軍的好菜好飯，文天祥以絕食抗爭。五個月后到達燕京，元世祖忽必烈派南宋舊臣高官勸降，文天祥拒絕道：“國家亡了，我只能以一死報國?！?/p>
“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
身雖在，心已死，化作磁針向南方。
從南粵到燕京，迢遙千里路，一把辛酸淚。
文天祥一路被押解、看守，沒有逃脫的機會，卻有遐想的時間。
回想四十多年的人生之路，文天祥愈發堅定了不屈的信念。
公元1236年，文天祥出生在“文章節義之邦”的江西廬陵吉州（今吉安）。這里文薰武熾，古風浩蕩，歷史上走出過三千進士，誕生過一批忠烈之士、儒雅之士；這里有一座山，叫青原山，顏真卿、歐陽修、黃庭堅、楊萬里、李綱、胡銓、周必大、解縉、楊士奇、王陽明、鄒元標、羅洪先、徐霞客等，來此留下珍貴的墨寶和詩文；這里有一座書院，叫白鷺洲書院，江萬里、程大中、邵雍、周敦頤、張載、程頤、朱熹等多位儒學大師，來此或籌建書院，或著書傳經講課；這里有耕讀傳家、修齊治平的好傳統，自古書香醇厚、崇學尚儒，史載“家有詩書，人多儒雅，序塾相望，弦誦相聞”，留下“一門三進士，隔河兩宰相”“五里三狀元，十里九布政”“父子探花狀元，叔侄榜眼探花”“九子十知州，百步兩尚書”的故事。仙風道氣山幽靜，詩書繼世鄉風醇，鐘靈毓秀，歲月靜好。
但是文天祥生逢亂世，正值風雨飄搖中的南宋走向暮年，伴隨他呱呱墜地哭聲的，是蒙古鐵騎的嘚嘚馬蹄聲。這一年，渡過黃河的蒙古大軍一路南下，連克唐州、襄陽、棗陽、郢州、德安，另一支蒙古軍隊挺進四川，沿長江全線對南宋兵力形成了包圍圈，自西向東，勢如破竹。動蕩不安的天下大勢，構成文天祥的生活、成長背景，甚至伴隨著他完整的生命周期。
文天祥出生于儒士之家。父親文儀嗜書如命，常常是一燈如豆到天明。他思想解放，倡導革新，自號“革齋先生”，常在腰間戴一個刻有“革”字的玉佩，以明革新之志。父親的思想主張對文天祥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使他從小養成一種“袖中莫出將相圖，盡洗舊學讀吾書”的氣魄和“法天地之不息”的精神。據《宋史》記載，文天祥“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美而長目，顧盼燁然”，有曠世之美男子的形象，更有濟世之偉丈夫的氣象。后世贊譽文天祥曰，“名相烈士，合為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兩見”，既是忠臣名相，更是名相中的英雄烈士，這種評價名至實歸。文天祥的文韜武略、兼濟天下的稟賦，得益于家學之功、傳承之力、勤學之用。
文天祥有詩曰，“東家筑黃金，西家列珊瑚。嘆此草露晞，良時聊斯須。古人重孜孜，殖學乃菑畬。彼美不琢雕，櫝中竟何如。空同白云深，君子式其廬。棐幾照初陽，垂簽動涼噓。方寸起岑樓，一勺生龍魚。辰乎曷來遲，競諸復競諸?！贝嗽娒麨椤额}鐘圣舉積學齋》，何時寫成，史料失考，有可能是在他任職江西贛州期間，造訪飽學之士鐘圣舉先生的“積學齋”之后寫成的，從中讀得出他慎獨守靜清廉、堅守高潔意趣的君子性，崇學尚學好學善學的學士風，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緊迫感，意氣風發、揮斥方遒的凌云志。這無疑是那個沉悶抑郁、濁氣混沌的年代里，一縷清風、一絲暖意、一抹亮色。
風物化人，水土養人。廬陵是人杰地靈之邦、忠貞義勇之地，家鄉的“三忠一杰”對文天祥有著深刻的影響。
第一位是一代文豪歐陽修（公元1007—1072年），唐宋八大家之一，開啟大宋文章之盛景、引領北宋詩文之新風、奠定全宋文化盛世之基礎。他居高不傲，懷才不恃，堅守大節尊嚴，勇于革新擔當，留下了千古芳名。死后被謚“文忠公”；第二位是宋朝南渡時擔任建康（今南京）通判的楊邦乂（公元1085—1129年），在宋朝重臣、建康留守杜充投降金兵的情況下，楊邦乂迎難抗敵，因寡不敵眾被俘，面對金兵的高官厚祿勸降，咬破手指寫下“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毅然以頭撞堂柱而死，金兀術惱羞成怒，命劊子手割其舌頭、開其胸膛、剜其心臟。楊邦乂被謚“忠襄公”，今天的南京雨花臺烈士陵園，祭有“楊邦乂剖心處”；第三位是楊邦乂同時代的忠節義士、南宋資政殿學士、抗金英雄胡銓（公元1102—1180年），公元1138年金朝使者到南宋朝廷談判，態度傲慢、氣焰囂張，而秦檜等對金人卑躬屈膝，一味退讓講和，引起滿朝文武憤怒。胡銓上書趙高宗，力斥賣國求榮行徑，請求朝廷立斬秦檜與參政孫近等，聲振朝野，吏民爭睹，連金人讀了都大驚失色，連呼“南宋有人”“中國不可輕”。但胡銓遭到趙高宗貶斥和秦檜的迫害，在趙孝宗時期受到禮遇，高齡去世時，仍不忘寄望于皇帝牢記家仇國恨、收復失地，死后被謚“忠簡公”。少年文天祥曾面對三位同鄉先賢的畫像，立志要像他們那樣立德、立功、立言；第四位是比他年長30歲的南宋中興四大詩人之一，寫出了“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的楊萬里（公元1127—1206年）。楊萬里拜師于愛國英雄、杰出鄉賢胡銓，終生以胡銓為榜樣，主戰而反對議和，上書政論文章《千慮策》，歷數靖康之變以來的慘痛教訓，指陳朝廷的腐敗無能，提出了一系列振興圖強的施政策略。他官至秘書少監，因主戰抗敵而屢受排擠，堅辭職位，賦閑不出，最終老死家中，被謚“文節公”。他的愛國詩、愛國情深刻地影響了文天祥。
不光有楊萬里，還有一位江萬里（公元1198年—1275年），更是直接地影響了文天祥。
這位年長文天祥38歲的江萬里，擔任過吉州知州。他曾到廬山腳下的白鹿洞書院求學，師從朱熹的門人，終成朱熹的再傳弟子和朱熹理學的傳承者、南宋理學的代表人物；曾受邀向宋理宗當面進諫治國理政之言，后來官至南宋宰相。江萬里為政為學兩不誤，從政45年，歷任91個職務，創辦過三座書院，培養過17位狀元、2700位進士。在吉州，江萬里創辦了白鷺洲書院，研學專精于理學，還親自傳道授業解惑，使白鷺洲書院名噪一時，成為南宋四大書院之一。
白鷺洲書院既因師者著名，也因門生而出名，江萬里親自挑選了高徒歐陽守道接任山長，歐陽守道承繼嚴師衣缽，道德文章有口皆碑，治學有道、育人有方，培養了一批有造詣、有地位、有業績的學生，白鷺洲書院因此獲得宋理宗親筆題寫的牌匾。宰相江萬里可謂是桃李滿天下、棟梁充高堂。
僅公元1256年宋理宗寶祐四年錄取的601名進士，吉州就占了44人，幾乎全來自白鷺洲書院。
其中，就有以進士第一名的成績中得狀元的文天祥。
從此，文天祥與江萬里和他的白鷺洲書院結下深情。江萬里改變了學生文天祥的人生，也影響了朝臣文天祥的命運。后來在忠誠見謗、仕途受阻的時候，心情郁悶的文天祥屢屢求教于這位忠臣恩師。
更重要的是，后文將提到，這位精神導師最后以一個驚天動地的舉動，完成了他對文天祥的言傳身教和行為示范。
“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在曉風拂檐檻、雨打芭蕉夜的環境下讀史閱經明志，讓前人的道德光輝照亮自己前行的路，文天祥以此為人生之高境。
