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余莉 聶菲璘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論斷，為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提供“中國智慧”“中國方案”。這其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啟示和借鑒價值的探討，是區分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的基本理論位面，有利于彰顯中國式現代化獨特的歷史文化淵源及本質特征。
研究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文化底蘊，一者站在歷史文化繼承性角度，總結中國式現代化的主要特征及其歷史文化底蘊，提煉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傳統因子，為系統闡述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文化底蘊搭建理論進路；再者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獨特的形而上基礎、思想理念及其實踐路徑進行整體性闡釋，充分梳理傳統思想核心理念的內在含義及與傳統治道思想根源在學理和實踐層面的交互，為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有益的參考和借鑒。因而，從探討“中國式現代化”的三重維度出發，追溯“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根源，梳理傳統文化中對中國式現代化具有深遠影響的思想理念，通過古鏡今鑒的方式，闡釋“中國式現代化”在世界范圍內的時代價值，并從中抽繹概括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特征，對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理體系、推動全球治理、創建人類文明新形態具有重要意義。
一、“中國式現代化”的三重維度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既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新的歷史階段，同時也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出了前進方向和工作要求。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時間，中國式現代化成為與西方現代化、包括西方民主政治的弊端進行對比的描述性名詞，同時，中國式現代化還成為了學界研究的熱點。學者們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概念、內涵、生成、理念、特點、實踐、意義等眾多方面進行了考察。
從時間維度理解，歷史一脈相承，無法割裂。“中國式現代化”厚植于中國文化的沃土，并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了豐富滋養，因此在理解“中國式現代化”時，應當放眼長遠，從五千年歷史的時間維度，考察中華民族發展史中所形成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等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影響和價值。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賡續古老文明的現代化，而不是消滅古老文明的現代化；是從中華大地長出來的現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結果，而不是文明斷裂的產物。”
從空間維度理解，狹義的“中國式現代化”指中國的現代化過程，是發生在中華大地上的現代化成就及經驗。但是，一個國家不能孤立存在，必定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發生聯系，因此研究“中國式現代化”，就要將中國與周邊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的關系囊括其中。在考察中國歷史上的國家治理時，同樣要將視野擴大，才能更好地做到古鏡今鑒。歷史上，中國不僅實現了國家治理，還實現了區域治理和世界治理。世界治理是指方國時代的世界共主治理格局。商周時期諸侯林立，是中國歷史上的方國時代，限于當時社會發展和時人對“天下”的認知范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與諸侯形成了一種天下體系，在中華大地上存在著一個世界，這樣的治理格局便屬于世界治理。而區域治理是指秦統一六國建立中央集權的國家從而開啟帝國時代后，中原王朝與周邊國家建立起朝貢體系，由此形成的治理格局。雖然強盛時期中原王朝通過如絲綢之路等方式與更遠地區的國家建立了聯系，但是并未形成有效治理，因此雖然地域相比方國時代的整個“天下”要擴大很多，但實際治理范圍相對于當時對世界的認知范圍，則仍屬于世界的一個區域。
從文明維度理解，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一種文明新形態。“中國”既是一個政治的概念，又是一個文明的概念。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并發展至今的文明，“中國”是中華文明的中心地帶。因此在討論“中國”時，要將她視為一種文明體；即使討論政治概念上的“中國”，也要將她視為一個文明型國家。所謂文明之治，是上升到文明層面的治理，這樣也形成了一種共識。這種共識的高度超越了國家、民族、派別和宗教。超越國家，是指即使朝代更迭文明也不會中斷；超越民族，是因為中華民族不是單一的民族，也不是56個民族的簡單疊加，而是具有共休戚、共存亡、共榮辱、共命運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責任的民族共同體；超越派別，是因為派別爭的是“術”，但目的是形而上的“道”；超越宗教，是指中國歷史上的外來宗教，例如佛教，成功實現了本土化，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共識是文明的傳承。中國式現代化就是文明的傳承。
