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余莉
“民惟邦本”的出處和歷史影響
“民惟邦本”是中國傳統民本精神的集中體現。“民惟邦本”出自《尚書·五子之歌》。書中記載，太康身居帝位卻不務朝政，放縱情欲，沒有節制，百姓對他非常怨恨，但他卻不知反省。有一次他到洛水之南打獵，打了百余天都不回都城，國民怨聲載道。有窮國的國王(即后羿)把太康攔在了黃河岸邊，不讓他回國。太康的五個弟弟埋怨太康不理朝政而陷入困境，分別作了一首詩來勸誡太康。其中第一個弟弟說：“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意思是，人民是國家的根本，根本牢固了，國家才能夠安寧。我看天下的愚夫愚婦，都能夠戰勝我。對于民怨，豈能只在乎已經顯露的？應該在尚未顯露時就有所謀劃。我治理億萬民眾，危懼的心情就像用腐朽的繩索駕駛六匹馬拉的馬車。作為民眾的君主，怎么能夠不謹慎恭敬呢？
《尚書》中的這種“民惟邦本”的執政理念貫穿于整個中國歷史。早在《周易》之中，就已經出現了與此一致的思想。《周易·剝》：“《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山本是高起于地面，卻由于下不厚而頹下，附著于地，這是圮剝之象。圮剝必然是從根基開始，下剝則上危。為政者通過圮剝之象反思施政，那么在治理時就應當“厚下”，厚恩加于百姓，以求得“安宅”。《周易禪解》云：“山附于地，所謂得乎丘民而為天子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故厚下乃可安宅，此救剝之妙策也。”山附于地，就是孟子所講的“得乎丘民而為天子”，也就是《論語》中孔子講的“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民是社會的基石，以民為本則民足，民足則社會的基石就穩固，社會的發展才有保證。
歷史的發展驗證了“民惟邦本”這一規律。例如，夏商周歷經數十世才衰敗，而秦朝兩世就衰亡了，原因在于夏商周三代的君主能夠和天下的人民同甘共苦。而秦始皇獨裁專制，壓迫百姓，所以一旦傾覆、遇到危難，也沒有人去拯救他。由此可見：“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在位者、執政者對待人民、百姓的態度與其基業的興衰成敗具有密切關系。正如《左傳》中所總結：“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
民本思想的三個層面
一、經濟上富民利民
關于經濟上富民，孔子的“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以及“庶之”“富之”“教之”的經濟發展“三步曲”論述說明，孔子從不否認人們對物質財富的正當追求，并認為一定的物質條件和經濟水平是實施良好有效的道德教化的基礎。孟子也說：“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制禮義哉？”(《孟子·梁惠王上》)管子也明確提出：“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管子·治國》)所以治國首先應該從經濟上富民。
同時，古人還認識到，經濟的發展并不必然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關鍵是要實現經濟均衡發展。《道德經》曰：“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有余、不足，皆是不平等。如果放任有余而不損、不足而不補，有余和不足之間的差距就會越來越大，必定會因貧富懸殊而導致社會沖突。因此，治國當效法天道，損其當損者，補其當補者。中國古代士、農、工、商的排序，以及經濟政策中輕徭薄賦、為民制產、防止兼并等都是調節不均、減少貧富差距的手段。當然，損益手段必須依循中正之道，才能舉國上下貧富貴賤皆得歡喜。《周易·益》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損抑于上、增益于下，民眾就會喜悅無限；尊貴者禮賢下士、增益民眾，其道必能大放光芒。利益有所往，以中正之道讓天下人受益，皆能吉祥。
關于如何富民，古人提醒統治者要節制欲望。《晏子春秋》中記載：晏子教導齊景公說：“節欲則民富。”所以，在古人看來，富民不是簡單地追求經濟增長，因為這不能解決兩極分化的問題，保證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因此，效法天道損有余而補不足，從制度的設計上促使經濟均衡發展，倡導富裕的人節制欲望，反對奢靡之風，關心扶助弱勢群體，避免財富過分集中在少數人的手里，都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手段。