讓文天祥嶄露頭角的這次全國殿試，在歷史上也留下了一筆。中榜的601名進士中，出身平民家庭的417人，占比近70%，而出身官僚家庭的只有184人，這次殿試因此成為科舉選拔制度推動平民向上層社會流動的經典案例，名垂青史。
殿試是國家選拔人才的重要途徑，歷任大宋皇帝高度重視，親自出題。宋理宗結合自己治國理政的心得出了一道策論題，讓考生回答為什么“志愈勤，道愈遠”；殿試還結合南宋目前面臨的危局，出了五道征集對策的問答題。文天祥從“道”論起，以北宋大儒張載的“橫渠四句”切入，坦陳“臣之所望于陛下者，法天地之不息而已”，第一次提出了“法天不息”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文天祥在現場一揮而就的這篇萬言文《御試策》中，“不息”一詞出現89次?！疤炀枚粔嬕惨赃\，地久而不頹也以轉，水久而不腐也以流”，因為“不息”，所以天不墜、地不頹、水不腐，運而不息為之道，陰陽不息道不息。翻譯成今天的話，“不息”就是運動、革新、轉化、流變，是行動、匯聚、散發、生化，是與時俱進、與事俱進、與是俱進、與勢俱進。文天祥進而指出，“圣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圣人之道也”，這對宋理宗不能不說是坦誠而大膽的進諫。文天祥還結合南宋面臨的外族入侵壓力，縱論“天災與安民”“人才與世風”“兵力與國策”“盜寇與邊防”的關系和對策，其建言赤心灼灼，其獻策拳心誠誠。
主考官王應麟讀文如獲至寶，向皇上奏報說從文天祥的文中讀到“古誼若龜鑒，忠肝如鐵石”，祝賀皇上能得到這樣的曠世奇才。隨即，這篇情真意切、痛陳時弊、縱論天下的《御試策》被皇帝宋理宗一眼看中，20歲的文天祥被擢為第一名，摘得三甲狀元?；实塾H自贈詩《賜狀元文天祥已下詩》曰：“道久于心化未成，樂聞爾士對延英。誠惟不息斯文著，治豈多端在力行。華國以文由造理，事君務實勿沽名。得賢功用真無敵，能為皇家立太平?！北磉_了對文天祥的欣賞，又寄寓了希望。
寒窗讀書苦，迎風展翅高。
利劍在靜候出鞘的時刻，英雄在等待脫穎的機會。
南宋的皇帝幾乎沒有睡過一夜安穩覺。
前半夜被金兵追打，后半夜被元兵圍打。山河破碎夢不連，國勢浮沉雨打萍，夢里全是游牧民族的鐵騎馬刀，寒風陣陣，寒光閃閃。
公元1234年，一直被金兵追殺的南宋朝廷終于有了報仇雪恥的機會。
這就是與蒙古大軍的聯手。
公元1141年到1142年，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時間節點，是宋、金、元三國三朝政治軍事勢力板塊重新組合的關鍵時期。
這一刻，大宋王朝力主抗金的主將岳飛被陷害致死，朝中無人敢言戰、無人能應戰，于是宋金之間簽訂了“紹興和議”，堂堂大宋從此對金稱臣，成為藩屬國，大宋皇帝趙構甚至在寫給金主的信中，自稱“臣構”。
這一刻，對金朝女真人來說，是一個發展崛起的契機。東北方向完成了對遼朝殘存勢力的清掃；西部方向安撫住了西夏，使之承認自己的宗主國地位；對東部方向的高麗國、渤海國加大防御力量。于是金朝的主攻方向轉向了宋朝的廣大區域，富庶江南，物華天寶，無疑是大金國的不竭財源地。議和是假，覬覦是真；協議是虛，圖占是實，大宋像是一塊肥肉，食之不盡，嚼之不竭。
但是，金朝對宋朝的圖謀，遇到了一個強大的對手，這就是同樣奔馳在千里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蒙古鐵騎。準確地說，是逐漸漢化，甚至宋化的女真人，遭遇到仍然保持強悍威風的蒙古人。
公元1206年，孛兒只斤·鐵木真統一蒙古各部落，被擁立為首領“成吉思汗”，創立大蒙古國。
迅速崛起的大蒙古國一方面建立起強有力的帝國體制，一方面發動大規模的對外戰爭，先后消滅西遼勢力，多次發起對夏戰爭，令西夏王朝臣服，隨后打響滅金之戰，擴張勢不可擋。公元1211年野狐嶺一役，10萬蒙古鐵騎對戰45萬金朝精銳，以少勝多、大獲全勝，從此威勢日隆，強不可敵。被蒙古大軍占領大片土地后的金朝轉嫁壓力，加大了掠奪大宋豐饒成果、擠壓南宋生存空間的力度，此所謂你打我、我打他。
金人的舉動，激怒了久積靖康之恨的宋人。于是，宋朝與金朝的對手蒙古大軍的合作，就成了歷史的必然與現實的選擇，一場新的“三國演義”在東漢末年1000年后重演。
公元1234年，即宋理宗端平元年，忍無可忍的大宋與蒙古大軍聯手滅金。隨著蒙古人的風卷殘云雷霆萬鈞，金人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趕緊派人想說服宋人，并不惜以當年北宋皇帝受金朝皇帝之蒙騙聯手滅遼，卻被金朝反手一擊而亡的教訓為例，甚至還用了“唇亡則齒寒”的典故相勸。但南宋人恨金入骨，哪里聽得進這番50年之后才被證明的勸言，心想，齒寒就齒寒，我先讓你寒；重演就重演，我讓你先演，斷然拒絕了金朝的請求。
當然，南宋朝廷也不是一時沖動，宮廷內部也進行過一番激烈的討論，是“扶金拒蒙”“聯蒙滅金”，還是“先滅金再抗蒙”，反復討論、激烈爭論，但對現實壓力的恐懼大于對未來憂患的思量。最終的結論是，滅金比防蒙更迫切；最后的結果是，金朝都城蔡州被宋、蒙大軍攻陷，金哀宗自殺，金朝滅亡。
至此，距公元1134年岳飛首次北伐抗金、收復襄陽六郡，正好100年整。
歷史的悲劇，真的開始重演了。
大宋王朝雖然一雪百年奇恥，但也開始了近半個世紀的大辱。這就是蒙元覆滅南宋之戰。
從公元1234年宋蒙兩軍在洛陽的正面戰爭打響，到公元1279年蒙元大軍滅宋于崖山結束，時間長達46年。
生于公元1236年、卒于公元1283年的文天祥，幾乎親歷了蒙元滅宋全過程，也就是說，文天祥一出生，宋朝就進入了覆滅的倒計時。
蒙古帝國滅宋的謀劃，堪稱人類戰略史的經典。
威風起荒漠，戰云卷中原。從戰略籌謀到戰爭準備，從戰場布局到戰役展開，從戰斗實施到戰術運用，蒙古人從長計議、精心布局，在下一盤大棋。這個征服了整個草原荒漠地區，建立起大蒙古帝國的強勢政權，這個征服了歐亞大陸，從波羅的海打到太平洋、從西伯利亞打到波斯灣，占領面積曾達數千萬平方公里的馬背帝國，對付已經被女真人打得暈頭轉向、皮開肉綻的南宋本不在話下，但仍然不敢掉以輕心、輕舉妄動，而是對這個存活了幾百年的王朝，進行了透徹的琢磨、精準的算計、周密的布局。
此前，成吉思汗、窩闊臺父子西征中亞達七年之久，滅了花剌子模國（今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消除了遠域之敵襲擾的可能，掃清了外圍，加固了邊防，拓展了縱深，拉開了打大仗的架勢。
此前，成吉思汗派兩萬蒙古騎兵西征西遼，剿滅與蒙古、新疆分裂勢力勾結的西遼國，控制絲綢之路，獲取商貿財富。
此前，成吉思汗、窩闊臺父子發起六次、歷時20多年的對西夏作戰，盡管成吉思汗在戰爭末期受傷病逝，但蒙古人在公元1227年終滅西夏王朝，解除了后背之憂、擴占了物資供應基地。
此前，窩闊臺大汗在公元1213年三路攻金的成功經驗基礎上，于公元1231年拉開了滅金之戰的序幕，三年而功成。
至此，蒙古帝國掃清了滅宋大業的一切障礙，只等大舉破宋的發令槍聲了。
但是，這個發令槍聲不是蒙古人打響的，而是南宋朝廷發出的。
