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余莉 邢夢潺
全人類共同價值是習近平總書記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理念提出的經濟全球化時代各國命運與共的價值紐帶。“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是在充分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奠定在對“道”的理解之上。《論語》中講的“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可謂對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綱領性概括。古圣先賢所提出的道德觀、價值觀都以是否符合“道”為標準。因此，認識“道”就顯得非常重要。
中國古代“求道”與西方的“求知識”
老子指出：“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可見，求道的方法與求學不同，正是通過無為、無知的方式，達到無所不為、無所不知。這與西方人求知識的方法截然不同。在求知的過程中，即使知識再豐富，但只要有知，就會有所不知，就不可能達到“全知”的境界。而圣人用心如鏡，其“無知”的心境，猶如鏡子一般光明潔凈，本身沒有任何圖像，但誰來都可呈現其相。鏡子起作用所達到的狀態就是“無所不知”，而其自身仍保持一塵不染，寂而常照，照而恒寂。這說明，中國古人所求的“智慧”與西方人所求的“知識”不同。“智慧”是圣人去除思慮而后達到的本自具足、本自清凈、本來如是的境界，因而可以達到“無所不知”。而知識則是通過人的思維想象邏輯分析等設計而得來的。
不僅如此，中國古人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即人人都具有成圣成賢的潛質，通過學道都可以找到智慧、成為圣賢，因此“無所不知”也并非平常人不可企及的目標。但是在西方文化中，“全知”的上帝卻只有一個。因此，用西方求知識的方法理解中國古圣先賢的智慧，用“為學”的方法來“為道”，在方法論上就已存在相當的困難。
中國古代的圣人通過“滌除玄覽”等方式，成為得道之人(這種得道之人在儒家稱為“圣人”，在道家稱為“真人”)，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因而提出“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等命題。按照“道”即“一體”的宇宙觀來行事，就是有德之人。故《說文解字》釋“德”為：“外得于人，內得于己也。”所謂有德之人，就是“得道者多助”“順天者昌”(天即天道自然的規律)之人。孔子在體悟“道”的基礎上，把圣人的“德”用一個“仁”字來概括。因為仁是道的顯現，建立在對“天地萬物為一體”之道的體悟上，因此又被稱為“一體之仁”。正如王陽明所說：“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在這種“一體”的觀念影響下，父與子、夫與婦、君與臣、兄與弟，乃至朋友、國家之間都是和諧一體的關系，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在這種“一體”的思維方式下，中國雖然經歷了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但是仍然保持了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乃至國與國之間的和諧相處，使得中華文明成為歷史上唯一一個沒有中斷的文明而得以延續至今。
西方世界觀的“二元對立”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天人合一”“一體之仁”
中西方在求道與求知上的方法論的不同也導致了世界觀和認識論上的分歧。西方人的世界觀和認識論以“二元對立”為主要特征：主觀與客觀、主體與客體、自我與他人、人與自然等等。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滲透到方方面面，于是父子、夫婦、君臣(領導與被領導)，乃至兄弟、朋友、企業、國家之間都成為彼此對立的關系。所謂的競爭觀、修昔底德陷阱、零和博弈等概念和理論，都基于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而產生。用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和眼光來審視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父慈子孝、夫義婦德、君仁臣忠、兄友弟恭、朋友有信，互利雙贏、協和萬邦、天人合一等理念，不可避免會導致誤讀與誤判。
而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歷久彌新，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國人在絕大多數的歷史階段都遵從了古圣先賢“志于道”的發展方向，遵循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觀，采取了“一體之仁”的整體思維方式，堅持了“民胞物與”的道德觀，實行了仁政德治的政治理念。這種“一體之仁”的整體思維方式、世界觀、道德觀、政治理念滲透在國家治理和社會制度的方方面面，因此使得中國傳統政治展現出不同于西方的特色，形成了關于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的豐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風、四海一家的大一統傳統，德主刑輔、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張，民貴君輕、政在養民的民本思想，等貴賤均貧富、損有余補不足的平等觀念，法不阿貴、繩不撓曲的正義追求，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賢、選賢與能的用人標準，親仁善鄰、協和萬邦的外交之道，以和為貴、好戰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基石
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的“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建立在古圣先賢對“道”的體悟以及“一體之仁”的思維方式之上，奠定在古圣先賢觀察天地自然之道、社會歷史發展規律和人倫大道的基礎之上，而非抽象的人性基礎之上，也就是《周易》中所講的：“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就使得“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具有了不同于西方“普世價值”的基本內涵，如以和為貴、好戰必亡、親仁善鄰、協和萬邦的和平之道，全面、協調、共同、綠色、可持續的發展觀念，天道無私、天下大同的公平意識，重義輕利、義即是利的正義理念，經濟上富民利民、政治上聽民重民、文化上教民導民的“以民為本”的全過程人民民主思想，道德即自由的自由意志等，使得這些價值不僅適用于中國或者一部分國家，而且適用于整個人類社會。全人類共同價值不僅是不同國家、民族、政黨共同追求的價值，也是各個國家、不同文明之間處理好相互關系的價值準繩，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石。
【作者分別為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部教授、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部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