對“中國式現代化”從時間、空間、文明三重維度進行全面研究，才可以建立理解“中國式現代化”應有的跨度、廣度和高度，樹立起應有的眼光、胸襟和格局。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2023年6月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的重要講話中所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賡續古老文明的現代化，而不是消滅古老文明的現代化；是從中華大地長出來的現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結果，而不是文明斷裂的產物。”
二、“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根源
要認識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底蘊，必須在對中西方文化特點進行比較的基礎上認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獨特性，從而全面認識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文化根源和思想理念。
（一）“中國式現代化”的形而上依據
“志于道”的形而上依據以及“一體之仁”的思維方式是理解“中國式現代化”歷史文化根源的關鍵，也是中國歷史上能夠實現大治的根本。闡明中國式現代化建立的形而上基礎是理解中國式現代化歷史文化底蘊的關鍵。《周易·系辭上》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說苑·談叢》云：“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所以優秀，是因為她是“志于道”的圣賢文化，提倡一體之仁的整體思維方式，追尋宇宙人生的大道，這是中華文化相對于西方文化而言最鮮明的特點，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形而上”依據。
中國古代的圣人早已通過“滌除玄覽”等方式成為了“得道之人”（在儒家稱“圣人”，在道家稱“真人”），達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如《周易》所言“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莊子提出“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王陽明《大學問》云：“夫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可見，體悟并按照一體的宇宙觀來行事的人就是圣人。在這種一體觀的影響下，一家之內父與子、夫與婦；一個團體之內領導者與被領導者、長輩與晚輩，乃至朋友之間、國家之間、人與自然之間，都是和諧一體的關系，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這就是一元和合的思維方式。以此為指導，中國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始終保持著人與人、人與國家、人與自然、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和諧關系。只有“一體”才能“和”，因而一體之仁的思維方式有助于化解沖突、促進和平；而西方文化以二元對立為思考問題的出發點，對立引發競爭，競爭升級是斗爭，最終引發戰爭。“志于道”的形而上基礎以及一元和合的思維方式是解讀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
從歷史上看，中國人在絕大多數的歷史階段都尊重了古圣先賢“志于道”的發展方向，遵循了“和合一體”的宇宙觀，采取了“一體之仁”的整體思維方式，堅持了“民胞物與”的道德觀念。這種宇宙觀、思維方式、道德觀念滲透在國家治理和社會制度的方方面面，具體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法律、外交等思想觀念和制度設計之中。如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治理體系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對中華傳統歷史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結果，具有一脈相承的歷史性及獨特的民族性，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的淵源。因此，讀懂中國獨具特色的傳統歷史與文化，特別是深刻理解中國歷史文化中“志于道”的發展方向和“一體之仁”的文化基因，是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前提。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要了解今天的中國、預測明天的中國，必須了解中國的過去，了解中國的文化。當代中國人的思維、中國政府的治國方略，浸透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因。”
“志于道”“一體之仁”是理解中華文明為什么具有突出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關鍵。正是因為以道治國，才能得道者多助、順天（即天道自然的規律）者昌，使中華文明具有了突出的連續性；在順應天道的前提下損益盈虛，與時偕行，革故鼎新，而非陳陳相因，故步自封，才使中華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創新性；“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培養了“協和萬邦”的博大眼光和“家國天下”的開闊胸襟，形成了世界大同、胸懷天下的文化傳統，對內形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對外形成的是“萬國來朝”的國際局面，使中華文明具有了突出的統一性；中華文化是“志于道”“合于道”的文化，懷抱著開放的態度和和而不同的精神，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在這個過程中，中華文化與其他文化中合于“道”的部分相互吸納融合，有悖于“道”的部分則在歷史的發展中逐漸淘汰，“志于道”“合于道”的特點不僅使中華民族在文明互鑒、文化交融過程中始終保持高度自信，也避免中華文明被其他文明所反噬，使中華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包容性；“天道好生而惡殺”，按照天道處理國際關系，必然采取慎戰、不戰的態度，“強不執弱，富不侮貧”“國雖大，好戰必亡”“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使中華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和平性。