公元1234年正月初十，南宋軍隊在與蒙古大軍剛剛共同滅金于蔡，南宋朝廷導演的“端平入洛”事件就發生了。當年五月，宋兵突然占領了原屬北宋的東京開封府開封、西京河南府洛陽、南京應天府商丘等“三京”地區。這一年是宋理宗端平元年，所以史稱“端平入洛”。
此舉引爆了宋蒙戰爭。
“三京”地區本是大宋王朝的故園，被金人占領了一百多年，歷代宋人想拜謁祖宗的陵墓，都只能是遙祭，這里是宋人魂牽夢縈的鄉愁，是岳飛曾數次北伐要收復的失地，南宋的收復之心，完全可以理解。但對沒有此切膚之痛、百年之恥的蒙古大軍來說，則完全不能理喻。對南宋王朝這種提前不溝通、不執行退兵約定、不宣而占的行為，自恃戰功顯赫、武功高強的蒙古大軍當然不干，遂大舉攻打“三京”，南宋軍隊潰敗而逃，退回到原來的防線。但蒙古軍隊窮追猛打，蒙宋大戰一發而不可收。
其實，這場戰爭遲早要來。窩闊臺大汗繼承的，不過是成吉思汗的遺策。以“端平入洛”為起點，窩闊臺指揮二十萬蒙古騎兵，正式打響聲勢浩大的滅宋之戰。
唇亡而齒寒的歷史悲劇，即將重演。
蒙古大軍自有敢于一統天下的實力，不僅僅是雄心、決心。
從蒙元滅宋的謀篇布局看，成吉思汗建立并延續下來的這個草原帝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軍事各方面逐步建立起強大的戰時機制體制，顯示出強大的內生戰斗力和原生的擴張力。因此，宋蒙之戰一開始，蒙古帝國就設計好了滅宋的路線圖、時間表、施工單、任務書，志在必得。
對戰無定數，勝負無常規。戰場上天、地、人因素復雜，且變量多、變數大，但蓄謀已久的蒙古大軍對宋軍的戰爭，一開始就掌握了主動。從戰略謀勢上看，既有總體運籌又有重點突破，既有長計劃也有短安排，既有伐兵之策更有攻心之術，顯得有張有弛、有法有章。從戰役實施上看，由西到東，從北到南，縱橫數千里，跨越江河海，總體戰風卷殘云，阻擊戰攻防有力，陣地戰如銅墻鐵壁，運動戰似霹靂閃電，是中國歷史上一場在最大流域、最長戰線、最多層面同時展開的殲滅戰。這場戰爭，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朝代推翻前一個朝代最艱巨、最慘烈、最徹底的經典戰例，也是一部精彩的電影大片。
綜觀蒙古大軍滅宋的過程，是按三路兵力組織、三個戰場展開、三個時期來進行的。這“三個戰場”，分別是西路軍開辟四川戰場、中路軍搶奪京湖戰場、東路軍控制兩淮戰場。這“三個時期”，分別是窩闊臺汗時期（公元1234年—1241年）、蒙哥汗時期（公元1258年—1259年）、忽必烈汗時期（公元1268年至1279年）。
三個戰場有重有輕、有呼有應、有分有合，打得山呼海嘯，最后三路合一，直搗臨安；三個時期的三位大汗毫不歇氣、步步緊逼，一年接著一年打，一代跟著一代干，終于把有著300多年歷史的大宋王朝逼進了死胡同，趕到了懸崖邊。
歷史，總是環環相連、絲絲入扣、馬不停蹄，從未有散漫、閑暇、打盹的時候。
公元1234年六月，滅金之戰驚塵甫定，宋軍入洛的戰報剛到，蒙古大汗窩闊臺就召開諸王大會，宣布實施大規模的攻宋之戰。隨即，旋風狂飆般的蒙古鐵騎潮水般從三個方向涌向川蜀、京湖、兩淮地區，所到之處大開殺戒、瘋狂屠城，廣大地區遭受嚴重破壞，生靈涂炭，財物被掠，生產被毀，文化遭劫，蒙古鐵蹄所到之處一片哀號。據史料記載，一次戰斗被殺的宋朝百姓和士兵可達數十萬人，窩闊臺派弟弟托雷攻入天府之國，瘋狂屠殺成都軍民，數年之內蜀地人口銳減千萬人以上。蒙古大軍的殘暴，令人不寒而栗。
對蒙古帝國而言，滅金之戰實際上有一箭雙雕之功，既摧毀了金朝殘存的堡壘，也完成了蒙古兵力對中原地區的強勢介入和對宋作戰的要點布陣。而對南宋而言，卻是引狼入室，最終連命都送上，連哭都來不及了。公元1241年，窩闊臺死于豪飲，蒙古大汗換了幾任，但攻宋的計劃從未改變。
公元1251年，窩闊臺的養子、成吉思汗幼子托雷之子蒙哥登上蒙古大汗寶座，即率軍再次從陜甘方向進入川蜀地區，橫掃成都、重慶、瀘州、萬州等地，占據長江上游地區。與此同時，蒙哥汗命弟弟忽必烈進兵云南，滅大理國，加固了西南方向的打擊力量和防衛能力。
公元1259年，蒙哥汗在連續征服歐洲、非洲、亞洲40多個國家之后回兵入川，從長江上游往中下游地區推進。在攻打重慶合川釣魚城時，遭遇宋軍守將王堅、張玨的頑強抵抗，久攻不下，蒙哥汗受炮擊而亡。但蒙古軍隊并未停步，而是繞開釣魚城，沿長江三峽東下，直逼湖北、湖南，形成對長江中下游地區宋軍主力的壓力，是為西路軍。
在京湖地區，忽必烈統領的蒙古大軍攻打湖北、湖南等長江流域重鎮，上接應西南，下支援東南，先后占領襄陽、鄂州（今武漢）、江陵、荊州、郢州、黃州、蘄州、江州、安慶、池州、建康（今南京），重點打擊南宋主力部隊，切斷拱衛首府臨安的援軍，是為中路軍。
占領中原地區的蒙古大軍兵分兩路，一路攻克唐州、鄧州、光州等地，另一路打下定遠、滁州、六合、真州（今揚州）等地，會師于江淮地區，然后一同打過江南，直逼臨安，是為東路軍。
在江南水鄉，蒙軍東路軍統帥、左丞相伯顏從容不迫地排兵布陣、安營扎寨，以右軍、左軍、中軍三路包圍臨安，天羅地網，恢恢密密。堂堂南宋、煌煌華夏，猶如網中之魚、甕中之鱉、俎中之祭品。
宋蒙之戰，大宋王朝敗于蒙古帝國，似乎是歷史的必然。
成吉思汗締造的蒙古帝國是一個神話，蒙古騎兵創造的許多戰法、戰例、戰績是傳奇。他和他的兒孫們率領的蒙古騎兵規模應該在二十萬騎左右，卻能一次蕩平歐洲、中亞地區的幾十萬兵力，打敗上百萬人的金兵，令交戰對手無不肝顫。如此驕人戰績的取得，與他的殘暴、強悍、勇敢、堅強的性格有關，但更與他的大戰略、大膽識、大智慧密切相關。
“只識彎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文化，沒有研究過孫子的兵法，但他的戰略部署、戰役謀劃、戰斗實施一直是勝券在握，他一生打過六十多場仗，除了一次戰斗發現不利主動撤退，其余各場屢戰屢勝，沒有失誤；深思熟慮計得失，居高望遠定乾坤，表現出政治家、軍事家的雄韜偉略和天才素質；他敢于以小伐大、以少戰多、以弱搦強“伐大國”、打大仗，制勝之道在先發制人，首戰就摧毀敵方意志、先滅敵方有生力量，因此他的軍事行動呈現突襲性、主動性、運動性、機動性、進攻性、殘酷性等特點，始終占據先機主導；他的屠城之術使人心理摧毀、精神崩潰、意志坍塌，而且屢試不爽，令人徹底恐懼，讓《孫子兵法》的“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在他身上找不著注腳；他指揮的長途奔襲，到達歐亞大陸的邊緣，以勞勝逸，所向披靡，讓“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后處戰地而趨戰者勞”的戰法不再靈驗。直到今天，一些史學家還把成吉思汗列入人類歷史上十大軍事家的排行榜。
從成吉思汗到術赤、察合臺、窩闊臺、托雷等四個如狼似虎的嫡生兒子們，再到蒙哥、拔都、旭烈兀、忽必烈、阿里不哥等一群驍勇善戰的優秀孫輩，一代又一代的鐵血英雄們傳承奔馳的特質、遺傳戰斗的基因、高揚勝利的旗幟。