在富民方面，古人特別重視對弱勢群體的關心和扶持，國家尤其注重設立一些制度，來消除因為階層、行業、老弱、疾病、災難等所導致的貧富差距。《禮記》記載，古禮規定，在位者除了不與民爭利之外，還要承擔慈幼、養老、振窮、恤貧、寬疾等責任。例如，母親生三個孩子，國家提供乳母；生兩個孩子，提供食糧；十四歲之前的少年人不用服徭役，這些都是慈愛幼童的具體制度。在養老方面，五十歲以上鄉里養老；六十以后由國家養老，養于國中的小學；七十以上的養于大學。秋天的第二個月，要注意養護衰老的人，授給他們坐幾、手杖。在賑濟貧窮方面，國家對于鰥寡孤獨等困窮之人，要提供谷物糧食；要加賞以身殉國者的后代，對以身殉國者的妻子兒女提供財祿的供給。在寬待殘疾之人方面，凡是有殘疾不能做事的，不在征兵作士卒之數。《禮記·月令》對此有詳細論述：“仲春之月，養幼少，存諸孤”，“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幾杖”，“孟冬之月，賞死事，恤孤寡”。鰥寡孤獨廢疾者，也就是現在的弱勢群體，是社會中的“短板”，把“短板”補齊，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
二、政治上重民聽民
關于從政治上重民，《六韜》中記載：善于治理國家的人，對待百姓就像父母慈愛自己的兒女、兄長友愛自己的弟弟一樣，“見之饑寒，則為之哀；見之勞苦，則為之悲”。這就要求在位者要愛民如子，切實關心百姓疾苦，回應群眾關切，解決民眾困難。
在位者從政治上重民，主要表現在必須重視傾聽人民的呼聲，讓下情能夠上達。《潛夫論》中講：“治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后君明察而治情通矣。”為此，古圣先王設立了各種制度，以便聽取人民的諫言，了解自己的施政得失。《后漢書》中亦記載楊震之語：古代圣哲明王所以能明察事理、修政安民的原因，就在于不僅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讓人們隨時可以進諫，甚至聽到百姓的怨罵，都會洗耳恭聽，真誠接受，真正地做到了廣泛聽取普通百姓的意見、全面細致地體察民情。這些勸諫制度的制定，都是為了使民情上達，民心安定。這樣廣開言路，才能洞察隱憂，做到兼聽則明，不被蒙蔽。
三、文化上教民化民
關于文化上教民，《管子》中曾言：“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道，莫如教之。”關于教育的目的和核心，《禮記·學記》中言，“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即讓人善良的方面不斷增長，而使人的過失得以挽救。因此，一個好的領導者應同時具備“君”“親”“師”三個職能。這意味著在位者不僅僅要管理率領民眾，還要像父母關愛兒女般關愛民眾。除此之外，還要教導民眾做人的道理。這些才是真正的利人之道。
中國傳統道德教育的規范簡要明確，易記易傳，概括起來就是“四維”“八德”“五倫”“五常”。四維即禮、義、廉、恥。《管子》講“四維張，則君令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八德即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五倫”即孟子總結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常”即仁、義、禮、智、信。這些都是千百年來中國人普遍奉行的道德觀。
中國傳統的教育不僅包含倫理道德的教育，“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內容。在中國古代，教育由儒釋道三家共同承擔，因果教育貫徹于三家教育之中，核心都是教導人們“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如《周易·文言》的“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大學》的“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中庸》的“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尚書》的“惠迪吉，從逆兇，惟影響”，《詩經》的“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等等。
《晏子春秋》中記載，齊景公曾問晏子：“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回答說：首先要明確教義和政令，并且自己率先履行；對待人民不用苛政，而以刑罰來防止犯罪；要求臣民做到的，君王必須先做到；禁止百姓去做的，自己一定不能違反，這樣，人們才會服從其教誨。
所以，教民要求領導者和教育者首先接受教育。民眾跟從的是為政者的行為，而非其言語。正如《禮記·樂記》中所言：“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如果為官者認為需要教化的是百姓，自己卻不能身體力行，結果勢必會導致“言教者訟”，使民眾對在位者生起逆反情緒，達不到教育的效果。
總之，漫長的歷史發展中積累的民本思想，對于我們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建設中國特色民主政治，實現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等都具有重要借鑒和啟示。