（二）“中國式現代化”的實現路徑
“庶之”“富之”“教之”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路徑。經濟發展是人民安居樂業的基礎，但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不能單純依靠物質發展，否則就會出現孟子所說的“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的狀況。孔子將國家治理分為“庶之”“富之”“教之”三個階段。“庶之”指人口增長，包括人口的自然增長和人口歸附。人口自然增長要有農業發展為支撐，而人口歸附便是“有德此有人”“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庶之”除了人口增長外，還可以延伸為物產的可持續發展。“富之”包含了個人財富的增長以及對社會共同富裕的追求。“倉廩實而知榮辱”，解決溫飽才能有更高的道德追求。但中國古人歷來不主張只追求個人富裕，“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因此要有博大的胸懷，追求人民共同福祉，實現共同富裕。使人們以正當合理的方式實現“庶之”“富之”的方式就是“教之”，同時，教育還是實現人的現代化的關鍵因素。“庶、富、教”三階段并不是機械的遞進關系，而是互相之間構成了互為表里、互相支持的動態和諧發展體系，將人類自然生命的生長和道德生命的生發融為一體，推動社會不斷發展進步。
教化始終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和實踐中的宏大話語，也是實現物質文明也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的重要途徑。中國古人清楚地認識到，國家治理的實質是人心治理，因而道德教化始終是治國理政之首務。西方屬于宗教型的文化傳統，教會承擔著道德教育的職能，人的道德品質依靠教會培養，領導者也不例外。從歷史上看，在西方國家的治理體系中，在注重公平正義的制度設計的同時，對領導者的道德教育也并未忽視。與西方的宗教文化傳統不同，中國文化是一種重視倫理道德教育的倫理型文化，重視從家庭、學校、社會教育中培養人的倫理道德觀念。如果說在西方的宗教文化傳統中，宗教承擔著道德教育的職能，政治與道德教育相分離是其基本特征，那么中華傳統的倫理文化，則以政治與道德教育合一為基本特征，《尚書·泰誓上》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甚至政治本身就具有教育的內涵，“政者，正也。”在倫理型文化的背景之下，政府（而非教會）承擔著道德教化的責任。道德教育由國家來負責，通過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宗教教育等不同形式，使倫理道德教育深入人心。傳統教育也在幾千年的發展中不斷更新和進步，與文化統一、政治統一交相呼應。政治與教育的相互作用，也是維系中國大一統政治的重要原因。
通過學校進行道德教育，是中國治理的一大特色。古代君王無不把教化人民作為治國要務，設立太學在國都推行教化，設立庠序（地方學校）在地方教化人民。在道德教育中，堅持以孝道為本、文化為要、身教為先的原則，通過以禮樂射御書數為內容的教育，把人培養為文質彬彬的君子圣賢，即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人。在整個學校教育體系中，特別重視對官員的品德教育。《周禮》中就詳細記載了掌管教育的各級官員以及教授的內容，這種道德教育起到了凈化人心、防微杜漸、導人向善、促進和諧的作用。不僅如此，良好的道德教育，還可以“絕惡于未萌”“禁于將然之前”，起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使人不僅不敢作惡、不能作惡，也恥于作惡，不想、不愿作惡。
近代以降，由于西方價值文化強勢介入等歷史原因，具有典型意義的“政治與教育合一”的治理體系受到了相當程度的沖擊，具有中國本土特質的道德標準、價值體系也面臨著被消解的危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如果我們的人民不能堅持在我國大地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道德價值，而不加區分、盲目地成為西方道德價值的應聲蟲，那就真正要提出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會不會失去自己的精神獨立性的問題了。如果沒有自己的精神獨立性，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獨立性就會被釜底抽薪。”
（三）“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制度
在政治與教化合一體制下，要想實現良好有效道德教化，選賢任能是關鍵。教民是為政者的重要責任，這就使得官員能否接受圣賢教育、選拔制度能否實現選賢任能尤為重要。“上所施，下所效。”“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這些都說明，要使政事辦理得當，要使教育取得預期效果，就必須選擇賢德之人擔任各級官員，即任人唯賢，選賢與能。正如孟子說：“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能夠保證賢德之人在位，才是真正的愛民。這就是荀子所說的“愛民而安，好士而榮。”正是對賢才重要性的認識深刻，中國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合理的選人用人理論和制度，累積了豐富的智慧和經驗。
中國自上古時期便已經開始了選賢的實踐。堯將帝位禪讓給舜，這個過程就是選賢舉能。當今中國很多干部培養模式和制度，都能從堯舜這里找到歷史淵源。從漢代開始，中國歷史上先后出現了三種重要的選舉制度，即察舉制、九品中正制和科舉制。伴隨選舉制度的還有“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的連帶責任機制、“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與”的獎勵原則等。為了求取真正的賢才，君主也必須使臣以禮、禮賢下士等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科舉制在中國實行了1300年，歷史上因此涌現了一大批優秀的人才，不僅對中國歷史產生了積極并且難以估量的深遠影響，還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深遠影響。