蒙古大汗們是戰略的高手，也是戰術的巧手、戰法的老手?！懊晒判L”滅國四十，“上帝之鞭”讓地球顫抖。自信滿滿風度翩翩的歐洲騎士，一旦遭遇威風凜凜殺氣騰騰的蒙古騎兵，立即嚇得魂不附體、斯文掃地，他們手里堂吉訶德用的長槍、角斗士用的重劍，在蒙古騎兵帶鉤的長矛、彎刀面前顯得笨拙、遲鈍而脆弱；歐洲長弓與蒙古雕弓相比，拉力不及一半，射程差一大截，殺傷力相形見絀。盡管歐洲騎士把自己包裹嚴實得像個粽子，但蒙古弓弩射出的利箭，箭重而鋒窄，很容易鉆進敵手鎧甲的縫隙而致其命。攻有方，防有術，蒙古人發明了用生絲制成的“防彈衣”，即使箭頭射入肉體，有絲衣緩沖保護，只要拉出絲衣就能拔出箭頭。成吉思汗重視武器裝備的先進性，每逢大仗，俘虜的工匠技工等一個不殺，全部轉成工程兵、技術兵；他非常重視運用大炮等先進武器作戰，拋石器、銅火炮、火箭發射裝置、火焰噴射器等被廣泛應用，“回回炮”等重型武器“所擊無不摧毀、入地七八尺”，打出了冷兵器的威風，也打成了熱兵器的先鋒；元軍長途作戰，往往一人數馬，主馬主戰，從馬緊隨，馬歇人不歇，所以“來如天墜，去如閃電，飆風迅震，千里瞬至”，是“閃電戰”最早的發明者；蒙軍組織嚴明、治軍嚴酷，形成軍政、軍民一體的“千戶制”，十戶一組、百戶一編、千戶一體，戰斗隊以十為單元，一人逃跑、十人全殺；一家叛逃，十家連坐，形成捆綁式、鏈鎖制的戰斗力。
富庶南宋，遲早是游牧人的網中魚、砧上肉。
蒙古帝國以征服歐亞大陸的戰略視野來審視、部署對西夏、對金、對宋的戰爭，用攻打歐洲城邦城堡的戰略戰術來攻取南宋城池，運籌有方，游刃有余。他們頻繁使用強勢逼近、包抄打圍，據險守要、正面強攻，大兵壓境、箭雨覆壓，避實擊虛、佯退詐攻、欲擒故縱等兵法作戰，料事如神，用兵如神。忽必烈時期，元朝政權針對大宋朝廷的文武官員、地方官員、各城池守將等，展開間諜戰、心理戰、攻心術，或許以高官，或給予重金，或挑撥離間，或恐嚇逼迫，使得不少官員反宋歸元、宋才元用。中國的晚宋社會，是傳統價值觀、正統道德觀遭到嚴重踐踏和質疑的尷尬時期。
但對文天祥的勸降，是一場漫長、艱難而失敗的心理戰。
元軍兵力一直不多，但善于草船借箭，大膽使用漢人，蒙古兵力不夠就放手招募前西夏兵、金兵、宋兵。元軍本沒有水師，但忽必烈擊敗阿里不哥登上汗之始，就開始修造艦船、編練水師，戰斗中注意收繳、收編、收買宋軍的水師，組建大元水師。一個強悍的騎兵集團建立了一支強大的海上力量，最終使一度輝煌的大宋王朝葬身海底。
川蜀、京湖、江淮三個戰場波瀾壯闊，窩闊臺、蒙哥、忽必烈三位大汗接續奮戰，這不能不說是置南宋王朝于死地的大手筆。
人是戰爭的第一因素，尤其是統帥人物。
十二世紀末起，強悍的蒙古部族崛起為強大的蒙古帝國。在半個多世紀里，這個馬背民族誕生了幾位史詩級的英雄人物和帝國領袖。
第一位是成吉思汗，他完成草原部族的統一大業，橫掃中亞，戰刀直指里海與黑海間的高加索，征服歐亞大陸和印度河流域，回手一刀滅掉西夏王朝，“上帝之鞭”所指，盡入蒙古帝國囊中，但一代天驕在攻打西夏時受傷而歿；第二位是窩闊臺，成吉思汗的三兒子，他按照成吉思汗的遺策發起滅金戰爭，開啟滅宋之戰，戰績顯赫，大勢初定，卻因酗酒過度而亡；第三位是拔都，成吉思汗長子術赤之子，公元1235年拔都奉三叔窩闊臺大汗之命，率領由王室各家長子和各家族長子組成的“長子團”西征，七載而歸，一直打到波蘭、日耳曼、基輔、匈牙利等，15萬蒙軍擊破60萬歐洲聯軍，沿途各國無不臣服，但拔都最終病逝于伏爾加河河畔；第四位是蒙哥，成吉思汗四子托雷之長子，繼承汗位后派兵西征西亞、南攻南宋、降服高麗，威震海內外，但在親臨火線攻打重慶釣魚城時，壯烈犧牲；第五位是忽必烈，成吉思汗四子托雷之四子，奉兄長蒙哥汗之命總領漠南事務，奉命進攻云南、滅大理國。公元1259年，忽必烈奉蒙哥汗之命統領中路軍，一路向南，開辟湖北戰場，攻取長江中游重鎮鄂州。蒙哥汗去世后，忽必烈登上王位，公元1260年成為大蒙古國的末代可汗，公元1264年成為元朝的開國皇帝。至此，蒙古帝國進入元時代。公元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成為300多年大宋王朝的終結者。
與蒙古帝國、大元王朝的崛起可以一比的，是整整1500年前秦國的崛起和秦朝的建立。秦始皇之所以能一統天下、終成帝業，是因為“奮六世之余烈”，前面六代君王接續奮斗，無一頹勢。元朝的一統天下、百年帝業，是從成吉思汗到忽必烈數位大汗毫不松懈的共同奮斗得來的。其中任何一個環節的失誤，就可能造成事業鏈的斷裂，但秦沒有，元也沒有，后來的康、雍、乾也沒有。這是歷史的遺傳密碼。
從草原部落壯大成為強大帝國，盡管蒙古集團在成長過程中充滿血腥內斗，部落之間、貴族之間、父子兄弟之間互相殘殺，但總體上是優勝劣汰、日趨強大，在血雨腥風中拼殺、打造出一個強悍的領導階層和政權系統。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個意志堅定、目標明確、慣于拼殺、勇敢斗爭，有跨代但從不斷代、有張弛卻不松弛的領袖集團、英雄群體的強力領導和接續斗爭，這個草原部落才從中國的北方邊陲走向中華大地，建立起蒙古政權160多年、元朝政權近100年，作為主角在中華民族大舞臺活躍了一個世紀，推動了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文明大交融。
這樣的領導集體和精英階層，在宋朝沒有出現，文天祥沒有遇到，可謂生不逢時。
歷史無法選擇。
一個武功高強的草原帝國，要對一個抑武揚文兩三百年的華夏王朝動武了。但是，這樣一支馳騁歐亞大陸，令王公們聞風喪膽的蒙古大軍，攻打以抑武揚文為國策的南宋王朝，應該是不太費勁的事，但仍然苦戰了46年，比蒙滅金23年，整整多了一倍時長。
這至少說明兩個問題，一是元朝統治者對滅宋之舉是非常謹慎、精心、縝密，下了大力氣、真功夫的。戰略布局如此之大、攻防戰線如此之長，說明元朝對宋朝的顛覆，從設計上來說是全面的、根本的、徹底的；二是大宋將亡，但雄風仍在，精神韌性超強，南宋官民風骨甚健。用金人、蒙古人說過的同一句話形容，那就是“大宋有人”“中國有人”。
是的，文天祥就是一位這樣風骨凜然的人。
參加完全國殿試、策論雄文引起關注不久，文天祥的父親文儀病逝，他不得不在家守制三年。公元1258年，忽必烈統率的蒙古中路軍，突破南宋長江防線，勢如搗卵，所向披靡，南宋軍事重鎮鄂州被圍困，與之互為犄角的襄陽危在旦夕。
長江鄂州—襄陽防線地處中原腹地、長江中游，西連川陜、東望吳越，既扼守南北，又貫通東西，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120多年前金人與偽齊從這里攻入，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大宋王朝大片江山失守，幸有岳飛奉命率三萬軍從長江中下游的九江趕到，“以步制騎，以騎制步”，大破金齊聯軍十萬之眾，守住要塞，收復失地，但南宋朝廷下令岳飛班師回營，結果導致收地復失。鄂州—襄陽防線是北宋、南宋的舊傷口，是大宋王朝的命門。
宋金戰爭如此，宋蒙戰爭仍然如此。一旦這個通向長江中下游的重要關隘被蒙古鐵騎踏破，長江防區就會失守，江南重鎮建康、南宋首府臨安便面臨滅頂之災。這一次，忽必烈從西域引進的“回回炮”驚天動地，驚呆了襄陽城，蒙古戰刀乘機從這里挑開了一個豁口，橫掃長江，干了金人想干但沒干成的事。
千里長江一根線，南宋頭上一盆水。中游失守，江南危急，消息傳到朝廷，臨安城一片混亂、焦慮和恐慌。宋理宗的貼身內侍，慣于阿諛逢迎的董宋臣趁機主張遷都到明州（今寧波）。130年前宋高宗在金兀術的窮追猛打下，也曾從明州逃往海上躲避。面對董宋臣等人避戰求和、貪生怕死的行徑和逃跑路線，一些忠義之士提出反對意見，其中就有文天祥。
守制結束后的公元1259年，文天祥上任寧海軍節度判官一職。有感于維艱時局，文天祥撰寫萬言書《己未上皇帝書》呈遞朝廷。文天祥在萬言書中說，“方今國勢危疑，人心杌隉。陛下為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為百姓父母，則當衛百姓，”深刻陳明不能遷都的原因，認為“六師一動，變生無方”；如果放棄臨安城，百姓將慘遭殺戮，“京師為血肉者，今已不可勝計矣”。，皇皇萬言書，耿耿赤子心。
文天祥縱論南宋王朝面臨的戰爭形勢，分析敵我雙方的優勢和劣勢，暢言道“且夫三江五湖之險，尚無恙也；六軍百將之雄，非小弱也。陛下臥薪以勵其勤，斫案以奮其勇，天意悔禍，人心敵愾，寇逆死且在旦夕”，指出憑借山川江湖之險勢，蒙古騎兵并不占優勢，大宋軍中還有一些猛將，并不都是羸弱之士，只要激勵起他們的斗志，同仇敵愾，消滅侵略者是在旦夕之間的事。分析在理，信心十足，其辭慷慨激昂，其心拳拳切切。
萬言書還歷數董宋臣的罪行，痛斥“小人誤國”，請求“斬殺董宋臣，以統一人心”。
文天祥提出積極抗敵的四點建議，一是“簡文法以立事”，即建立“戰時體制”，成立戰時辦公室，急事急辦，皇帝直接召集軍政大臣商議大事，垂直化領導，扁平化管理，減少朝廷內的繁文縟節；二是“仿方鎮以建守”，即一改宋朝建制以來為防范藩鎮割據之隱患，削弱地方諸侯兵權、事權、財權的做法，下放行政權力，增強地方用兵能力；三是“就團結以抽兵”，即取兵于民，大規模抽集兵力，按二十戶抽一兵計算，一個州二十萬戶就能抽集一萬兵力，東南地區可聚合十萬兵力，對他們“教習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銳”，南宋朝廷就將擁有精兵十萬；四是“破資格以用人”，不拘一格選人用人，反對“有才者以無資而不得遷，不肖者以不礙資格法而至于大用”，破格選用一批“豪武特達”者，為國家之急用。這一條條真心灼言，是應時之議、權宜之計，也是國家危難之際的有效舉措。
文天祥認為，大宋王朝雖然吸取了五代十國藩鎮割據的教訓，但是國家武力漸弱、在蒙古大軍面前不堪一擊，加強軍隊和國防建設至關重要，他建議將天下劃分為四鎮，設置都督為軍事統帥，調整全國范圍內的軍政機構，使各路勢力范圍擴大、權力加重，便于調動軍事力量，形成抵抗元軍的全局之勢、舉國之力。這些建議不失為立國之本、治國之要，救國之計、強國之策，但對于病入膏肓的晚宋，為時已晚。
捧讀文天祥的萬言書，條條合理但不合宜，句句中肯卻不中聽，它觸碰到了大宋王朝幾百年來深層次的、敏感的、核心的問題，觸碰到了大宋的立朝之策、建國之基，涉及的本質是一場深刻的政治改革、社會革命。歷代皇帝沒有這個勇氣，現任皇帝更沒有這個膽量，尤其在大敵當前、內憂外患交織的節骨眼上，更沒有人敢臨陣圖變、臨危謀強，茍且是茍且者的秘訣，偷安有偷安者的妙招。沒有強大的政治氣魄和強壯的軍事體格，武功弛廢，將不如相，是貫穿宋朝300多年歷史的先天體質，想在武林高手挑戰面前一夜之間變得武藝高強起來，似乎也不現實。
要揭開這個瘡疤，一定會觸動朝廷的神經。面對行將就木的無感僵尸，千言萬語都是白搭。
宋朝皇帝既沒有遷都，也沒有納諫。文天祥非常失望，自請免職回鄉。朝廷沒有理睬，反而將他升為刑部侍郎，而同時將董宋臣升為都知，性情耿直的文天祥不愿妥協，再次上書彈劾，朝廷未予回復。
忠言良策何可期，泥牛入海無消息。
理想，總是這么尷尬?，F實，總是這么骨感。
自感人微言輕、勢單力薄，文天祥便求教于有知遇之恩的忘年之交、曾任宋理宗右丞相兼樞密使的吳潛，向他發泄郁悶、袒露心跡，但此刻這位曾被宋寧宗、宋理宗“兩朝倚重”的昔日狀元、元老，與一批主戰派人士一同遭到警告、冷落和猜疑。文天祥感受到朝廷的妥協和畏戰，后脊發涼，但良心仍熱，忠心如熾。
公元1263年，文天祥被任命為瑞州（今江西高安）知州，這里剛剛經歷蒙古大軍的浩劫，“瑞之文物，煨燼十九”。面對一片瘡痍廢墟，文天祥開倉濟民、重修祠堂、懲治黑惡勢力，還親登杏壇講學，重振民心。
公元1264年，文天祥被朝廷召回，任命為禮部郎官，不久赴任江西提刑。接到任命即得知有盜寇橫行贛州、危及百姓，文天祥直接從瑞州走馬上任，調兵遣將，很快鏟除了這股盤踞贛州的盜寇。
這年十月，宋理宗駕崩，24歲的宋度宗繼任，這位弱智無能、荒淫無度的年輕皇上，有“夜御女三十”的傳言，且不愿意上朝打卡做作業，把公文奏折的審批權交給“春”“夏”“秋”“冬”四位美女夫人，把朝會決斷大權交給專橫跋扈的奸臣巨貪賈似道，從此君王不早朝，后死于酒色過度。曾經燦爛錦繡的南宋，進入了生命的灰度時期。同年八月，忽必烈登上蒙古汗國最高統治者位置，正是這位與宋度宗幾乎同時登基，雄心勃勃、虎氣生生的元朝皇帝，使得宋朝最終葬身海底。
兩位皇帝的狀態，決定了兩個朝廷的命運。
公元1265年，文天祥的伯祖母梁太夫人病故，有人以文天祥未穿孝服以服喪為由，上書朝廷彈劾文天祥。雖然朝廷認定文天祥并無過錯，但他仍然被罷免了官職。這一年，文天祥29歲。
從政以來，文天祥歷任寧海軍節度判官、瑞州知州、江西提刑、尚書左司郎等，還幾度被責、被罷、被貶，上上下下多崗位，斷斷續續十多年，不但經歷了宋理宗、宋度宗兩任皇帝，還直接面對了兩個他非常反感、蔑視的權臣政敵，一個是前文提到的董宋臣，另一個是歷史上頗有爭議、官至右丞相兼樞密使的賈似道。
公元1259年，蒙古大軍進攻鄂州，宋理宗令賈似道領兵出戰，他到達前線后不是與敵決戰，而是與蒙軍私下議和，表示宋朝愿意稱臣、歲奉二十萬兩銀、絹二十萬匹；襄陽、鄂州先后陷落之際，朝廷令賈似道領精兵13萬出師應戰蒙軍，但貪生怕死的賈似道在丁家洲大敗而逃。對傳來的不利戰報和前線告急，賈似道一概壓下不報；皇帝派他出戰迎敵，他又以各種名義賴在宮中。如此高官重臣還是玩物喪志之流，專好與群妾斗玩蟋蟀，編撰過《促織經》一書，甚至帶蟋蟀上朝，有時候嘰嘰叫的蟋蟀從他的水袖里跳到皇帝身上，人稱“蟋蟀宰相”。宋理宗去世、宋度宗登基后，賈似道更是肆無忌憚、專國專權，威權震主，作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外憂內患交織，竟然十天才上一次朝。面對朝中正直官員的質疑、抨擊，賈似道無力自圓其說，只好謊稱自己患病，動輒以退休回鄉為借口要挾無德無能的宋度宗。
負責朝廷的軍器監制、直學士院管理工作的文天祥，承擔起草圣旨誥命的任務，但文稿必須報送賈似道審查，文天祥因為看不慣奸臣當道，決不同流合污，更不滿篡改歪曲，屢次不從，賈似道便命人彈劾罷免了他。文天祥憤而退休，時年37歲。
文天祥解甲歸田，回到家鄉廬陵，家鄉以好山好水好風光迎接了這位聞名的游子、家鄉的驕傲。