梳理歷史上各種選賢方式可以發現，這些制度都是圍繞著把人培養為圣賢、將德才兼備的人才選拔出來而設計的，目的是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因此才能出現“人才輩出，文武并興”的局面，保證社會大治。正如《禮記·禮運》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然而，當一種制度出現問題，不能再選出賢德之人的時候，就必然會被歷史淘汰。
三、“中國式現代化”的思想理念
英國學者馬丁·雅克在其著作《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中敏銳地指出：“認為中國對世界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經濟方面，實在有些過時。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可能也會產生無比深遠的影響。”中國的成功，歸根結底是中國制度和中國治理模式的成功。中國制度好不好、優越不優越，早已是無須爭辯的議題，要想理解好在哪里，優越在哪里，就必須要對制度背后的思想進行準確的解讀和闡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具有重大意義，是治國理政的重要思想資源，能夠為治國理政提供經驗借鑒和智慧啟示。中華民族之所以是中華民族，就是因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賦予的精神氣質。對于中國式現代化而言，道理也是如此。要想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就必須讀懂涵養了中華民族精神氣質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一種關于“道”的整全認識。天地之間的萬事萬物都循“道”而行，如《中庸》所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這就決定了中國古人無論是在處理與家國社會之間的關系，還是在處理與天地自然之間的關系時，都崇尚效法于“道”，按照“道”的要求通達宇宙人生的真理，成就利國利民的事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古人形成了關于治國理政和社會發展的龐大而又嚴謹的思想體系，其中既涉及為君之道、為臣之道等關乎“人”的一面，也有為政之道等關乎“制度”的一面。具體而言，治國之道關乎人的一面表現在諸如以民為本、民貴君輕、親仁善鄰等，為政之道的一面則表現在諸如德主刑輔、選賢與能、以和為貴等。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以道治國。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其中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在文化傳承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又強調：“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所以能夠結合，其深層原因在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主張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諸多元素，如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貫、多元一體的大一統傳統，修齊治平、興亡有責的家國情懷，厚德載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的經濟倫理，天人合一、萬物并育的生態理念，實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學思想，執兩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維方法，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等具有高度的契合性。”習近平總書記從10個大的方面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宇宙觀等做了提綱挈領式的概括，為人們準確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文化底蘊指明了方向，傳達著堅定的文化自信和歷史自信。中國式現代化的精神與此一脈相承，全面地體現了古人治國之道的精髓。這十個方面既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最好繼承和發展，也是中國式現代化所蘊藏的精神氣質的最佳體現。
四、“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特征
在梳理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根源和思想理念后，結合“西方治亂”及其背后的根源，便不難總結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特征。這些特征可以用“三個統一”“三個結合”“三個超越”來概括。
“三個統一”是指治道與政術的統一、傳承與發展的統一、歷史與未來的統一。中華文化是“志于道”的文化，在“道”這個普遍規律的基礎上，使用“合于道”的治理政術，這就是治道與政術的統一。
“道”作為普遍的規律，在治理的領域稱為“治道”，政術屬于治理的工具，也就是“器”。“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以“道”指導“器”的使用方式，以“道”引領“器”的發展方向，以“道”約束“器”的創新形式。在治理中，堅守不變的是道，可變的是治理的具體形式。道不變，保障了文化與文明的傳承；形式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化，不泥古，不固步自封，與時俱進，推動了社會的發展。這就是中國獨具特色的守正創新的發展特點，即傳承與發展相統一。