“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文天祥置身靈山秀水，相伴明月清風，洗心移情，修心養性，過上了物我兩忘的隱逸生活。他把家鄉的一座山更名為“文山”，天天流連于此，或靜思冥想自斟酌，或咀詩嚼詞思儒道，或呼朋喚友同開懷，或對風邀月共徘徊。“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有道是，大隱隱于朝，中隱隱于市，小隱隱于野，文天祥這樣算是“小隱”。雖然每日陶醉于“淡煙楓葉路，細雨蓼花時。宿雁半江畫，寒蛩四壁詩”的桃源美景，享受“兩兩漁舟搖下，雙雙紫燕飛回，流水白云芳草，清風明月蒼苔”的田園風光，過著“夜靜不收棋局，日高猶臥紗櫥”的散淡生活，但文天祥隱跡江湖、心系廟堂，面對國難當頭、時乖命蹇，深憂自己“少年成老大”，感嘆“吾道付逶迤”，道路且阻且長。無論身處何方，文天祥素以松、竹為志，不改“一段青山顏色”，高潔志趣“不隨江水俱流”，提醒自己“終有劍心在，聞雞坐欲馳”，愛國心、報國志依然如戰馬在馳騁、利劍欲出鞘。文天祥看似“小隱”，實為不隱，一個不屑與奸佞為伍、不甘在喧囂聒噪中沉淪的人，一定會兀立巉巖，自成風景。
隱居期間，文天祥對一些重大問題進行了思考，深感宮廷內懼戰、姑息、求和、奸巧者多，臨危不懼、勇于擔當者少，敢于橫刀立馬、沖鋒陷陣的更少，而內應外合、暗中勾結、投降叛敵者漸多。這是大宋的沉疴、南宋的悲哀。
隱士難隱，身隱心不隱。忠臣難覓，奸臣滿地爬。
憤懣歸憤懣，但文天祥憂國憂民之心不泯。
響箭在等待彎弓的勁發，戰馬在期待嘶鳴的時刻。
公元1271年秋天，死守五年之久的襄陽被蒙古大軍攻陷，大宋朝野一片驚慌，文天祥聞訊，奮筆寫下“挑燈看古史，感淚縱橫發”，為深居山野報國無門而痛苦，“?；∥戳四凶邮?，何能局促甘囚山”，表達不甘隱逸，愿持堅弓利箭、挺槍躍馬的壯志。
公元1272年正月，靜候中的文天祥等到了朝廷的召喚，他被任命為荊湖南路提刑。這是一個執法斷案的重要角色，曾經擔任過江南西路提刑一職的他對此并不陌生。從嚴治吏、整肅政風，確保一方安寧，他干得風生水起，百姓稱頌。
公元1274年正月，文天祥被朝廷任命為贛州知州。
這里是他從政的重要舞臺，也是人生的重要轉折點。
文天祥要在這里實現他的政治理想。他決心為政一地、造福一方，用儒家倫理綱常教化民眾，主張以禮待人、以德治國，“不可以刑畏懾，而可以義理動”，要“以詩書揉強暴，以衣冠化刀劍”；他倡導尊老盡孝之風，親自操辦了“千叟宴”，把全城1390多位七旬以上的老人及其兒孫們請到一起，同享同樂，“老者踴躍”“少者以老為貴”；他親政勤政、治吏有方，懲惡揚善、還民公道。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理，整個贛州由亂而治，百姓安居樂業、勤奮耕讀，社會尊老愛幼、古風浩蕩，官吏不敢擾民，盜寇不敢打劫，呈現政通人和、海宴河清的局面。
然而，一域之善治不等于一國之安泰，片刻的寧靜不意味天下都太平。
公元1274年六月，突破長江防線的蒙古鐵騎中路軍，在忽必烈率領下一路旋風狂卷，直逼南宋首府臨安。七月，宋度宗突然駕崩，年僅9歲的宋恭帝趙顯即位，太皇太后謝道清垂簾聽政，致信已包圍臨安的蒙古大軍東路軍統帥伯顏，言說“可憐孤兒寡母”處境艱難，請求臣服，自稱侄甚至侄孫，或者乞封一個小國。但雄心勃勃的蒙古統帥根本不聽這一套，繼續長驅直入，南宋指揮整個朝廷事務的重臣賈似道戰敗，倉皇出逃，從此沒有了音訊。
元軍攻下臨安，橫掃江南，緊逼贛閩粵，沿途攻、降兩用，不斷招降納叛，變宋軍為元軍，掉頭倒戈，許多元軍與宋軍的廝殺實際上是前宋軍與現宋軍之間的拼殺。忽必烈招降宋將劉整，繳獲宋軍大量主力戰艦和強大水師，又命劉整訓練了數萬水兵，分布在沿江沿海，元軍迅速崛起的水師強勢與宋軍頹勢形成明顯對比。元軍水上備戰的動作表明，一張張水網正悄然密織、浮出水面，南宋朝廷已陸路無路、水門無門，如網中之魚了。
一手攻城掠地，一手搜刮財富，忽必烈把竊據富庶江南的巨大財富轉變成戰爭的巨額資本，強有力地支撐起滅宋之戰的物質力量，取之于大宋，用之于滅宋。當糧草豐沛、犒賞豐盈的元軍大舉南進時，衣衫襤褸、饑腸轱轆的宋軍殘部尚在南方多雨多蟲多獸的亞熱帶叢林中，迂回游擊，露營扎寨，瘟疫和腹瀉經常襲倒一大片宋兵。宋軍之間還常常為經費的多少、營地的大小、食物的多寡而發生沖突。元軍本身具有的強大的陸戰能力，宋軍幾乎逢戰必敗，只能躲著走、繞著打、拼命跑，唯有捍衛朝廷的堅強意志在苦苦支撐。
南宋朝廷風雨飄搖，文武百官各懷心思。建康留守、寧國知府、隆興知府紛紛棄城逃跑，太平州、和州、安東州知州競相降敵，鎮江舉械投敵，無錫、常州、潭州慘遭屠城……綿延三百多年的大宋王朝命懸一線。
前文提到，公元1275年初，文天祥在贛州接到朝廷緊急詔書。其實詔書是兩道，一道是太皇太后親發的《哀痛詔》，詔告天下：“先帝傾崩，嗣君沖幼，吾至衰耋，勉御簾帷。曾日月之幾何，凜淵冰之是懼”，延續了三百多年的大宋王朝，命運蹇促、氣數將盡，其鳴也哀哉?！皯嵠澇筇敚J我長江，乘隙抵巇，誘逆犯順，”大敵當前，國難不已，詔書說：“文經武緯之臣，食君之祿，不避其難；忠肝義膽之士，敵王所愾，以獻其功，”乞求天下忠勇之士盡起勤王之師，保家衛國、護衛朝廷。另一道詔書是皇上直接發給文天祥本人的，專旨點將，命他“疾速起發勤王義士，前赴行在！”
捧讀詔書，文天祥痛心疾首、淚流滿面，國難如此，我不先死，誰先死！
于是，文天祥開始招兵買馬，聚集英雄豪杰、盜寇兵匪，昭告凡愿意為國盡忠者，皆歸麾下。一時間贛州附近的義士忠勇、豪門大姓紛紛相應投奔，有人的出人，有錢的出錢。錢糧軍餉不足，文天祥變賣家產，很快建立了一支初具戰斗力的五萬人義兵隊伍。公元1275年四月文天祥率隊出發，與吉州官兵匯合，沿贛江而下。不久，朝廷決定在文天祥原職務上，加任兵部侍郎，下令他盡快赴臨安，以臨安知府身份拱衛京師。文天祥一邊遵命馬不停蹄增援臨安，一邊利用行軍空隙時間訓練義兵，提高戰斗力。
文天祥臨危受命，不是為當官，而是準備為南宋江山社稷一戰。
公元1275年七月，宋元焦山大戰，宋兵大敗，朝廷急命文天祥馳援京師，但右相陳宜中把他支到了平江府（今蘇州）。此時的朝廷一片混亂，陳宜中急忙慫恿朝廷與元軍求和，但元軍根本不吃這一套，繼續南下包圍了常州城，陳宜中指揮無措、增援不力，導致常州慘遭屠城之災，全城僅有7人幸免于死。
常州失守，余杭告急，朝廷急令文天祥率兵馳援臨安，令張世杰接防文天祥的平江，可文天祥前腳剛走，自知難守易破的平江府通判、都統就開門降敵了。不得已，朝廷連續派三批使臣前往元營乞和，都被伯顏拒絕。
昏君無能，權臣當道，“無一事之不弊，無一弊之不極”。一方面是朝廷怕死求和，一方面是部分將領要求血戰到底。是戰還是和？這是一道困擾著大宋王朝的百年難題，北南兩宋十八帝，個個糾結不安，代代心驚膽戰，繞不開、躲不過、理還亂。此刻是出戰、死守，還是遷都，火燒眉毛了權臣們還在爭論不休、內斗不止。寢食難安的兒皇帝和心力交瘁的謝太后開始沉默不語，當起了鴕鳥。
君不慧，臣不能不智，主不力，將不能不勇。文天祥、陸秀夫、張世杰等大臣們商議，盡管元軍來勢兇猛血腥殘忍，但大宋兩淮流域堅壁嚴防、閩廣地區兵力充足，“王師且眾”，能夠抵擋一陣子，何不集官軍之精銳、義軍之勢眾，以40萬兵力決一死戰。但這一提議又被右相陳宜中否決。
公元1276年正月十八日，元軍統帥伯顏扣押了南宋丞相文天祥。二月四日，元軍攻占臨安，受降儀式次日在城中舉行。南宋幼主恭宗被俘，國璽、降書、名冊、地圖一并奉交元軍統帥。大宋王朝上演了與152年前靖康之恥同樣屈辱的一幕。
場景不同，而主角都是大宋皇帝。一再受辱，見辱而不起，這是真正的悲劇。
公元1275年蒙古大軍兵圍臨安，前鋒之一竟然是在襄陽大戰中戰斗到最后一刻，因彈盡糧絕而投降的原宋朝大將呂文煥。呂文煥的侄子呂師孟是南宋朝廷官員，大宋皇帝企圖利用他們二人的叔侄關系，討好求和于元軍，便想提拔呂師孟為宋朝兵部尚書，在蘇州的文天祥聽說后，上疏堅決反對，并乞斬呂師孟以表不妥協的決心。同年十二月，呂師孟作為南宋兵部侍郎，隨大臣陸秀夫出使元營求和，未果；公元1276年3月，呂師孟隨丞相吳堅等赴臨安城外的皋亭山，向元營遞交投降表，呂文煥代表元軍出席。被元軍在押的文天祥見到呂文煥、呂師孟叔侄二人，義憤填膺，對他們的投降、背叛行為深惡痛絕，一頓臭罵。
此刻，南宋全境雖已納入元朝版圖，但廣大軍民不甘屈服，奮起反擊元軍。在文天祥事先的秘密安排下，陸秀夫、張世杰等護衛宋恭宗趙顯之弟趙昰、趙昺逃出臨安，取道海上向南，在福州成立南宋小朝廷，先立11歲的趙昰為帝，趙昰病逝后，立趙昺為帝。
小朝廷建立，南宋王朝一息尚存，卻已茍延殘喘，進入了生命倒計時的讀秒階段。
皇帝再小也是王，朝廷再小也有尊嚴，力量再小也會抗爭。
南宋小朝廷，在作最后的掙扎。
與強悍的蒙古大軍相比，宋軍明顯處于劣勢，一是宋軍多為義兵，臨時拿槍，腿軟心慌，缺乏訓練，沒有戰法；二是缺少戰馬，沒有戰斗力。宋蒙開戰以來，蒙古人嚴控草原地區戰馬的生產和銷售，不允許任何官方和民間向宋朝賣馬，導致南宋正規軍的軍馬嚴重不足，兵力數萬人的主力部隊配備的戰馬往往僅數千匹，蒙軍一人多馬，而宋軍數十人一馬，義軍幾乎全是步兵，根本不是鐵騎彎刀的對手；三是猛將稀少，盡管有不少守將堅貞不屈、血戰到死，但高級官員、中層骨干中意志堅定者偏少，朝中大臣僅剩文天祥、陸秀夫、張世杰等人，陳宜中挺到最后也逃往了溫州，留夢炎叛逃投元，后來還擔任了元朝大臣，反過來勸降。宋軍損失之大、犧牲之慘烈，可想而知。
在勢如破竹、摧枯拉朽的蒙古鐵騎面前，南宋王朝如風燭草露，岌岌可危。長江上下、江南江北、嶺南嶺北、華南華北的南宋城池，如多米諾骨牌，倒聲一片，降將如云，城頭易幟。與蒙古大軍對峙、激戰達36年之久的重慶釣魚城，也在最后時刻不得不開門降敵。
盡管如此，面對困厄，面對剿殺，面對誘惑，明知南宋氣數幾盡、來日無多，仍有不少南宋軍民以微薄之力作頑強的抵抗，他們誓死不降敵、寧死不偷生，用卑微而高貴、脆弱而堅強的生命，兌現對大宋朝廷的承諾，捍衛大宋的江山社稷。
一寸山河一寸血，滿城宋民滿城兵。在安徽池州，守將趙卯發自知城不可守，讓夫人逃命，但趙夫人執意與夫君同在，說“君為命官，我為命婦，君為忠臣，我難道不能作忠臣之婦嗎？”趙卯發留下詩作“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與夫人一同自縊于家中從容堂。元朝丞相伯顏帶兵攻入，看到這一幕，感嘆萬分。在江西饒州，知州唐震指揮兵民守城，元軍已翻過城墻，仆人央求唐知州趕緊走，但唐震說，全城百姓的命都維系于我，我如果逃生，他們都死了，我還有什么臉面活著！元兵沖進書房，逼唐震簽投降書，唐震把筆投擲在地，慷慨赴死。饒州守將張孝忠揮舞雙刀沖進敵軍，身中數箭犧牲，元軍打掃戰場時發現，張孝忠屹立在眾尸中怒目圓睜而不倒，紛紛跪拜，發出“真壯士也”的感嘆。在湖南潭州，知州李芾帶兵抵擋元軍悍將、元朝右丞相阿里海牙，寡不敵眾、彈盡糧絕，誓死不當俘虜，他委托部將沈忠殺死自己全家老小，以絕后路，沈忠含淚完成任務，又趕回自家痛殺妻兒，回到戰場與李芾一同戰斗到死。元軍攻入潭州城后發現，樹底下、城墻上、屋檐下、水井里，尸橫遍地，“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者累累相比”，驚愕不已。在湖南衡州，知州尹谷率老弱病殘四五百人守城，元軍攻入城里，尹谷說，我本是一介寒儒，承蒙皇恩，義不當屈，他先為兒子舉行成人禮，然后穿上大宋朝服，與全家老小一同端坐在柴堆中，引火自焚，以身殉國。文天祥的部將尹玉，率五百義軍與元軍拼殺一整夜，因寡不敵眾，除四人突圍成功，其余全部戰死，身負重傷的尹玉在生命的最后時刻，解下七星佩劍，交給準備突圍的部下說：“請轉交文大人，就說我沒有給文大人和義軍丟臉！”
前文提到文天祥的恩師江萬里，是南宋著名愛國丞相、理學家、教育家。他不僅教育培養出像文天祥等這樣的詩文大家、朝廷忠臣，還以自己的行為樹立了人之榜樣、世之楷模形象。他與二弟、禮部尚書江萬載，三弟、戶部左侍郎江萬頃，精于古文，明經致仕，效忠朝廷、誓死抗元，道德文章天下傳，愛國義舉美名揚，時人雅稱為“三古”；他們一家以“齋”為號的十二位子侄均跟隨父輩千里轉戰抗元，直到參加崖山海戰全部壯烈。江氏“三古十二齋”被譽為民族英雄之家。公元1275年三月，元軍破饒州，一代忠臣宰相江萬里以78歲衰老之軀，毅然以死明志、喚起民眾，養子江鎬攜妻抱子隨父赴難，全家老老少少幾十口人一同投水而死，“積尸如疊”。后世贊曰“兄宰相，弟尚書，聯璧文章天下少；父成仁，子取義，滿門忠孝世間稀”。文天祥聞訊，以詩文淚祭恩師：“星折臺衡地，斯文去矣休，湖光與天遠，屈注滄江流。”未能馬革裹尸，寧愿粉身碎骨，江萬里的縱身一躍，給文天祥增添了悲憤的力量和絕地反擊的決心。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逃出元營的文天祥從鎮江、揚州、溫州，趕往小朝廷所在的福州，沿途組織殘存軍力和抗元復國民眾，先后移師福建南平、汀州、漳州，廣東梅州、江西贛州。在文天祥率領下，江西、湖北、湖南十多個州縣被南宋光復，聲震江南，曙光初照。
元軍猛將、江南西路宣慰使李恒一路追擊文天祥部，從興國追到方石嶺。文天祥手下猛將紛紛戰死，妻妾子女不幸落于元軍之手。他突圍后率余部轉戰循州、南嶺、潮州一帶，行軍途中文天祥的母親和唯一的兒子相繼病死于瘟疫。在廣東水陸一帶負責追捕文天祥和追擊南宋小朝廷的，是元朝漢軍統帥張弘范。公元1278年十二月二十日，文天祥在廣東海豐縣北的五坡嶺被執。欲死不能，盡忠未果。
被圍追堵截的南宋小朝廷逃到了廣東崖山，元軍從三個方向發起總攻。宋軍一方，剛愎自用的樞密副使張世杰命令將士們將所有大船連在一起，宛若一座海上浮城，擺出決戰的架勢，孤注一擲，背水一戰，氣勢悲壯。元軍一方，統帥張弘范捕獲文天祥后，率水師從廣東潮州、福建漳州方向逼近崖山島，從江西、湖南翻山越嶺追蹤到嶺南的陸路元軍，截斷了宋軍的退路，以火攻方式焚燒張世杰的連環戰船，1000多年前赤壁大戰火燒連營的一幕重現。南宋朝廷無路可逃，只能蹈海而終，于是出現了本文開頭文天祥所目睹的悲壯場面。
一個人為一個朝廷的勞碌，從此結束。
一個人與另一個朝廷的對峙，卻從此開始。
這種對峙，從公元1276年正月，元軍覆滅南宋朝廷、扣押文天祥的那一天起，到公元1282年十二月，元朝皇帝忽必烈準奏殺死文天祥的那一天止，歷時整整七年。