當“道”將傳承與發展相統一的時候，歷史與未來自然就達到了統一。因為有了“守正”的理念，古人在做決策時，就不會只顧及眼前的小利而做出急功近利的選擇，而是會考慮長遠的流弊。“江河若斷流，吾輩何以對子孫；文化若失傳，吾輩何以見祖先”表達的是上考慮先祖下考慮千秋萬世，將當下的利益與長遠的發展相結合的理念。當今中國在制定決策規劃時，注重繼承前人基業，不搞前后相互否定，從“五年規劃”到“千年大計”，從短期計劃到長期規劃，體現了歷史與未來相統一的特點。
總之，“志于道”“合于道”是“中國式現代化”所有特征中最根本的特征。也是中華文明得以綿延不絕、守正創新、代代承傳的關鍵。對比西方國家悖于道的社會發展理念，缺乏長遠規劃的治理模式，便不難理解為什么西方國家建立的功業只可大而不可久。
“三個結合”是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科學與人文相結合、國內與國際相結合。古人歷來強調“知行合一”，反對單純對形而上的追求，而是強調要能“安身立命”“經世致用”。例如《中庸》在“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后面緊跟“篤行之”。為學如此，為政亦如是，將思想理念與制度設計相結合，才能使“志于道”的治理落到實處。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同樣是當代中國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指引下所遵循的實踐論。這是“中國式現代化”取得成功的關鍵。
中國古代創造了光輝燦爛的科技文明，取得了諸多領先于世界的成就，甚至不乏領先世界千年的成就。但是，中國古人并未因此而無節制地發展科技，因為古人深刻地認識到，無序的科技發展會導致文化乃至人類的毀滅。科學特別是技術必須在人文精神的關懷之下健康有序地發展，換句話說，科技也是“器”的一種，必須以“道”為發展的道路和指歸。上古的經典《易經》被稱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其中包含著深邃的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理念，就是科學與人文的完美結合，類似的還有《黃帝內經》，將哲學與醫學相結合。此外，《論語》云：“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任何一種“藝”當其冠以“道”時，如茶道、武道、棋道等，便不再是普通的“術”了，而是使人通過百工技藝的培養，涵養德性，最終歸于道的方式。這種將科學與人文相結合的方式，使人們在科學技藝方面的發展不偏離“道”的方向，為古代治理成就的取得增加了向心力。
無論是古代還是當今，經濟上通商往來、文化上交流互鑒等，都是在國家治理中必不可少的，這就是國內與國際相結合。中華文化是“志于道”“合于道”的文化，同時懷抱著開放的態度，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在文明交流互鑒、文化不斷融合中，中華文化與其他文化中合于“道”的部分相互吸納融合，有悖于“道”的部分則在歷史的發展中逐漸淘汰；這個過程是自然而然的。“志于道”“合于道”的特點不僅使中華民族在文明互鑒、文化交融過程中始終保持高度自信，也避免中華文明被其他文明所反噬——即使在作為文明守護者和傳承者的國家形態遭受局部入侵乃至亡國的時候亦然。
“三個超越”是指求大義超越逐小利、王天下超越霸天下、普遍性超越特殊性。求大義超越逐小利也可理解為追求共同利益超越追求部分利益。追求大義并不是不講私利，而是作為共同利益，在追求大義的過程中，利益自然在其中了。家國天下的一體性以及家國情懷的雙向性，使“中國式現代化”超越了個人本位、超越族群矛盾、超越社團利益、超越黨派紛爭、超越宗教形態、乃至超越國家本位。大義超越小利達到了全局與局部的辯證統一。
中國的歷史經驗是“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強不執弱，富不侮貧”“國雖大，好戰必亡”“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這些理念在中國代代相傳，深深植根于中國人的精神中，實際體現在中國人的行為上。中國始終追求和平的發展道路。雖然“王霸之辯”始終是中國歷史上爭論的焦點，但是梳理中國歷史上的盛世可以發現，王天下所成就的功業可久可大，而霸天下的功業雖可大但不可久。這在當代東西方的發展中體現得尤為明顯。美國和西方國家雖實現了一時的強大，但真實的西方近代史是建立在殖民和掠奪的基礎之上，借助工業化而實現逆襲，其發展邏輯不具備普遍性，只是人類社會進程中的局部形態。而且王道天下與霸道殖民也成為“中國之治”與“西方之亂”背后的原因。正是在王天下超越霸天下理念的指引下，發展出了諸多超越：以人民為中心超越以資本為中心、社會安定超越資本擴張、合作共贏超越零和博弈、和平超越對抗、追求長久超越追求一時，從而呈現出了“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的對比。
中華文化能夠達到和而不同的治理境界，是因為中華文化是“志于道”的文化，“道”是具有普遍性的規律，依據道而治理，可以超越特殊而達到普遍，這也使得“中國式現代化”所包含的“中國智慧”“中國方案”，既有時代性，又有超越性。
總之，“中國式現代化”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治理智慧，并在歷史上開創了一個又一個盛世。通過溯源歷史研究“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根源，不僅能對今天中國為什么成功做出深刻的回答，從而堅定文化自信，還能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國家治理的智慧，進一步完善“中國式現代化”，創造和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此外，還可以借鑒古代天下體系的建設理念和實踐，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尋找全球治理的理論和方法提供重要啟示和出路。
【作者分別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闡釋黨的二十大精神”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底蘊及思想理念研究》首席專家、核心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