其間，文天祥被關押在今北京市東城區府學胡同63號的一間“室廣八尺，深可四尋”的土屋，歷時近四年。在這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污下而幽暗”，一年四季充滿水氣、土氣、日氣、火氣、米氣、人氣、穢氣等“七氣”的空間，文天祥以中華民族歷史上十二位忠臣義士的事跡激勵自己，養“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的天地之正氣，以一氣敵壓“七氣”，他留下的《正氣歌》充滿英雄主義豪氣、浪漫主義情懷，堅守的精神品格、高潔的靈魂凈土，不怕困難的決心、藐視敵人的勇氣，驚天地、泣鬼神、垂丹青。捧讀此文的忠良賢德之士，無不潸然淚下、唏噓不已、感佩萬分。
這七年，元朝的最高統治者一天也沒有放棄讓文天祥降服、稱臣的念頭。忽必烈“既壯其節，又惜其才”，要以漢治漢、以儒治儒，非文天祥莫屬；這七年，文天祥無時不在堅守自己的忠誠，與元朝對峙，同敵人斗爭。
從元朝高層精心導演的“七勸文丞相”，不難讀到一代英雄的凜凜氣節，一代忠臣的耿耿丹心。
第一勸，是元朝丞相、元軍統帥伯顏。前文提到他第一次見到文天祥就有佩服之意、勸降之心，而且傳達了蒙古最高統治者的承諾，但換來的是文天祥的斥責、憤怒、鄙視，直至逃跑。這一勸，未遂。
第二勸，是元軍漢軍統帥張弘范。他不但親手俘獲了文天祥，還親手覆滅了南宋小朝廷。崖山之戰后，元軍回兵廣州，在海上大擺慶功宴，也是勸降宴，請文天祥到場，想親自勸降。目睹了南宋的覆滅和元兵的囂張氣焰，文天祥痛心疾首、涕淚長流，斬釘截鐵地說，“國亡不能救，作為臣子，死有余罪，怎敢懷有二心茍且偷生！”張弘范勸道，“國已亡，你就是殺身成仁表忠心，但有誰能把你堅貞不貳的事跡載入史冊呢？”“文丞相的忠心孝義都盡到了，如果能轉變態度，像對待宋朝皇帝那樣侍奉大元皇上，皇帝說了，你可以得到宰相的位置。”文天祥回敬說，“高人名若浼，烈士死如歸”，并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豫讓替君復仇的故事，說的是戰國時期門客豫讓為替主公智伯報仇，不惜用黑漆涂身、吞炭啞聲，以毀身苦肉之計偽裝難識，以行刺趙襄子，事敗后殺身成仁；另一個是商民不食周粟的故事，說的是周滅商后，商朝小國的王子伯夷、叔齊恥為周民、不食周粟，他們隱居首陽山，采薇而食，寧可餓死，甘死如飴。孔子稱贊他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睆埡敕渡罡形奶煜榈娜柿x如山、忠貞如鐵，敬畏有加，不得不放棄了勸降的努力。這一勸，未果。
第三勸，是宋朝叛將高官，文天祥昔日的同僚、好友。元朝當局集中了一批舊同僚，輪番來做說服工作，包括那位曾經利用職權阻止文天祥進京勤王、關鍵時候逃跑，后來直接投降元軍的南宋狀元宰相留夢炎，結果一一遭到了文天祥痛罵，只好羞愧而去。這一勸，未奏效。
第四勸，是元朝的平章政事阿合馬。此人趾高氣揚、不可一世，阿合馬聲色厲荏地說：“既然知道我是宰相，為何不跪！”文天祥大義凜然：“南朝宰相見北朝宰相，為何跪？”惱羞成怒的阿合馬，他只能對左右道：“此人生死，尚由我！”文天祥回道：“亡國之人，要殺便殺，道甚由你不由你！”這一勸，未得逞。
第五勸，是昔日南宋小皇帝宋恭帝、淪為瀛國公的趙顯。他是被忽必烈派來勸降的。昔日君臣相見，一個是亡國之君，一個是無主之臣，何談之有？文天祥傷痛不已，長揖不起，涕泗滂沱，只說了四個字：圣駕請回……此刻的文天祥，忠愛之心已從忠君護君升華到了愛國愛民。如今宋帝不再、山河易主，但文天祥生為大宋臣，死為大宋鬼，大宋情懷不釋、情感不變、情結不解。這一勸，未見效。
第六勸，是妻女親人。元朝統治者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一天，獄中的文天祥收到女兒柳娘的來信，得知自己日夜思念的夫人歐陽氏和女兒柳娘、環娘被俘后現都在宮中為奴，過著囚徒、奴仆的生活，不禁肝腸寸斷，傷痛欲絕。他明白，只要他肯降服，一家人即可團圓。但他在寫給妹妹的信中說：“收柳女信，痛割腸胃。人誰無妻兒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這里，于義當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環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淚下哽咽哽咽?！逼湟庖呀^，其志愈剛。這一勸，仍未動搖。
第七勸，輪到忽必烈親自出面了。他說，你大宋的皇帝、宰相君臣全都選擇了投降，你為什么還這么堅持呢？這位深受漢文化濡染和影響的蒙古皇帝，對儒家思想十分推崇，他認為，打天下，南宋不行；守江山，蒙古人得向漢人學習，于是仿照南宋建立政權架構，依照漢文化建構宮廷文化，開辦書院，尊孔尚儒。政治漢化，漢人治漢，是忽必烈治國理政的理念。要收復大宋遺民之心，必得大宋遺留之臣；要歸攏漢人之心，必先降服漢人之君。要實現這個愿望，必須尋找一位在漢人中有影響力、代表性、可控制的宰相人選。經過深入政界、學界調研，一致認為文天祥是最理想人選，只有他能一呼百應、眾望所歸。但同時又有人反對，說他在漢人中太有影響力，是不安定因素，為防不測，宜從速處決。何去何從，當盡快決策。忽必烈決定親自面對文天祥，既是勸降，也是觀察。沒想到，關押了三年的文天祥，仍然那么強硬堅貞，巋然不動，他對元朝皇帝說：“天祥深受宋朝恩德，身為宰相，哪能侍奉二姓，愿賜我一死就滿足了?！弊詈笠粍瘢K未讓文天祥降服。
這么長時間、這么大規模、這么多辦法、這么高規格來勸降一個人，世所罕見；文天祥態度之堅決、抗爭歷時之長、面對各種軟硬兼施手段表現出的不動搖、不后悔、不妥協，前所未有。帶血的忠誠，啼血的怒號，履行了一位文人對信仰的忠誠，一代朝臣對朝廷、對君王、對社稷、對國家的忠誠。這種寧死不屈、堅貞不渝的忠誠，連他的對手、他的敵人都感到震撼、感到敬佩、感到絕望。忽必烈只能痛下殺心了。
公元1282年十二月，距南宋滅亡整整3年。大宋不再，江山易主，文天祥成了堅持到最后，唯一能夠代表舊宋的重臣、孤臣。他留下絕筆，曰“吾位居將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軍敗國辱，為囚虜，其當死久矣”“頃被執以來，欲引決而無間，今天與之機，謹南向百拜以死”。其意凜凜，其心昭昭。
公元1283年一月，臨刑的那天，燕京柴市口天寒地凍，云凝霧結，一片蕭瑟。文天祥被押到刑場，堅毅從容，大義凜然。他笑傲群魔，笑傲死亡，笑傲一切膽怯與委瑣，任你瘋狂囂張，我自蹈節死義，狐死首丘，磁心向南。
文天祥環視四周，問清南宋朝廷的方位，面南而跪，淚流滿面，然后引頸就義，終年四十七歲。
一顆偉大而熾熱的赤子之心，從此跳動在中華民族的耿耿長河里，如燈引航，如標指路。
文天祥就義后，夫人歐陽氏在收拾遺物時，發現了他留在衣帶間的遺書：“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圣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
這是思想的力量、信仰的力量、忠誠的力量。
天地英雄氣，千秋尚凜然。
南宋的最后一位忠臣倒下了，中華民族歷史上一座英雄的豐碑，從此站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